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尼阿波利斯事件：谎言如何侵蚀美国政府根基

在明尼阿波利斯，最近两次与联邦移民执法人员的致命遭遇，不仅带来了悲痛和愤怒，还引发了一场异常清晰的关于“什么是真实”的斗争。

在2026年1月24日亚历克斯·普雷蒂被杀害后，联邦官员声称边境巡逻人员至少开了10枪，是出于自卫。

但独立媒体分析显示，受害者在整个对抗过程中手持的是手机，而不是枪支。此前蕾妮·古德死亡事件的矛盾报道同样加剧了人们对独立审查和透明度的呼吁。明尼苏达州及地方官员描述了与联邦机构在证据获取和调查权限上的冲突。

这种模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快速发展的危机中，早期的官方声明往往成为公众判断得以建立的支架。有时这些声明是准确的，但有时并非如此。

当公众反复经历同样的序列——自信的声明、部分披露、不断变化的解释、延迟的证据、谎言，其损害可能远超任何单一事件。

它教会人们“事实”只不过是另一种权力工具，被策略性地分配。一旦这个教训深入人心，即使是真实的陈述也会受到怀疑。

当政府的故事不断变化时，民主就要付出代价。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现在因发布有误导性的煽动信息遭到抨击。她曾声称遭枪击身亡的美国公民亚历克斯·普雷蒂意图“屠杀”执法人员。

政治中的谎言

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例如在美国内战期间，林肯以一种直率的混合方式处理敌对的新闻报道：镇压与克制并存。他的政府关闭了数百家报纸、逮捕编辑、审查电报线路，而林肯本人则常常忍受恶毒的人身攻击。

1980年代的伊朗门事件中，里根政府同样进行了不诚实的公众认知管理尝试；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夕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误导性总统声明也是如此。

在越南战争时期，官员公开所说与私下所知之间的差距尤为明显。

约翰逊和尼克松政府反复坚称战争正在出现转机、胜利即将来临。然而内部评估则说这是一场艰难的僵局。

这些矛盾在1971年被曝光，当时《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五角大楼文件》（Pentagon Papers），这是国防部关于美国在越南决策的机密历史。尼克松政府强烈反对该文件的公开。

几个月后，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政治中的谎言》（Lying in Politics）的文章。该文后来也被收入她的文集《共和国的危机》（Crises of the Republic）。

阿伦特是一位犹太难民，1933年为逃避纳粹迫害和被遣送到集中营的风险而逃离德国。她认为，当政府试图控制现实而非报告现实时，公众会停止相信，转而变得犬儒。她写道，人们“在世界上失去了方向感”。

“没有人再相信任何事情”

阿伦特早在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就首次阐述了这一论点。她在1961年为《纽约客》报道阿道夫·艾希曼（大屠杀的主要协调者）审判时，进一步完善了这一观点。

阿伦特并不探究官员为何撒谎。她担忧的是，当政治生活训练公民不再坚持一个共享的、事实性的世界时，公众会变成什么样子。

阿伦特将《五角大楼文件》视为超越越南的故事。它证明了一种更广泛的转向，即她所称的“形象制造”（image-making）——一种治理方式，在其中控制受众与遵守法律同等重要。当政治变成表演时，事实记录不再是约束，而是一个可以被操纵的道具。

阿伦特警告说，有组织的官方谎言的最大危险，不是人们会相信虚假的东西，而是反复的、策略性的扭曲使公民无法在现实中定位自己。

她写道：“持续且全面地将谎言替代事实真相的结果，并不是谎言将被接受为真相、真相被诋毁为谎言，而是我们借以在真实世界中定位的方向感……被摧毁。”

她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这句话在当今碎片化、瞬息万变且充满对抗性的信息环境中显得尤为意味深长。

“如果每个人总是对你撒谎，其后果并不是你相信了谎言，而是没有人再相信任何事情。”她写道，“一个撒谎的政府必须不断根据政治风向改写自己的历史。而一个不再相信任何事情的民族无法做出决定。它不仅被剥夺了行动能力，也被剥夺了思考和判断的能力。”

当官员一再撒谎时，问题不在于单一谎言被接受为真相，而在于故事不断变化，直到人们不知道该相信什么。这时，公民无法连贯地审议、赞同或反对，因为共享的世界已不复存在。

维持合法性

阿伦特的话映射着明尼阿波利斯上演的一切，以及为什么联邦政府的动作不仅仅关乎一个城市。

移民突袭行动在设计上就是高冲突行动。它们发生得很快，往往没有公众可见度，并要求目标社区接受大量联邦人员存在是合法的。当这种背景下发生杀戮时，真相和透明度至关重要。它们保护政府在公众中的合法性。

普雷蒂案的报道说明了原因。尽管联邦政府领导人对受害者所谓威胁行为的断言十分明确——他们说普雷蒂挥舞枪支接近特工——但视频证据与官方说法相矛盾。

问题不在于快速、复杂事件中每一个有争议的细节都会造成公共伤害。而在于当官员做出明显与现成证据不符的声明时，这种不匹配本身就损害了公众信任。

扭曲的声明加上延迟披露、选择性证据或机构间对外部调查的抵制，会推动公众得出结论：官方说法是一种控制叙事的策略，而非对现实的描述。

真相是一种公共福祉

政治不是绝对清晰的研讨会，竞争性主张始终是过程的一部分。民主可以承受宣传、公关，甚至偶尔的虚假陈述。

但阿伦特的观察表明，正是公然不诚实和系统性隐瞒的常态化威胁着民主。这些做法侵蚀了民主同意得以建立的事实基础。

美国宪法假定人民具备阿伦特所称的“判断”能力——能够权衡证据、指派责任并通过法律和政治行动的公民。

如果人们被教导“真相”总是偶然的、总是策略性的，那么伤害就超出了错误信息本身。困惑、不信任的公众更容易被管理，也更难被动员参与有意义的民主活动。其行动能力被减弱，因为行动需要一个共享的世界，在其中决定可以被理解、辩论和争论。

明尼阿波利斯枪击事件不仅仅是关于使用武力的争论。它们是对公共机构是否将事实和真相视为公共福祉的一次考验，尤其是在局势最为紧张的时刻，真相更应归属于民众。如果民主生活依赖于被统治者和统治者之间的社会契约，那么这个契约不能建立在流沙之上。它需要足够的共享现实来支撑分歧。

当官员篡改事实时，损害的不仅仅是记录，更是公众对民主制度下政府行为真相这一基本信念的动摇。

本文刊于美国《对话》杂志，作者萨姆·马丁，是美国博伊西州立大学公共事务弗兰克和贝辛·丘奇捐赠讲席教授兼副教授。她的研究方向是政治叙事和公民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