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总理：来了故宫我才知道，中国到底凭什么能当几千年超级大国

文 |朝子亥

本文为深度观点解读，仅供交流学习

现在的中国不是在崛起，而是在回归原有的位置。

1月26日，芬兰总理佩特里·奥尔波在北京的故宫里，听到了一段关于明朝官员凌晨三点上朝、以及这座宫殿曾有序容纳数万人的讲解。

这位来自北欧的领导人沉思后感慨道：“中国目前的复兴，只不过是回到了人类历史上原本就属于她的位置。”

这句简单的话，却像一把钥匙，无意间打开了西方理解中国的另一扇门，一扇基于历史而非意识形态的门。

故宫给奥尔波的启示，中国不是在崛起而是在回归

奥尔波在故宫感受到的第一重冲击，是 “超大规模社会的组织能力”。

导游讲述的并非传奇故事，而是一个古老文明国家治理的日常切片。

数百年前，紫禁城作为一个容纳皇室、官员、侍卫、仆役等数万人的庞大社区，能依靠严密的规则维持运转与安全，这种能力让奥尔波陷入深思。

他从一个玩笑中透露出认知刷新，说“芬兰官僚不会接受这种卷法”。但这“卷”的背后，是一种跨越历史的组织逻辑。

从古代官员的早朝制度，到今天应对重大事务的全国性协同，其内核一脉相承：旨在广袤国土与巨大人口规模上，实现政令通达与社会整体稳定。

西方社会常以其相对松散的结构为参照，难以理解这种源于历史传统和集体共识的高效协同，而这正是支撑中国这个文明体千年不坠的核心基石之一。

奥尔波的另一层感悟更为深刻。他意识到：“中国不是在大国崛起，她只是在重回历史巅峰。”

这句话点破了许多西方舆论的误区。西方主流话语常将中国描绘为“突然崛起”的挑战者，仿佛其强大是一种历史例外。

但当奥尔波站在“现代首都中心矗立着古老历史”的现实面前时，他看到的是 西方文明史中罕见的“延续性”。

中华文明从夏商周一路走来，其文字、文化内核与治理哲学虽经演变却未曾断绝。

这使得中国的发展带有强大的 “历史惯性”，其目标不是从零开始争夺一个从未拥有过的霸权，而是要“找回”在漫长历史长河中大部分时间所处的、作为主要文明中心之一的“常态”。

这种基于深厚文明认同的发展观，赋予了当代咱中国一种独特的战略定力。

它的目标不是某届政府的四年任期，而是跨越千年的文明兴衰史。这种 “以史为鉴”的思维，是习惯于短期选举政治的西方精英最难理解的部分。

故宫给奥尔波的第三个启示，关乎中国作为大国的行为逻辑。无论是紫禁城的建造运作，还是早朝制度的设立，其核心目的都十分务实：维护有效治理与社会稳定。

奥尔波在访后接受采访时清晰表达了这一认知。他认为中国“并没有挑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其行动核心是在全球范围内增强自身的经济和影响力，“只是在延续自己一贯的政策”。

这与美国的“霸权优先”或欧洲部分政客的“意识形态优先”形成鲜明对比。

纵观中国历史，即便在汉唐这样的强盛期，其对外关系的主流也非武力扩张与殖民，而是依靠发达的文明、先进的制度与繁荣的商贸网络所形成的强大吸引力。

这种“要发展、要稳定、要共赢”的务实基因，决定了中国即便重回世界舞台中央，其追求的也不是唯我独尊的霸权，而是一个有利于自身持续发展的和平合作环境。

西方内部的分裂，中芬的合作历史

奥尔波的感悟发生在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时间点。

就在1月26日的同一天，欧盟正式出台政策，计划在半导体、自动驾驶等 18个核心领域启动对中国企业的“清退”程序。

一面是芬兰总理在中国古老宫殿里进行历史认知的“破冰”，另一面是布鲁塞尔的官僚在推动基于猜忌的“脱钩”。这种并存的荒诞景象，精准展现了当前西方对华认知的分裂。

分裂源于两股力量的拉扯。

一股是以奥尔波等为代表的 务实力量。他们深知，在特朗普政策反复无常的背景下，欧洲将利益完全绑定在美国战车上风险巨大。

同时，欧洲企业对中国市场有实实在在的依赖，芬兰航空重开广州直航、通力电梯拿下中国多城合同就是明证。

这股力量正推动形成欧洲内部的新共识：“不因美国的不爽而切断对华联系”。

另一股则是以欧盟部分机构为代表的 意识形态力量。他们推出的“清退令”，表面是“维护安全”，实则是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安全化的产物。

这项政策被业内抨击将给欧洲电信行业徒增巨额成本并拖慢5G建设，暴露了部分欧洲政客的短视：他们仍惯于用“四年任期”的短周期看待中国，结果只能是 “政治决策”与“市场现实”严重脱节，最终损害欧洲自身利益。

奥尔波此行不仅是认知之旅，也是成果丰硕的务实之旅。而中芬合作本身，为理解中国的大国行为提供了一个微观范例。

约三十年前，芬兰曾向中国提供无息贷款，帮助中国线缆企业升级设备。那段往事，是北欧国家在中国发展早期给予的一份信任。

三十年后，芬兰总理主动率企业代表团访华并获得实质性合同，实现了从 “历史援助”到“双向共赢” 的自然转换。

这段跨越三十年的合作，没有任何意识形态训诫或霸权胁迫，完全基于相互尊重与共同利益。

这种合作模式，正是咱中国所倡导的国际关系的体现。它印证了中国的“复兴”或“重回常态”，带来的不是“零和博弈”的威胁，而是 更多、更稳定的合作机遇。

奥尔波坦言，此访最大收获是认知的升级。这或许意味着，当更多西方领导人能像他一样，尝试用“千年尺度”而非“选举周期”的短视去观察中国时，固有的偏见才会真正失去市场。

奥尔波的故宫之行，最终引向了一个根本性追问：到底什么是“超级大国”？

西方近代史定义的超级大国，几乎与“全球霸权”、“军事威慑”和“规则制定者”画等号。

从大英帝国到美国，其霸权地位往往依靠压倒性武力和金融特权维系。然而历史表明，这种 基于零和博弈与外部扩张的模式，往往难以持久。

故宫的红墙黄瓦，以及它所代表的中国千年历史，给出了另一种答案。中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其内核是 文明的延续力、超强的组织韧性、务实的发展主义以及对合作共赢的开放性。

它不追求成为世界警察，其首要目标是保障自身文明的存续与发展，并在此过程中，通过提供市场、产品与发展方案，自然形成强大的吸引力。

当欧盟部分官员还在为如何“清退”中企而纠结时，芬兰总理已经用他的访问阐明：看懂中国，需要的不是更高的围墙，而是更广阔的历史视野。

读者朋友们，你们认为这种基于文明延续和务实发展的“中国式大国逻辑”，在未来会得到更广泛的认同吗？面对东西方这种认知方式的根本差异，国际社会应如何构建更有效的对话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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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外交部谈芬兰总理访华：行程密集，成果丰硕
2026-01-29 17:04·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