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如何理解龚自珍的西北论

“清代中期以降的西北论不是传统经世论的简单延续，它的出现与新的历史变动、特别是沿海的压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他的描绘中，遥远的‘海’始终是西北图景中的重要部分，海岸线在辽阔的亚洲腹地的衬托下清晰呈现出来了。中国历史叙事的基本脉络历来以黄河、长江和运河流域为中心，西北始终是含混而遥远的边疆；海洋贸易和交往在中国历史终是悠久的因素，但从未居于支配地位，清代尤其如此。现在，这个边疆区域及其历史地理的面貌呈现在由大陆和海洋的内在联系构成的历史的地平线上。西北轮廓的清晰化是海洋时代的军事和经济扩张的产物。……龚自珍的西北论既是对清朝社会危机的反应，也是对所谓‘海洋时代’——以军事、工业和政治制度的扩张为实质内容的时代——的反应。如果说海洋时代以民族—国家体系的扩张为标志，试图通过赋予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地区以民族—国家的性质来瓦解原有的朝贡关系和多元性的礼仪制度，那么，清帝国出于内部动员和免于分裂的局面，就不得不相应地改变内部的政治结构，通过加强内部的统一性，把自身从一种‘无外’的多元性帝国转化为内外分明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时代的统一与分裂的张力不同于帝国时代的分合趋势，前者涉及一种世界性的规则性变化，其核心的概念是形式平等的、以国际性承认为前提的单一主权。如果从帝国架构转向单一主权国家的架构是现代中国形成的历史前提，那么，帝国建设过程中逐渐发展和深化的皇权中心主义与民族—国家建设的中央集权倾向就是一个相互重叠的过程。”[1]

“在欧洲殖民主义扩张与帝国的权力集中化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的关系：贸易和战争不仅通过军事、工业和市场的活动直接地改造原有的大陆关系，而且也通过这一历史形式迫使王朝进行制度改革，将原有的多元性帝国的制度格局改造为或自我改造为‘民族—国家’。如果说殖民主义用一套完整的知识（配合着武力的征服和商业的渗透）对这个大陆进行重新规划，那么，龚自珍和他的追随者则在今文经学、经世之学和王朝一统的视野中重建对西北的理解。……龚自珍的建议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到来恰好发生在同一时刻，它们共同发现并促成西北意义的根本性的变化，但视野和立场则尖锐对立：欧洲人将传统帝国的含混的边疆区域视为主权明确的边界，把由贸易、迁徙、战争和统治而形成的大陆看成是相互孤立的民族—国家，以民族—国家的族群、主权和边界观念重新界定内与外，从而为新的夷夏之辨提供前提；龚自珍的西北论恰好相反，他的设置行省的建议试图将西北与内地在制度上统一起来，从而为清朝帝国蜕变为‘民族—国家’（事实上从来不是以民族为单位的国家）或绝对国家提供前提。这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均以建立内部同质化的国家结构为取向，区别只是在于前者把民族作为建构这种同质性的国家的前提，而后者则以多元性帝国作为新型国家的前提。这一视野从两个不同的方向构成了对今文经学和帝国秩序的内外观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即使龚自珍的西北论是对内地社会危机的直接回应，这一结论也不应否认问题的另一方面：西方—海洋—资本主义权力—东南沿海的危机是推动西北论产生的最为深远的动力和促使帝国内部实行更为同质化的制度的根本动因。在这一基本动力之下，今文经学的‘大一统’观念遭遇了极为严峻的挑战，它所内含的对于民族平等的吁求、对于多元性的政治制度的构想、对于夷夏之辨的批判势必向一种新的历史关系转化。对于今文经学者而言，积极面对这一形势并构想新的方案，正是‘行权’义旨的最好表达。西北置行省的构想暗示了现代发展过程的基本逻辑，即如果中国要在世界经济和贸易的网络中扮演一个独立的角色，它就绝不能是相互分离的或过分松散的经济单位，而要维持这一经济单位的整体性，同时就有必要进行行政制度的改革，在皇权之下实行准民族国家的组织架构。戊戌维新运动和康、梁的政治实践可以说是这一思路的自然的延长。”[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