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张涛 文:风中赏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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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第一次说大便带血,是去年槐花落尽的时节。他说是“痔疮老毛病又犯了”,去药店买了马应龙。血时有时无,暗红色,混在里面。我们都信了,甚至劝他少吃辣椒。直到两个月后,他开始抱怨肚子隐隐作痛,排便习惯彻底乱了,人眼看着瘦了一圈,我们才硬拉着他去了县医院。
肠镜做到一半,医生就让我进去。屏幕上,肠道里一个环周生长的、菜花样的肿块几乎堵死了肠腔,表面溃烂出血。“高度怀疑恶性,”医生的语气不容置疑,“必须马上取病理,但看这形态和狭窄程度,分期恐怕不会早。”
一周后的病理报告像预期一样残酷:低分化腺癌。增强CT结果更让人绝望:肿瘤已穿透肠壁全层,侵犯周围脂肪间隙,肝上发现了三个米粒大小的转移灶。分期是IV期,也就是晚期。
从确诊那天起,时间就像被按下了快进键。我们紧急转到省肿瘤医院,医生给出的方案是先化疗,争取控制肝转移灶,再看有无手术机会。父亲默默听着,只问了一句:“还能回老家吗?”
化疗的副作用比他想象中凶猛。呕吐、手脚麻木、白细胞骤降。第三次化疗前,他因为一场感冒引发肺炎,高烧不退,在急诊留观室躺了三天。肝转移灶略有缩小,但原发肠道的肿瘤仍在进展,他开始出现不全性肠梗阻的症状,腹胀如鼓,吃不下东西。
第五个月,他因为完全性肠梗阻进了急诊手术室。手术打开腹腔,主刀医生摇了摇头——腹膜上已经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粟粒样转移灶,像撒了一把白芝麻。原计划的根治切除已无意义,只做了个姑息性的造瘘,解决排便问题。父亲醒来后,摸到腹侧那个陌生的、需要佩戴造口袋的开口,愣了很久,眼泪无声地流进鬓角。
从那以后,他垮得很快。造瘘口护理复杂,他心理上难以接受,食欲彻底消失。肝转移灶在停化疗后迅速反扑,黄疸悄悄爬上了他的皮肤和眼白。疼痛开始日夜不休,需要强效止痛药才能睡上片刻。他大部分时间蜷缩在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第七个月初,他拉着我的手,气若游丝:“儿子……回家……回老房子……” 他眼里有种近乎执拗的光。我们知道,时候到了。
我们联系了当地的安宁疗护团队,租了救护车。一路上,他昏昏沉沉,但每次我告诉他到了哪个熟悉的地界——“爸,过长江大桥了”、“到县界了”——他紧闭的眼皮下,眼球都会微微转动。
老家的房子多年未住,满是灰尘。我们简单收拾出他以前的卧室。躺回自己睡了半辈子的木板床上,他长长地、极其轻微地吁了一口气,仿佛终于卸下了千斤重担。
最后三天,他靠少量水和止痛药维持着。亲戚们闻讯赶来,他大多数时间在昏睡,偶尔睁开眼,能模糊认出几个至亲,用眼神打个招呼。回光返照的那个下午,他突然很清醒,看了看窗外的老槐树,又看了看围在床前的我们,目光最后落在我脸上,嘴唇动了动,没能发出声音,但我知道,他在说“谢谢”和“再见”。
他在当天深夜平静地停止了呼吸。我握着他的手,从医院冰凉的不锈钢床栏,到救护车颠簸的途中,再到老家这张老旧的木板床上,直到那最后一点温度彻底消散。七个月,从便血到落叶归根,一场仓促到令人眩晕的诀别。
肠癌的残忍,在于它发病时常常伪装成痔疮这类小毛病,等你察觉异常,它往往已经悄无声息地完成了转移。更在于它即使到了末期,仍会用梗阻、疼痛、无法自主排便等方式,一点点剥夺一个人最基本的体面和尊严。我们用了所有现代医学的手段:化疗、手术、支持治疗,但似乎每一步,都只是艰难地应对它早已布下的残酷棋局。
父亲最后的心愿是“落叶归根”。我握着他的手,帮他完成了。这或许是我们在这七个月疾风骤雨般的失去中,唯一能紧紧抓住的、有温度的东西。我带他回到了他出发的地方,而他也用最后的旅程告诉我,生命纵使被疾病摧残得面目全非,对归宿的向往,依然是照亮最后路途的、不灭的微光。只是这微光的代价,太过沉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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