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新世界｜独思录 x 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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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思录

Thinking

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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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ne

01.30.2026

第03录

总第94录

大湾区评论 x IIA出品

《中国与新世界》

新世界已经来临，

但新秩序还没有出现。

Prof.

Zheng

Yongnian

PREFACE

第03录 编者按

2026年冬季达沃斯传出的，不是“某一场危机”的回声，而是一个时代的断裂：争论的锋芒首次集中指向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之间，旧世界的共识框架正在松动，旧秩序的支柱正在坍塌，而新秩序仍未成形——“未知”与不确定，正迅速转化为全球性的焦虑与恐惧。

本文以“西方的倒塌”为线索，揭示“西方”的真实与虚幻，指出旧世界本质是西方主导的叙事，而它的瓦解正将全球推向“秩序真空”。当大国竞相“圈地”，中等国家试图联合抵抗却犹疑不前，小国在夹缝中恐惧颤栗——这场“秩序封建化”与强权瓜分已然开始。在此变局中，中国面临的根本课题，不仅是如何应对，更是如何定义自己：“我是谁？我要成为怎样的力量？”

“强者可以为所欲为，弱者只能承受他们必须承受的一切。”作者这句犀利的总结将丛林世界赤裸裸的展现在读者面前。当规则碎片化、强权回归常态，谁来塑造新秩序的底线与共识？中国是选择随波逐流，还是为世界提供一种新的叙事？或许本文中关于中国的“开源式现代化”与“天下观2.0”的思考，可以提供一个读懂“新世界”的起点。

2026年冬季达沃斯论坛传出来几个强烈得“刺脑”的信号都指向当今国际政治的本质性变化。作为一个西方的论坛，达沃斯每年讨论的要不就是西方国家整体面临的内部问题，要不就是西方国家整体面临的国际问题。在过去的很多年里，论坛的讨论越来越集中在地缘政治的变迁。但在今年的论坛上，几乎所有重要的争论都发生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之间，围绕着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这和从前那么多年往往围绕着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或者中国的崛起等情形已经截然不同。之所以截然不同，是因为这场论坛“终于”宣告了一个长时代的结束，但却未曾告知人们一个什么样的新时代将到来。世界因此进入了一个对于未来的“无知”状态。有“无知”就有不确定性，就会有忧虑和恐惧。

60多位国家领袖、800多名各界精英参加2026年度的达沃斯经济论坛（图源：德国之声）

01旧世界已是过去式，

旧秩序已经倒塌

第一，旧世界已经是过去式，旧秩序已经倒塌。人们可以简单地把这里所说的“旧世界”和“旧秩序”理解成为二战以后的世界和秩序。二战迄今过了四分之三世纪，这个“旧世界”是各国大多数人口都生活过来的世界。不过，旧秩序则是西方世界塑造的，西方自己是这样认为的，非西方国家的人们也是这样认为的。因此，今天旧世界倒塌的根本原因首先在于西方世界的倒塌。

正如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凭借其占据绝对优势的话语权，为非西方世界构造了诸多区域概念，但实际上，“西方”的概念也是西方世界自己本身构造出来的。“西方”这一概念有其实然的一面，更有其虚构的一面。

1

“西方”是真实的

一方面，“西方”是真实的。一是因为这个群体的国家有基于共同的宗教之上的文明和文化，“文明的冲突”的概念就意味着“西方”这个群体的宗教性质。二是这个群体包括最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就是“发达”的西方，就是说，这个群体具有共同的经济利益。三是这个群体发展出了差不多的政治体系，即“民主”，也正因为这样，长期以来西方简单地把世界上的政治体系分为“民主”和“非民主”两个阵营。

2

“西方”也是虚构的

但是，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经验层面，“西方”的概念更是虚构的。

一是“西方”实际上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虚构。正是因为上述共同性，西方才有条件构造了“西方”的概念。不过，“西方”的概念至多也就是英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创造的概念——“想象的共同体”。这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的表象掩盖了太多的“不同”。宗教的不同是不用言说的事实，“资本主义的变种”指向了不同的经济体系和利益，而在“西方”这个群体内，并不能找到一个一模一样的民主模式。对非西方国家来说，正是因为“西方的故事”讲得好，人们普遍地把这个“想象的共同体”视为是事实了。

二是“西方”的存在取决于“非西方”的存在，尤其是一个“敌人”的存在。作为宗教文明的“西方”，其内核便是“天使”和“恶魔”的两分法。表现在世俗世界中的国际政治，便是“西方”和“非西方”、“朋友”和“敌人”、“正义力量”和“邪恶力量”等的对立。因此，“西方”的存在需要一个外在条件，即一个“非西方”的存在。“寻找敌人”或者塑造“假想敌”是西方文明的内在部分。

今天，传统所谓的“西方”概念已经轰然倒塌。倒塌的原因极其简单，一是因为“西方”这个群体内部的“共同性”已经掩盖不了其内部的“差异性”，二是因为“非西方”世界的变化。“西方”内部的差异性使得这个群体中的不同国家和非西方世界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和“非西方”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

2026年1月，在格陵兰努克市举行了一场抗议特朗普的示威活动（图源：纽约时报）

02新世界已经来临，

但新秩序还没有出现

第二，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新世界已经来临，但新秩序还没有出现。从这次达沃斯论坛来看，在“西方”这个群体中，越来越多的国家似乎已经准备好向“旧世界”告别。但是，糟糕的是，告别了这个“旧世界”之后，人们要走向一个怎样的新世界？因为没有任何确定性，这是人们最恐惧的。

第三，新秩序是怎样的？无论大国还是中等国家，对此都没有任何共识，更不用说那些对局势只能“无动于衷”和“搭便车”的较小国家了。没有秩序，所谓的“新世界”只能是一个“无政府”状态，而“无政府”状态是人类所不能承受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塑造一个新秩序，是根据人类所拥有的理念和价值观来构建一个新秩序，还是接受一个“自然”形成的新秩序？如果是前者，那么就需要至少三个前提，一是存在着各国都能够接受的理念和价值观；二是有能力构建这个秩序的大国或者几个大国都必须接受这些价值观；三是其它国家尤其是中等国家能够接受这些大国的领导角色。

不过，现实是这些基本条件都不存在。首先，旧秩序的倒塌是体现旧秩序价值观的倒塌；其次，没有一个大国或者几个大国有能力构造新秩序，因为各大国都在转向构建以自己为中心的区域秩序，即我们所说的国际秩序“封建化”；再者，世界缺失能够让中等国家或者较小国家接受的领导型大国。因此，一个“自然”形成的秩序变得更有可能，眼下也就是一个达尔文式的“丛林世界”。

03强权再次瓜分世界？

第四，“瓜分世界”已经取代了“大国政治的悲剧”。自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国际政治的主导话语便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即大国争夺霸权导致世界大战。这个理论的依据是，人类自十六世纪开启以来迄今，已经发生了16次权力转移，即权力从一个现存大国转移到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12次霸权争夺战争，而只有4次实现了和平转移。这个理论也认为，下一次霸权争夺战必然发生在世界的“老大”和“老二”之间，即美国和中国之间。但经验地看，“修昔底德陷阱”并没有发生，今天的大国关系已经演变成为再次联手瓜分世界了。

1

强权“瓜分世界”是西方文明的逻辑

人们只能说，“修昔底德陷阱”在中国失灵了。这并不难理解，“修昔底德陷阱”是西方文明的逻辑，而非中国文明的逻辑。

大国的“瓜分世界”是从西方文明开始的。先是俄罗斯，再是美国，而其他在“西方”逻辑内的中等国家也在跃跃欲试。俄罗斯的领土扩张以抵抗北约的扩张为理由。近代以来，俄罗斯一直处于不断的扩张之中。苏联本来就是俄罗斯扩张的结果。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变小了。但西方并没有饶过俄罗斯，因为西方相信如果不能“绞杀”俄罗斯，俄罗斯迟早要再次走上扩张的道路。因此，苏联解体之后，以北约为首的西方一直没有停止过扩张，挤占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空间，使得俄罗斯变得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也就是说，北约对俄罗斯的挤压适得其反，导致了俄罗斯这个战斗民族的绝地反击。这是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的原因，也是俄罗斯发动俄乌战争的原因。不管俄罗斯的扩张是基于什么样的“正当”理由，但客观的结果就是在列强中率先开始再次“瓜分世界”。

今天的特朗普则紧随其后。较之俄罗斯，特朗普的美国正在开启近代以来曾经盛行但后来被世界所抛弃的两种主义，即新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特朗普属于典型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即目的证明手段正确。对拉丁美洲，特朗普实行的是新殖民地主义，最显著地表现在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政策。很自然，委内瑞拉绝对不会是美国唯一一个新殖民地主义目标，很多拉美国家似乎都做好了心理准备。对世界更多的地方，特朗普实行的则是帝国主义，并且是毫不掩饰的传统帝国主义。特朗普第二次执政之后，很快把“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要再次控制巴拿马运河，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一个新州。最近特朗普对控制格陵兰岛的戏剧更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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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瓜分世界”的动力来源

无论是新殖民地主义还是帝国主义，特朗普“瓜分世界”的动力来自两个因素。

一是美国的扩张本质。美国建国之后，一直处于扩张之中，从来没有间断过。只是二战之后，美国的扩张变得比较精致了，用一个“好的故事”来扩张。如果不是扩张过度，那么就不会有今天人们所说的特朗普“收缩”。不过，“收缩”的概念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质。从表面上看，特朗普新现实主义把美国的战略重点从全球转移到“国内—周边—后院”，但实际上则不是。更精确地说，人们可以把这一战略转移理解成为“调整和巩固”。特朗普只是调整了扩张的方式，而没有改变扩张的本质。并且这种调整是为了巩固美国的内部、周边和后院，以便将来更强有力的扩张。再者，全球面的“收缩”也具有欺骗性。特朗普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强调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离岸平衡”，即利用美国的盟友进行远程控制。对特朗普来说，“离岸平衡”可以起到两个作用，第一，让美国的盟友承担更多的责任；第二，大大减少美国本身的成本。

二是特朗普遏制不了俄罗斯的扩张，便选择不甘落后，转而进行更加激进的扩张。尽管俄乌战争是北约本身扩张的结果，但“西方”从一开始还是想遏制住俄罗斯的扩张。这构成了这些年来“西方”和俄罗斯关系的主线。特朗普第二次执政之后，开始的时候也是想结束俄乌战争的。但不管怎样的努力，都没有任何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特朗普转而聚焦自己的扩张。这也不难理解。近代以来的国际政治的经验告诉我们，无论是殖民地主义还是帝国主义，都具有竞争性的，即各列强之间的竞争。近代早期，更多的国家参与殖民地义和帝国主义。尽管今天参与的国家主要限于俄罗斯和美国，但这并没有改变竞争的本质。

2024年，普京参加庆祝克里米亚“回归”十周年音乐会（图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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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被美国抛弃的欧洲

第五，中等国家的不情愿极其反抗。“瓜分世界”对大国来说或许是其本质所驱使，但对中小国家来说则是一个悲哀的故事。当较小国家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中等国家就有了强烈的反应。尽管今天是中等国家，但曾几何时，他们也是近代以来的列强，曾经瓜分过世界，对瓜分世界拥有切身的经历，知道列强瓜分世界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毫无疑问，“中等国家联合起来”便是这次达沃斯论坛传达出来的最强烈的呼吁。他们不能坐以待毙，而是要联合，主动抵抗强权，塑造国际秩序，而非一个接受秩序的被动角色。

不过，尽管言词很美好，意愿很强烈，但现实则很冷酷。无论是欧洲还是其他西方中等国家，要追求“自主”的声音这些年来一直没有中断过，也不乏真诚的尝试，但并没有任何可见的效果。法国总统马克龙曾经多次说，北约的“脑死亡”。但经验地看，“脑死亡”的不仅仅是北约，而是整个欧洲。有一点特朗普说得很对，二战以后，美国为维持和“保护”西方作出了“不计较成本”的贡献。但这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这些国家高度依赖美国，并且视美国的保护为当然，从而越来越没有保卫自身的能力；二是这些国家没有足够的贡献，使得美国自身的地位难以为继。从这个角度来说，尽管所有这些中等国家视美国“背叛”了西方，但从一个非西方的角度来说，特朗普这样做便是要以壮士断腕的方式来拯救整个西方。特朗普指责欧洲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指责欧洲的文化堕落，很显然已经把欧洲的危机提升到文明的高度。

特朗普强调美国不会抛弃西方，但很显然他想尽快抛弃一个左派的欧洲，而扶植一个右派的欧洲。这个目标是否会成功取决于至少两个因素。一是西方本身是否会独立思考。因为过度依赖美国，久而久之，很多西方国家失去的知识上的独立思考能力。无论对美国还是对其他世界事务，欧洲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思考和判断能力，“跟随美国走”的传统依然是欧洲的主流。二是美欧之间的关系如何演变。二战以后，美国可以拉着欧洲来改变欧洲。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和冷战结束后的美欧关系就是如此。但是，美国不能够通过抛弃欧洲来改变欧洲。最悲哀的事情是，尽管特朗普如此对待欧洲，但对欧洲来说，最恐惧的便是被美国所抛弃。美欧关系如何发展决定了传统“西方”是否会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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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国是否注定“悲剧”？

中等国家如此，那么小国的悲剧会更多。这是个对小国家并不友好的时代。迟迟结束不了的俄乌战争已经为欧洲小国制造了恐怖环境，欧洲小国最担心特朗普美国的便是美国不仅没有能力阻止战争，反而以乌克兰割地的方式结束战争。因为如果这样，那么乌克兰绝对不是最后一个。俄乌战争还没有结束，就发生了美国如此轻易地抓捕委内瑞拉总统的事件，这为拉美小国制造了又一个恐怖环境。如果说在欧洲，小国还想依仗欧洲大国来抵抗的话，那么拉美小国显得极其现实主义，即迅速调整和美国的关系，向特朗普示好，以避免悲剧的发生。当全世界的人们为委内瑞拉作为一个国家抱不平的时候，拉美很多国家，甚至是委内瑞拉本国的民众都在向美国示好。刚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委内瑞拉反对派还把奖章转送给了特朗普。委内瑞拉的余音依然回荡的时候，特朗普发出了要通过各种方式无论如何也要拿下格陵兰岛的威胁。考虑到掌控着格陵兰岛的丹麦和美国同属北约成员，对几乎对所有国家来说，如果一个强权可以随意从盟友中强行攫取的话，那么这个世界秩序就没有了任何基础。

但这是大国政治的现实。小国的生存问题是人类的一个永恒问题。夹在大国之间，小国只有拥有高超的外交能力和手段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尽管联合国宪章规定，国家不管大小，一律平等。但这也仅仅只是原则，从来没有转化成为现实。当大国能够“规矩”一些的时候，小国的日子就好过一些。但实际上，大国只有“规矩”有利于大国利益的时候才会守“规矩”。“守规矩”不是常态，更多的时候，正如这次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达沃斯演讲时所说的，“强者可以为所欲为，弱者只能承受他们必须承受的一切”。不过，这样说，似乎所有的责任都落在了大国这边，小国总是“受害者”。但现实并非如此简单。无论古今，小国也经常犯颠覆性错误。小国在大国之间游刃有余，在两边获得利益，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经验地看，一些小国经常倚仗一个大国，利用这个大国和另一个大国的矛盾来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样的操纵是有限度的，一旦超过这个限度，小国必然成为自己行为的牺牲品。尤其在当今世界，大国之间的直接冲突和战争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因为所有大国都拥有核武器等可以“相互保证毁灭”的手段，那么最终的牺牲品便是那些不当超越这个限度的小国。可以预见，在一个大国瓜分世界的时代里，小国如果没有高超的外交技能，那么就有更大的可能成为这类牺牲品。

卡尼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发表演讲，坦率地评估了特朗普总统造成的全球秩序不可逆转的“决裂”（图源：纽约时报）

04“何谓中国？”

那么，对我们来说，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中国怎么办？

应当强调指出的是，尽管俄罗斯和中国不再是今年达沃斯论坛显性的话题，但却是话题的核心。如果深度思考一下，人们不难发现，特朗普想传达出来的最重要的信息就是：面对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挑战，只有美国有能力来为西方世界提供安全保障。

1

中国不能继续被西方定义自己

中国是怎么样的一个大国？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是当今国际政治的最为核心的问题。无论是大国争霸理论、还是权力转移理论、亦或是民主和平理论，所有国际关系理论都指向了中国。很明确的一点是，所有国家都是在自己过去的影子中寻找中国。西方，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西方国家，都把中国视为是类似于西方大国那样的国家。俄罗斯和中国尽管走得很近，但也把中国视为是类似俄罗斯那样的国家。甚至更多的深受西方经验影响的发展中国家也把中国视为是类似美国或者俄罗斯那样的国家。而中国自己则没有系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来告诉世界“我是谁？”。正如其它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国际关系也深受西方思想的“殖民”，用西方现存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行为，“西方命题-中国案例”是最为普遍的研究范式。结果是预见中的，即通过歪曲和曲解中国经验来论证西方理论的正确性。

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不能再被动等待国际局势的恶化，不能再继续被西方来定义自己，不能再容许自己的国际环境被大国瓜分所塑造。我们需要主动作为。这个世界是给予了我们大有可为的机遇，我们就要大有作为。如果新世界和未来秩序为大国所塑造，那么我们就要回答“何谓中国？”“何谓西方？”“何谓俄罗斯？”等核心问题，只有明确了“我是谁？”和“他是谁？”的问题之后，我们才能明了“我要做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做我所想成为的人？”。

2

主动向世界发出“宣告”

在这个历史关节点，我们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

第一，我们需要明确向世界发出声音，我们反对列强瓜分世界，中国不会加入列强瓜分世界的行列。历史上，中国从来没有瓜分过哪个国家。近代以来，我们是西方列强瓜分世界的牺牲品，迄今依然有很多问题因为列强瓜分世界而没有得到解决，尤其表现在边疆和边海问题上。今天世界再次进入列强瓜分世界的时代，我们自己也被视为是列强，但我们一定要旗帜鲜明地向世界宣告，我们不仅不会加入列强瓜分世界的行列，而且强烈反对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

第二，我们要宣告，任何列强也不要绑架中国，无论是俄罗斯还是美国或者其他强国。尽管外在世界把我们视为是他们的同类，但我们要告诉他们：“我们和你们不同”。俄乌战争发生以来，西方把中国和俄罗斯绑架在一起，而俄罗斯也乐意看到这种情形，甚至主动塑造和中国的紧密关系，这使得过去几年里很多国家视我们为俄乌战争的支持力量。同样，如果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未来趋于稳定和改善，又会有国家把中国和美国绑架在一起，视中国为美国行为的支持力量。可以预见，当其他大国的行为是世界所不能接受的时候，世界会开始从道德上绑架中国，捧杀我们，希望中国成为他们需要的旧世界和旧秩序的“守护者”。我们要告诉世界，尽管我们拥抱世界，和所有大国打交道，但我们走的是自己的路，我们和任何国家打交道都有我们的自己的道德和准则，不会被任何外在的“界定”所影响。我们基于自己的道德和准则，愿意和所有国家合作，但如果违背了我们的道德和准则，我们也不怕和那个国家进行斗争；同样，我们不会另起炉灶，依然会是联合国体系的最有力的支持者，哪怕联合国体系代表的是旧规则和旧规制，但只要符合国际利益，我们就会支持。

第三，我们要宣告，台湾和南海问题是“旧世界”和“旧秩序”的产物，应当和“旧世界”“旧秩序”一样进入坟墓了。台湾和南海问题是中国的主权问题，不是地缘政治问题。无论有无地缘政治之争，主权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台湾问题是近代殖民地主义的产物，从理论上说，二战结束之后早已经得到解决了，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往日的殖民者日本依然念念不忘台湾，直到今天依然抱有“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殖民心态，而其他国家则完全漠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把台湾问题视为是其地缘政治之争的对象。南海岛礁问题更是古老，属于中国的主权。一些国家同样出于他们的地缘政治之争，用产生于近代的、所谓的国际法来取代中国的历史权利，把中国的主权问题纳入他们的地缘政治范畴。对所有这些旧秩序下，一些国家把中国的主权视为是他们的地缘政治之争工具的行为，现在也是加以纠正的时候了。在主权问题上，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在自己进入了新世界的同时想继续把中国封锁在旧世界和旧秩序里面，如果有国家依然持有老殖民地主义的心态，那么我们就要用实力加以清算。同时，我们也要宣告，在中国解决了主权问题之后，西太平洋会变得更加开放。我们不加入强权的地缘政治之争，但我们必须解决主权问题。这意味着在中国实现了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之后，中国所处的西太平洋会变得更加开放。无论是台湾还是南海，不仅向世界开放，更会是中国向世界提供国际公共品的平台。

第四，我们要宣告，我们要以自己的方式以自己的力量继续推进全球化，实现全球繁荣。开放导向繁荣，封闭导致贫困。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在全球化中成长为人们所见的大国。今天，当其他大国因为各种内部原因而走上了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时候，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如“一带一路”倡议等项目所显示的，中国已经有实力和能力来推动继续的全球化。今天，中国正在经历着一波强盛的企业全球化和国际化的浪潮。在当代世界，中国最成功的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开源式现代化。我们以开放的态度，学习了各个国家的最佳实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现代化经验。但我们并不会像从前的大国那样，把自己的经验强加给他国之上。我们一方面在自己实现现代化之后，把自己爬上来的梯子伸出去，鼓励和帮助其他国家也爬上来，共同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其他国家能够找到符合自己文明、文化和国情的现代化方式。

一艘装载出口新能源汽车零配件集装箱的货轮驶离广西钦州港（图源：新华社）

05“天下观”2.0版

第五，我们要宣告“天下观”2.0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古老文明拥有一种独特的“天下观”。“大同世界”是天下观的核心。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实现大同世界的路径。在贫穷的时候，我们会思考为什么会穷；而在富裕的时候，我们也要帮助其他国家。

曾几何时，中国的“天下观”遭到各方面的批评和诋毁，也包括我们自己。诚如，如果“天下观”把自己视为是世界的中心，世界围绕着自己转，那么这种观点既不符合事实，也是有害的。但是，中国的“天下观”恰恰相反，“天下观”意味着一个国家不能过于自私，在考量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要考量其他国家的利益，这样普天之下才能实现共同进步。

中国传统的“贡赋”体系就是天下观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但是，这个体系被近代以来的西方学者概念化为西方曾经有过的“朝贡”体系。但实际上则不然。西方传统上有朝贡体系，到了今天依然不乏这个体系。今天特朗普对其盟友践行的便是当代版本的朝贡体系。中国的贡赋体系则不然。用今天的概念来说，贡赋体系便是“单边开放”。传统上，其他国家通过“贡赋”这一仪式不仅从中国得到了较之其所送礼物更为丰厚的礼物，而且获得了中国市场，拥有了与中国通商的权利。正因为这样，贡赋体系往往给中国带来很大的财政负担，时不时地出现问题。

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是“天下观”2.0版。尽管我们意识到各国平等，但大国应当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品。作为第二大经济体，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品是中国的责任。因此，中国在自身提供国际公共品的同时也呼吁各国共同参与，“有事大家商量”，协力合作，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共同的目标。

我们已经提出的“四大倡议”，即“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这既是我们在新世界构建国际新秩序的构想，也是构建这个新秩序的方法论。

大湾区评论 x IIA出品

《独思录》

第03录（总录第94录）

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不能再被动等待国际局势的恶化，不能再继续被西方来定义自己，不能再容许自己的国际环境被大国瓜分所塑造。我们需要主动作为。这个世界是给予了我们大有可为的机遇，我们就要大有作为。

——郑永年

《独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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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伍子尧

排版｜许梓烽

初审｜覃筱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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