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五家宴上，婆婆摔了碗让我拿60万给大伯哥还债，否则就滚蛋

正月初五婆婆摔碗逼我拿60万给大伯哥还赌债，我掏出银行流水：你先还我38万

那是一只青花瓷碗，摔在地上的声音特别脆。 婆婆的手还悬在半空，眼睛盯着我，话是对着全桌人说的：“这家里，不能光进不出。 老大欠的60万，你做媳妇的得出。 不出，这年你也别过了。 ”

我低头看着脚边的碎瓷片，又抬头看了看我丈夫郭明。 他正在啃一块排骨，好像那排骨比眼前这事儿重要一百倍。 正月里的饭菜热气腾腾熏着他的眼镜片，他摘下来擦了擦，还是没吭声。

“妈，”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得有点不像话，“我哪来的60万？ ”

“你没有，你娘家没有？ ”婆婆的筷子“啪”地拍在桌上，“当初娶你，我们家可是花了钱的！ 现在你哥有难，你不能见死不救！ 拿不出60万，你今天就给我滚蛋！ ”

滚蛋。 我肚子里还怀着五个月的娃。 空气里全是炖肉的油腻味儿，混合着那句“滚蛋”，让我胃里一阵翻搅。 郭明这时候终于咽下了那块排骨，扯了扯我的袖子，小声说：“晓芸，要不……先想想办法？ 哥那边，债主都堵门了。 ”

办法？ 我看着他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突然觉得特别没意思。 这场家宴，吃的是团圆饭，谈的是买卖。 我像个货物，被估价，被要求兑现。

我没再说话。 第二天一早，我没告诉任何人，直接去了银行。 柜台的小姑娘看着我挺着的大肚子，又看了看我要打三年流水的要求，有点愣。 流水单子吐出来，长长的一大卷。 我站在冰凉的银行大理石地面上，一笔一笔地看，拿着红色圆珠笔，把我从来没授权过的转账记录，一笔一笔圈出来。

这一圈，就是整整一个上午。 看到最后，我的手有点抖。 不是气的，是凉的。

38万。 整整38万，从我那张主要用于家庭开支和存储奖金的卡上，分很多次，转到了一个尾号742的账户里。 转账时间，从我结婚第二个月就开始了。 最近的一笔，发生在上周四，那天郭明跟我说他妈妈心脏不舒服，需要5000块买进口药。

而郭明自己的账户，过去三年，向他哥哥那个账户，转了12次钱。 名目繁多，“应急”、“生意周转”、“孩子学费”。 最少的一笔8000，最多的一笔5万。

帮我打印流水的小姑娘凑过来，小声问：“姐，你……你这是要打官司啊？ ”

我点了点头，把那个小小的U盘，紧紧握在手心里，然后塞进了贴身衣服的内侧口袋。 那里面存着一段昨晚的录音。 婆婆摔碗散场后，郭明在阳台抽烟，我拨通了他的电话，问他那60万到底怎么回事。 他大概是以为我服软了，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妈的意思，先哄着你把钱拿出来，帮哥过了这关。 钱……以后家里慢慢还你。 ”

我听见自己当时在电话里轻轻笑了一声，说：“好啊。 ”

农村出来的姑娘，没背景，没靠山，但从小就知道一个理：凡事，得留证据。

年后，我没再回那个所谓的“家”。 直接回了深圳，挺着越来越大的肚子，搬进了公司仓库楼上那个废弃的9平米单间。 屋里只有一张床，一个简易衣柜，但我打扫得很干净。 白天，我照常跑客户，电话打得比谁都勤；晚上，我翻着从网上买来的《民法典》，把那本厚厚的书都快翻烂了。 我用荧光笔，把一句话涂得特别亮，黄澄澄的：“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

赌债。 原来法律早就写得明明白白。

肚子越来越大，行动越来越不方便。 产假前，老板找我谈过一次话，话里话外是项目要交给别人跟进了，让我好好休息。 我没争辩，只是笑着应下。 然后，在产假期间，我躺在医院病床上，用手机和客户沟通，远程敲定了两个拖了半年的百万订单。 我把签好的电子合同和提成计算表，直接发到了公司大群里，一句话也没多说。 群里沉默了几分钟，然后炸开了锅。

生完孩子第17天，我抱着那么小小一团女儿，去了法院立案。 窗口的女法官看着我苍白的脸和怀里熟睡的婴儿，接过材料时忍不住问：“你……不累吗？ ”

我笑了笑，脸上的肌肉有点僵：“累。 但更怕我女儿将来，要填一个永远填不满的坑。 ”

职场那边，反而简单了。 业绩是最好的话语权。 老板再也没提边缘化的事，反而让HR给我涨了薪。 哺乳期那段时间，我每天背着冰包，里面装着挤好的母乳，往返公司和住处三次。 地铁的安检员小姑娘都认识我了，每次看到我就笑：“姐，今天又两袋啊？ ”

一年后，销售部主管离职，我接任。 工资条上的数字，变成了以前的四倍。 HR后来私下跟我说，老板是怕我跳槽。

抚养权官司开庭那天，郭明来了，穿着一件领口有点起球的旧T恤。 他对着法官说，孩子需要父爱，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 他的律师也说着类似的话。

我没哭，也没闹。 我把准备好的四份材料，一份一份递交给法官。 第一份，是我升职后的工资条和银行流水；第二份，是我用自己攒的钱和奖金付了首付的学区房购房合同；第三份，是女儿从出生到现在，厚厚一摞的疫苗接种记录本，每一页都有我签下的名字；第四份，是打印出来的微信聊天记录，整整三年，郭明问我最多的就是“妈让你打点钱”，关于孩子，他问过三次“孩子乖吗”，没有来看过她一次，哪怕照片，也是我主动发过去，他很少回复。

法官翻看着那些记录，抬头问郭明：“郭先生，根据记录，孩子出生至今，你是否曾购买过任何衣物、奶粉，或支付过任何医疗、养育费用？ 哪怕是一双袜子？ ”

郭明的脸，一下子涨成了紫红色，嘴唇动了动，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走出法院，阳光有点刺眼。 我把判决书仔细折好，放进包里，然后拿出手机，对着“抚养权归原告周晓芸所有”那一页，拍了张清晰的照片，发给了前婆婆的手机号。 附了一句话：“赌债你们慢慢还。 娃我带走了。 ”

现在，我每天早晨7点准时起床，给女儿扎好小辫子，送她去幼儿园。 她的小书包上挂着一个超人小玩偶。 然后我骑上我的小电驴去公司，电驴的后座贴着一行可爱的卡通字：“妈妈超人是真的。 ”

有人问我，是怎么从那堆烂泥里爬出来的。 我掰着手指数：第一，别怕撕破脸，因为有些脸皮，早就该撕了；第二，把哭和骂的时间，换成去查资料、去整理证据、去做表格，眼泪没用，Excel有用；第三，永远，永远记得给自己留条后路，不管是钱，还是本事。

说完这些，我冲马路对面招手。 幼儿园放学了，我女儿背着小书包，穿过斑马线，飞快地朝我跑过来，风吹起她的头发，她笑得眼睛弯弯，大声喊着：

“妈妈！ 我今天得了小红花！ 我是第一名！ ”

我接住她，亲了亲她的脸蛋。 路口的红灯变绿，车流又开始移动。 我身后那个曾经称之为“家”的方向，不知道那60万的债，还清了没有。 也不知道，下一个正月初五的家宴上，那只摔碎的碗，有没有人记得扫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