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活到解放后，也不可能成为元帅，不能简单以职务高低来授衔

项英早年投身革命，1922年加入党组织，在工人运动中发挥作用。1928年进入中央苏区，1931年起担任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参与指挥反围剿作战。到1934年，他已经是政治局委员，地位不低。主力部队转移后，他留守南方，负责赣粤边等地区游击队，整合力量坚持斗争。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他推动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组建新四军，任副军长兼东南局书记，实际掌控决策。

新四军成立初期，项英领导部队向东扩展，在茅山等地开辟阵地，打击日伪势力。部队从一万多人发展到几万人，控制多个县区。他注重党对军队的领导，设立政治部门，培训干部，避免与国民党过早冲突。1938年到1939年，新四军在江南开展游击战，摧毁敌据点，扩大影响。项英视察一线，调整部署，确保部队在敌后立足，同时推动土地改革和群众动员。

1940年，国民党加紧限制新四军，中央多次电令北移。项英评估形势，认为皖南地形有利防守，担心北上后补给困难。他回复中央，建议暂缓，强调南方坚持的必要。中央反复催促，他仍坚持观察国民党动向。10月国民党限期北移，他同意部分部队转移，但军部迟迟不动。12月国民党军队集结，他电请具体指示，中央批评其犹豫，导致时机延误。

皖南事变暴露了项英指挥中的偏差，他未及时执行中央命令，造成重大伤亡。国民党借机打击，国际舆论谴责，但新四军在苏北重建，陈毅接任，继续抗日。项英虽有早期贡献，如整合南方游击队，但决策失误影响深远。类似案例中，一些高层因战略问题转行政岗位，未获高衔。

1955年授衔时，标准强调创建武装力量、领导重大战役的卓越功勋，以及各方面代表性。项英资历深，曾任政治局委员，但主要从事政治工作，军事经验不足，未直接主导全国性战役。新四军代表选陈毅，他主导后期发展。项英不符合多项条件，如未参与关键起义领导。

即使项英生存到解放后，皖南事变责任会制约评价。授衔综合考量功勋影响，不能仅看职务高低。周恩来、刘少奇职务更高，却未授元帅。项英恐调离军队，转行政角色。萧克、周士第有元帅资历，也仅为上将。项英情况类似，难以成为元帅。

授衔注重平衡各时期、各部队代表。项英贡献主要在南方游击和早期新四军，但失误导致部队重创。相比其他将领，他未在红军创建期立下核心战功。解放战争中，若生存，可能已不在一线指挥。职务虽高，但授衔标准严苛，不简单论资排辈。

项英的事迹被视为革命先驱，牺牲于叛徒之手，憾事一桩。但历史评价客观，他的犹豫在关键时刻放大风险。授衔时，军队需代表正向贡献，避免负面影响。项英若活，行政级别或有，但元帅难及。职务高低不是唯一，综合判断才决定。

项英在党史上位置重要，早年推动工人运动，留守南方坚持斗争。但皖南事变成转折，决策偏差改变轨迹。即使到1955年，授衔考量多方因素，他不符合元帅门槛。不能简单看职位，得看实际功勋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