香港医生傲慢根本原因是套用英国美国的医生进入门槛的标准制度。

香港的医生特别傲慢，并不是他们医术多么高明，其根本的原因是香港医院套用的是英国美国的医生进入门槛的标准制度。
那是一个深度制度化的产物，一个几乎照搬英美的医生准入规则高度嵌套进本地医疗系统的结果，而这些制度，看似“高标准”，本质上却构筑了一个闭环的精英型垄断结构。
先说说他们考医学有多难，全香港只有两所大学有医学院——港大和中大，每年医科招生不过约500人。
这500人是什么水平呢？过去五年以内，大约有六成的香港中学文凭试（DSE）状元，是冲着医科去的。
在他们眼中，学医几乎成了“社会顶层通行证”，有前途、工资高、社会地位也突出。
问题是，当一个系统从入门就筛掉了大量普通人，它最终塑造出来的医生，思想和行为，也很难真正贴近社会底层，换句话说，他们不可能真的“和病人在同一频道”。
考进去还不算完，即便从港大、中大毕业，接下来还要经历至少12个月的驻院培训，才能申请正式执照，而对非本地医生来说，那才是真正的地狱模式。
如果你是在内地甚至是欧美某个声誉不错的大学拿到的医学学位，你想来香港执业？对不起，请先通过“LMCHK”考试。
这个考试通过率是多少？近年数据显示，不到20%。
临床考试部分完全没有固定教材，基本靠考官“自由发挥”，很多时候，一个动作、一个对话表现不好，就直接判不合格。
更要命的是整个考核过程限定使用粤语，这对非香港本地长大的医生而言几乎是双重门槛。
不合理吗？香港医务委员会不这么认为，他们对外的说法一直是：“这标准是保障市民安全，不可随意降低。”
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这种“高标准”让外地医生无法输入，反而造成香港本地医生长期稀缺。
医生变少，工作压力变大，沟通时间缩短，最终还是香港市民买单。
医生人数在哪种状态才算紧张？截至2024年，全香港医生总数大约为16,000人左右，每年新增执业医生大约几百人。
虽然每年也有新医生进来，但医生总量和人口比例并不理想，尤其是放在公共医疗系统里，情况更紧张。
超过90%的医疗服务由公立系统承担，而排队看专科需要多久？内科133周，差不多是2年半。
你今天不舒服，预约后等到看的时候，那点小毛病早变成难治的慢病了。
有病人去看心脏科，医生第一眼看上去就很紧张地说：“你之前那次漏诊我们很抱歉，但我今天要赶六十个病人，我们得尽快。”
不知道这算是坦诚还是无奈。
绕不开的是一个现实：医生群体，不管在收入还是社会地位上的“顶层属性”，尤其是在私立医疗系统里，已经形成了近乎不可动摇的优势。
根据最新数据，香港公立医院的医生月薪中位数约11.57万港元，那些在私立医院执业的高级专科医生，月入百万已经是行业共识，而市民的人均工资却还徘徊在2万港元上下。
一个职业阶层既被神化又被垄断，它怎么可能不傲慢？尤其当这个职业背后还有一整套体系在为它筑围墙。
每年医务委员会实际发出的医生牌照控制在百余张上下。
进入这个行业像是通关游戏，唯有被本地教育、训练、语境改造过的医生才拿得到通行证。
这种人为制造的“医生稀缺性”让他们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听不听病人讲话，是他们觉得“值不值”的问题、一种主观选择，而不是职业必需。
也就难怪，当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香港，中央提出派医生支援，香港医学会当时的态度非常冷漠，甚至明确表达担忧：“语言障碍”、“医学理念不同”、“医疗质量把控难”。
问题是，那是一个医疗体系天天喊着“资源紧张”的时候，他们却连一个希望援手的提议都断然拒绝。
出发点并不是患者，而是系统本身是否还能继续维持由自己主导的控制权。
那时候一个细节很震撼，香港检测一个核酸标价高达3550港元，而在深圳，只需约百元人民币。
这不是成本问题，而是资源被定价、成为少数群体话语权的象征，已不是服务大众的公共资源。
为了稳住局面，2023年香港特区政府做了点补救措施，宣布首批承认包括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在内的七所内地高等院校的医生资格。
但即便如此，非本地医生依然绕不开实习、口试、评核的全套流程，换句话说，“敢开放”的窗口依旧窄。
香港医生的“傲慢”，到底是个体问题，还是墙外人无法理解的系统选择？那种态度，是被一个精英化、排他性极强的系统塑造出来的。
它选拔出学业顶尖、背景优越、语言条件优秀的学生，再经过细致的本地化训练，最终变成既收入高又稳定的职业层。
久而久之，他们就不再以患者满意度为第一目标，而是一个自我系统内的成功接受者。
要改变这一切，可能的路径包括：
扩大医学院招生规模，透明医生执业考试标准，逐步开放数据和权力结构，同时加强与内地医疗系统的融合互动，让医生身份不再是一种被垄断的“特权符号”，而逐步返回“服务岗位”的本质。
说到底，医生再专业，如果没有耐心倾听、设身处地了解病人的不安，那种“专业”就会变成另一种形式的权力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