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里的冯道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张景平

电视剧《太平年》里戏份颇重的冯道，自号“长乐老”，历史上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执相位二十余年，在五代时期颇有影响。有人说他是忠贞之士，更有人说他是奸臣之尤。冯道，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乱世士大夫的初始人设

李唐末叶，冯道出生于河北瀛州一个世代为农、间有读书传统的家庭。冯道从少年时就养成清贫自守的“俭德”，无论生活条件多么恶劣，皆安之若素。后来他的官越做越大，仍保持这种俭约的习惯。艰苦朴素，是史官为读者设置的冯道第一人设。

冯道年轻时刻苦读书，而且颇善作文，被当时朝野公认为儒家经典掌握扎实、文章高明的代表。“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他常吟的诗一时在绮丽奢靡的后唐宫廷中流行。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之一，印刷术的发展传播史上也要提冯道一笔。冯道较早用雕版大量刻印儒家经典，使得寒门子弟更易获取书籍而得到教育机会与上升空间，而此前的印刷术主要用于佛经的传播。另外，冯道因为博览经籍而颇通治术，很有治国的本领。在此，我们获取了冯道的第二重人设：践行儒学的文化人。

冯道少年时代，李唐王朝的基本统治秩序已近乎瓦解，他踏入仕途是从作为军阀刘守光的掾属开始。刘守光继承其父刘仁恭的地盘割据今北京一带，为人荒淫残暴、好战嗜杀。冯道曾审时度势，劝刘守光不要贸然兴兵征伐，却被下狱并险些丧命。后来冯道转投实力更雄厚的老牌军阀河东李克用势力并得到重用，追随李存勖南征北讨，在攻灭后梁势力后正式荣登宰辅之位。冯道的第三重人设在此凸显：一个辅佐军阀、从事实际工作并颇有建树的“师爷”。

艰苦朴素、业儒崇实与效力武人，冯道的三重人设在史家笔下被反复晕染。但以今天的眼光看来，这种晕染并非无心之笔，重叠浸润之下，一种不同于唐代后期士大夫的形象呼之欲出。我们可以对照冯道的三条标准，先看看唐代后期士大夫的基本形象究竟如何。

冯道的第一重人设是艰苦朴素，唐代后期士大夫大多纵欲奢靡。在“衣”的方面，唐代男性服装受到官阶与制度限制，在样式与颜色方面不能越制，但用料日益讲究。在“食”的层面，唐代士大夫对美食的追求一如他们对诗歌的厚爱从未停歇。丁卯桥、法门寺等地晚唐金银器的出土，直观地将这种时代的奢靡之风呈现给我们。

冯道的第二重人设是业儒崇实，晚唐士大夫则是好文务虚。《封氏闻见记》中记载，那时的士大夫大多对经典只有碎片化的理解，而且错误很多，对儒学宗旨懵然不知。儒学宗旨并非只有道德训诫，还包含有许多统治技术。当时社会推崇士大夫的文学能力，其核心是讲求对仗、声韵与用典的骈文。骈文讲求辞藻华美、用典丰富，对形式的考究远大于对内容的要求。由此造成士大夫风气日渐浮华，人们沉浸在文字构造的绮丽世界中不能自拔，洞察与改造现实的能力日渐衰弱。

冯道的第三重人设是出身僚佐，而晚唐士大夫则是自命“清流”。唐人做官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基层公务员选拔与官荫直接入仕三种途径。但到唐后期，通过科举考试特别是进士科的选拔进入官场，逐渐被视作“正途”。相形之下，冯道侍奉粗鲁的武夫、从处理日常庶务起家做官的路径，在“清流”眼中是上不得台面的。

正是秉承这样的人设，冯道最终崛起为五代乱世士大夫的代表。他在掌握朝政的时间中，以其独特的风格对晚唐士大夫的诸种习气进行了矫治。从后唐时期担任宰相以来，冯道率先垂范，抑制士流奢靡之风。然而，冯道的标本意义并非在于这三重基本“人设”，他的更大价值还在于他独特的政治人格。

“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

后世总是简单化地抨击冯道“卖国至赏”“大节已亏”，然而冯道毕竟真实得到了当时朝野的拥戴与不同君主的礼遇，只强调他的无耻与善变，就脱离了当时的实际。冯道获得当时之声誉，首先在于他在乱世中尽可能减轻民众的痛苦、维持国家机器的基本运转。

冯道在累朝为官的宦海生涯中，首先致力于维护百姓的生命不至丧失、家庭不至离散，其次在于减轻百姓负担，尽量降低战争与恶法的掠夺。面对政变攻伐之际充满戾气的武人，冯道不止一次劝谏他们不要屠城或滥杀，不要过分搜刮财物。

五代时期，各朝君主皆为武人出身，冲锋陷阵身先士卒，治国经邦却捉襟见肘。面对这些人时，冯道便坚守一种类似“技术官僚”的立场，而这“技术”就是基本的行政技术。在后唐、后晋两朝，冯道都拒绝了君主关于军事事务的询问，坚称自己的职责是“守历代成规”，并做好文官系统中枢的管理工作。所谓文官系统，从结构上看是一个从上到下等级分明、分工严密的科层系统；从运行流程上观察，则是一个文书行政系统。冯道成为宰辅前最重要的一个阶梯，就是担任李存勖霸府的掌书记。这个职位不但要撰写军事文件与外交文件，还要批答处理各类表章奏启之类行政事务性文件，由此锻炼了冯道对文书行政系统的极强驾驭能力。

后晋废除枢密院、恢复中书省，冯道总揽中书大权，俨然唐代首席宰相再临。依靠对这套文书行政系统的熟练驾驭，冯道掌握了那个时代的关键统治技术，税收、法令、人事的事务皆可措诸指掌，使得中原政权的国家机器在战乱中基本得以维持；甚至在被契丹劫持留滞河北的最黑暗时刻，冯道还能领导这个半俘虏状态的文官小集团发挥一些基本的政治功能。

冯道的仁爱之风给他积累了崇高的声望，而对中枢事务的熟稔又使他具有了“不可代替”的底气，也使他获得了丰厚的人脉与名望。但仅仅保持爱民的态度与恪守“技术”官僚的本分，冯道的政治担当还不足以成立；变幻莫测的乱世中，政治手段的圆熟尤其必不可少。冯道所采用的政治手法，就是无原则地向强权低头，将君臣之义抛在一边，有时甚至不惜扮演丑角。

后唐末期，潞王李从珂在凤翔起兵来攻洛阳，后唐愍帝李从厚出逃卫州。作为重臣的冯道在李从珂尚未到达洛阳时便让中书舍人卢导上表劝进。卢导认为臣子抛弃有大恩的故主十分不妥，冯道祭出金句：“凡事要务实。”

“儿皇帝”石敬瑭靠契丹支持取得帝位，对这强大外援自然不敢怠慢，要派遣重臣出使以示亲善，争取利益，多数大臣如兵部尚书王权认为两国若平起平坐也就罢了，但现在既以契丹为“父”，等于以“陪臣”之身份朝拜“夷狄”，受不了这种羞辱。只有冯道允往出使，到达契丹后隐忍气候的苦寒与胡人的蔑视，对契丹君主耶律德光大拍马屁，尤其是在耶律德光颁赐牛头等物后立即赋诗称谢；石敬瑭临崩时，欲立幼子重睿，命左右将其置于冯道怀中，拳拳托孤之情溢于言表；然而石敬瑭尸骨未寒，冯道便改立更为老成的齐王石重贵。

不久后晋被契丹灭亡，耶律德光以胜利者的态度在汴梁奚落冯道不能善尽辅佐之节，并讥讽地问他是何许人也，冯道面不改色地答道：“无才无德，痴顽老子。”但冯道极尽恭维之后，又劝谏说当今天下的百姓，神佛都救不得，全靠皇帝陛下。说得耶律德光大悦，遂大为收敛了在中原的杀戮，百姓为此称颂冯道。

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冯道拜倒强权、丝毫不顾及君主的嘱托，有时又自污到了近乎丑恶的地步，确实可以说是一种“苟且”。然而冯道在每次政治上的“苟且”之行时，并未表现出一副躁进侥幸的小人嘴脸，相反却一直十分平静。这种平静，可能来自其对乱世中个人乃至政权无常命运的参悟。冯道曾写下一句著名诗句：“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不问“前程”的“好事”，既可以理解为个人的不计利害，另一层面还暗含着这样的意思，即“行好事”会按照个人内心得标准执行，不为政权乃至君主的前途负责，一种冷峻甚至冷漠的情绪贯穿始终。“担当”与“苟且”并存，冯道的政治人格方能理解。

冯道早年时曾作诗明志：“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须知海岳归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此诗创作于五代乱世刚刚开始的最黑暗岁月，却令人惊讶地洋溢着一种缉熙光明的气氛。其中的主题有两点：首先，个人不要为时局的走向萦怀，现实“存在”即客观，相信未来便足够；其次，个人要谨守私德、心中无恶，看似凶险坎坷的前途自然广阔。当我们后来观察时代走向与冯道平生所为，确乎也与诗中所论若合符契。但我们仍然要追问，冯道这种自信与从容究竟是怎样从内心发展出来的？

儒家历来讲究“内圣”与“外王”的双重追求，但在事实上儒者自身能够左右的只有“内圣”一途，即自我修为。能否实现“外王”则取决于时代的际遇、取决于个人能否“得君行道”，于是“有道则仕，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便成为一种更普遍的选择。但如果每一个不幸遭逢乱世的士大夫都“卷而怀之”，那么乱世之生民谁来拯救？可如果在“乱世”时积极入世，所遇皆是“无道”之主，怎样能确保自己不随波逐流甚至助纣为虐呢？冯道的实践给出了答案。首先，修持内心、节制欲望，不于乱世中“苟得”，这样确保自己的行为就不是逐利的、自私的；其二，无论现实多么残酷，相信这只是历史的一段，未来必趋于美好。归根到底，冯道并非雄才大略式的人物，在武夫互相攻伐的乱世之中，无力改变现实，只能走一条不违背内心良知的道路，尽量减轻战争对百姓的危害。

冯道离世之时，朝野一片悲慨，说明他在当时舆论特别是民众心中有着特殊的分量。但乱世结束，史官、理学家却对冯道进行了无情挞伐。北宋真宗、仁宗之际，儒学复兴，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再看冯道，他不仅辗转于五代中原政权之间,还接受了耶律德光的委任，变得大节有亏。欧阳修把冯道列入《杂传》文臣之首，认为他“仕非一代，不可以国系之者”,“诚君子之所羞”，在欧阳修眼中，冯道是最羞耻的文臣。经过欧阳修和司马光的传播，冯道成为贰臣典型。

据“国家人文历史”公众号

栏目策划/编辑 马纯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