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领袖，骂过皇帝、改过史书，凭1句话影响国人千年

提到北宋文人，很多人会先想到苏轼，但有位文人被苏轼尊为“师长”，更是撑起北宋文坛半壁江山的领袖人物——他就是欧阳修。这位集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于一身的“全才”，一生跌宕却始终坚守初心，留下的不仅是千古文章，更有影响中国人千年的处事哲学。

欧阳修的人生起点，比多数人都要艰难。他出生时父亲早已去世，母亲郑氏带着他投奔叔父，家境贫寒到“荻草画地学书”——没钱买纸笔，就用芦苇杆在地上教他写字。可正是这份窘迫，让欧阳修早早懂得“唯有读书可破局”，10岁时借到《昌黎先生文集》，便如获至宝昼夜研读，韩愈的文风从此在他心中埋下种子，也为后来的“古文运动”埋下伏笔。

23岁那年，欧阳修凭借扎实的功底考中进士，踏入仕途的同时，也开启了他“敢说敢做”的人生。在洛阳任推官时，他与梅尧臣、尹洙等文人结为好友，带头反对当时浮夸空洞的“西昆体”，主张文章要“明道、致用”——既要讲道理，更要有用处。这种看似“叛逆”的主张，起初遭到不少守旧文人的反对，但欧阳修始终坚持，甚至在主持科举考试时，直接将写“西昆体”的考生拒之门外，硬生生扭转了北宋文坛的风气，也让“古文”重新成为主流。

作为政治家，欧阳修的“硬气”更是出了名。他曾多次直言进谏，甚至敢当着皇帝的面指出朝政弊端。庆历年间，范仲淹推行变法，欧阳修全力支持，哪怕变法失败后遭到守旧派诬陷，他也没低头，反而写下《朋党论》为改革派辩护，直言“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这份敢于对抗权贵的勇气，让他多次被贬，但每到一处，他都尽心尽力为民办事：在滁州时，他减免赋税、修治水利，写下《醉翁亭记》时，文中“与民同乐”的理念，正是他为官的真实写照。

除了在文坛和政坛的成就，欧阳修在史学上的贡献同样不可忽视。他耗时17年，独自编撰《新五代史》，打破了以往史书“只记事件不评对错”的传统，每篇结尾都加上“呜呼”开头的评论，借历史批判乱世中的道德沦丧。后来他又牵头编撰《新唐书》，为了保证史书的真实性，他严格审核每一处史料，甚至不惜与同事争执——有位编修想为某位官员隐去过错，欧阳修直接反驳：“史书是给后人看的，岂能因私情篡改？”这份对历史的敬畏，让《新唐书》成为后世研究唐代历史的重要典籍。

欧阳修的一生，既有“春风又绿江南岸”般的文人柔情，也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斗士风骨。他晚年退休后，仍不忘提携后辈，苏轼、苏辙、曾巩等“唐宋八大家”中的人物，早年都曾得到他的赏识与推荐。有人问他为何如此看重后辈，他笑着说：“文坛不能只有我一个声音，新人起来了，文章才能传得更远。”

如今千年过去，欧阳修的文章仍被收录在课本中，他主张的“文以载道”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文人，而他“与民同乐”的情怀、对历史的敬畏、对后辈的扶持，更成为中国人心中的精神标杆。或许正如他在《伶官传序》中写下的“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这句话不仅是对历史的总结，更是对每一个普通人的提醒：无论身处何种境遇，唯有坚守初心、心怀责任，才能活出真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