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饭盒里的之江往事

现在学校里会供应饭菜，孩子们上学不需要自己拿饭盒蒸饭了。五十岁以上的人，对饭盒蒸饭的记忆特别深刻。

我1971年正月里上的小学，一直到1978年7月，都在自家大队里的五一小学上小学和初中，离家近，三五分钟路程，都不需要带饭或者去学校蒸饭，每天回家吃中饭，并且还帮家长烧饭。

我这里提到的在小学里上初中，有的读者会有疑问，可能会认为这里可能是笔误。回答读者，没有写错，确实是在小学里上了五年半小学和两年初中。

1976年前，袁浦公社只有白茅湖的袁浦中学招初中生，袁浦中学很小，每年只招两个班。1976年后，为了扩大初中招生，公社在五一小学（袁家浦）、朝阳小学（外张）、红星小学（小江）和七一小学（浦塘）四所小学设戴帽初中班。因为戴帽初中招的都是附近村的学生，所以，中饭都是回家吃的，不需要在学校蒸饭。

五一小学招的就是五一大队（袁家浦）、新农大队（龙池村）和立新大队（兰溪口）的学生，远的学生回家也只需要二十分钟时间。直到袁浦中学新校舍建设完毕，戴帽初中才逐步取消。

到了1978年8月底，我从五一小学戴帽初中毕业，到杭州上泗中学读高中，离家有十几里地，要住校，那必须在学校吃饭，就需要用饭盒蒸饭。1978年8月31日，我第一次用上了饭盒，饭盒是铝制品。原来杭州有个铝制品厂，就在文三路杭磁会堂正对照，现在的文三路加油站对面，专门生产各种生活用铝制品，饭盒、钢宗锅、钢宗脸盆等一应俱全。

上泗中学是一所完高中，初高中全招。1958年在龙坞叶埠桥开办，当时的名称叫杭州上泗农中。1959年，正式在狮子山脚下招生，第一年招了四个初中班。到了1970年开设高中班，面向上泗片四个公社，也就是转塘公社、龙坞公社、袁浦公社和周浦公社。除了学校附近的学生外，大部分来自周浦、袁浦和龙坞的学生都要住校，一日三餐都要在学校里吃。通校的大部分学生，中饭也要在学校里用。饭盒成了全校大部分学生的必需品。

1978年的上泗中学校园处于狮子山脚下，南北两边的凌家桥溪溪水清澈，小鱼在水里游荡看得清清楚楚，几乎全校学生都在这里淘米洗衣服，住校生还在这里洗澡。 我们去上学除了开学带蚊帐、草席、脸盆外，每周还要带足米和菜。冬天里的菜几乎都是自己带的，只需要到学校热一下就行。初夏和初秋，天气热，菜容易变质，吃菜成了大问题。

我们每周回家一次，到了周日上午，家里就要为我准备下一周的菜。一年四季，腌缸白菜、萝卜干、咸菜、霉干菜这四样菜成了我们住校生的主打菜品，盛放这些菜的都是玻璃瓶，那些叫苹果罐头、黄桃罐头的玻璃瓶。大人说，不能用铝制品饭盒装，这些菜有酸性，要腐蚀饭盒的，后来我学了高中化学，才知道符合化学反应原理，不是空穴来风。

家庭经济条件好一点的同学，会带一些咸肉、咸鸭蛋等吃吃，腌缸白菜、萝卜干、咸菜和霉干菜炒制过程中还能加点肉片，这不是我们农民伯伯的孩子吃得起的。我们只有在过年过节时，才有这样的待遇，平时根本不可能的。我还是比较喜欢炒萝卜干和香油蒸干菜，这两个菜特别容易下饭。

咸鸭蛋，泗乡人叫灰鸭蛋，一个咸鸭蛋要过好几餐饭呢，首先找到蛋黄所在，啄破一个小孔，用筷子轻轻地挖一点过饭。那时的咸鸭蛋蛋白特别咸，是下饭的好菜，现在这么咸的咸鸭蛋谁还要吃。

春节后的几天最好过，家里的油豆腐烧肉灌一瓶，还可以再带一点其他的炒菜。无论贫富，这几天大家都吃得好好的。

五六月份和九十月份最难，天气热，带的菜容易坏，只能吃两三天。父母就托上班路过的邻居帮忙带一点新做的菜过来，度过下半周。

我家比较特别，1977年年初，奶奶过世时母亲突然中风，全身瘫痪。母亲中风前，父亲和母亲非常勤劳，起早摸黑做杭州篮，自留地里种瓜和甘蔗，有现金收入，我家的日子不比邻居差，但母亲瘫痪后，没有了现金来源，还要付出治疗母亲的巨额医药费，家里已经负债，好日子离我们远去。一只小小的饭盒就可以看出端倪。

我们班里一半孩子是农民家庭，还有一半是居民户口家庭的，如杭州船舶工业学校就有十多人，家里父母中有一人拿工资的还有许多。条件好一点的同学去蒸饭，会在饭盒中放香肠、咸鸭蛋或者一块肉。全校近千人蒸饭，两个班一格蒸笼，自己的饭盒上都做了记号。

有的刻上自己的名字，有的用特殊的麻绳或彩带捆绑，里面带着好菜的就特别在意。来自转塘街上或者学校附近凌家桥这里的学生，有几个特别坏，自己不高兴蒸饭，早早逃学去等待拿饭盒，他知道班里谁带了好菜，也知道哪个饭盒是谁的，就直接把里面的鸡蛋、鸭蛋、香肠、肉等先吃掉。更坏的学生，不但是吃了里面的菜，还把饭盒扔到狮子山脚下的河道里，或者食堂附近的井里。一次掏井下淤泥和疏浚河道时就发现许多当年被扔的饭盒。

上午第四节课下课铃声响起，全校学生都往食堂冲去。蒸笼整整齐齐放在礼堂的墙根边，大家都在寻找自己的饭盒。有的饭盒扣得不紧，或没有捆绑，就被粗鲁寻找饭盒的同学掀翻。晚饭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住校生大多来自袁浦周浦，人不多，也比较本分。为了杜绝或者减少学生饭盒或者菜肴被偷事件发生，学校组织老师和学生团干部值班，禁止学生提前吃饭，禁止翻动别人的饭盒，但白吃惯了的学生还是会乘乱偷吃，管总比不管好。

拿好饭盒后，部分学生要去买菜，窗口排起长队，由值周老师和学生干部组成的值班队伍，带着红袖套维持秩序。大部分学生都会有序排队，但极个别刺儿头会横冲直撞。老子天下第一，不卖值周老师帐，直接冲到窗口前插队。

1989年秋季，有一天中午，一位长得结实，身高1米80多的高中学生冲到窗口，推开排队同学，恰巧碰到一位个子矮小，身高只有1米60，才教了三年书的初中数学老师戴着红袖章值班。老师大声喝令他有序排队，该学生置若罔闻。老师上前一把把他拉出队伍，学生反手抓住老师的衣领。老师命令他放手，学生我行我素。老师想拉开学生的手，学生抓住老师衣领的手始终不肯松开。老师火性上来，一眨眼就把学生摔了个嘴啃泥，并按在地上，使他动弹不得，问他敢再插队否。

事后，学生回家告状说老师打他，学生家长赶到学校找校领导讨说法。我们许多老师赶到校长室与家长理论，家长感到理亏，灰溜溜地回家。从此后，该学生在学校收敛了许多。这位数学老师是一个练过武术的人，正应了一句老话，“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蒸饭时的水多少决定了饭的干和烂（稀）。食堂工人在抬蒸笼时都是小心翼翼的，一定要平衡，否则，倾斜过度，把饭盒里的水倒出，这一蒸笼都会是生饭。夹生饭非常难吃，人们骂莫名其妙发火的人说：“你今天吃了生米饭了！怎么会这样说话！”说明吃了夹生饭的后果很严重。

初夏时，父母也会省吃俭用，偶尔给几角钱买菜。我会去凌家桥供销社里买点什锦菜、酱瓜或者腐乳，这些很好下饭，但没有什么营养。有时也会去买块大肉、大排或生炒肉丝，但这也是一个学期难得的一两次。大肉1角钱，大排1角5分，生炒肉丝2角2分。

食堂里大师傅冯福生的生炒肉丝绝对拿手，这味至今还在口腔里回荡，平生吃过最好的菜就是冯师傅的生炒肉丝了。冯师傅长着一张白癜风的花脸，200多斤体重，他骑的自行车轮胎都被压得扁扁的，整个食堂里大小师傅都见他怕。冯师傅退休后住在观音堂，爱人是个瞎子，我做校长时每年都会去他家慰问。

我们读书时，最盼望放假，最后一天学校会杀猪。因为猪吃全校师生的泔水长大，学校很公平，全校师生都能免费吃到猪肉，而且是大块红烧肉或者白切肉，大家都能改善一下伙食。

1986年，我从杭州师范学院化学系毕业，分配到母校上泗中学教书，作为老师的我不需要蒸饭了，只需要拿着钞票和粮票到出纳方文炳老师处买菜票和饭票就可以了。老师买饭菜有专门的窗口，不会与学生挤在一起。刚上班第一个月总共拿了91元钱，其中基本工资70元，还有物价补贴等，一个人用用足够了。但是，父母养育我们不容易，每月我挤出30元给母亲，还给上高中的弟弟留一点生活费，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为了写《盒饭》这篇文章，我还专门采访了85岁的张世华老师、82岁的张子龙老师，以及我86岁的老丈母娘。张世华老师是1957年考入杭县第一初级中学（三墩中学），1960年成了三墩中学第一届的高中生，起初户口迁到学校，学校给每人发33斤粮票，自己不用盒饭蒸饭的，包菜制，每人每天一角六分，一月四块八角，困难的学生有助学金拿。蒸饭都是学校统一大小的饭钵头，十人一桌，学生轮流分餐。

到了三年自然灾害后，学生户口都迁回农村，都要自己带米蒸饭，用的还是钵头，有的学生米不够吃，还带了番薯到学校。部分学生由于家庭困难而退学。张子龙老师是上泗中学1959年入学的初中生，一开始也是把户口迁到学校，有粮票供应，统一由学校提供饭菜，困难学生每月有六元助学金，蒸饭用大木桶，采用包菜制。后来户口迁回家里，取消粮票供应后，也用饭钵头蒸饭了。

我还采访了86岁的老丈母娘，1955年考入绍兴浬渚中学初中，也是户口迁到学校，学校供应31斤粮票，自己买米，用洋铁碗蒸饭。他们上中学时，还没有饭盒，用的都是陶制饭钵头或洋铁碗。

改革开放分田到户后，吃饭不成问题，学生们吃菜的差距也大大缩小。大概到了1995年左右，学校实行包餐制，学生自己拿饭盒蒸饭的时代一去不复返，饭盒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线。

✍️编辑：江树 | 主编：小全 |律师：郑晶晶

来源：钱塘往事 作者：袁长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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