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放鞭炮的历史，现在应不应该放鞭炮呢？

每到腊月寒冬，年味渐浓时，关于“春节能不能放鞭炮”的讨论总会如期升温。

有人说，没有鞭炮声的春节是不完整的，那噼啪作响的声响里藏着刻在骨子里的民俗记忆；

也有人认为，鞭炮带来的安全隐患与环境污染不容忽视，禁放是城市治理的必然选择。

一边是延续千年的文化传统，一边是与时俱进的社会需求，春节放鞭炮的“禁”与“放”，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选择，更是民俗传承与现代治理的碰撞与融合。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春节放鞭炮的千年历史，拆解当下各地的燃放政策，看看2026马年春节，到底能不能放鞭炮。

一、溯源：春节放鞭炮的千年演变，从驱邪祈福到年味符号

春节放鞭炮的习俗，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期，但其最初的用途，并非为了烘托年味，而是源于古人对自然的敬畏与驱邪避灾的诉求。不同于如今的烟花爆竹，早期的“爆竹”是真正的“竹”——古人将竹子晒干后，焚烧时竹节受热膨胀炸裂，发出噼啪声响，以此驱赶传说中的凶兽“年”，以及瘟疫、邪祟等不祥之物。《荆楚岁时记》中就有记载：“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谓之端月。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避山臊恶鬼。”这里的“山臊恶鬼”，便是古人心中导致疫病、灾祸的邪祟，而爆竹的声响，就是他们抵御不祥的“武器”。

秦汉时期，春节放爆竹的习俗逐渐在民间流传，成为正月初一的重要仪式。彼时的人们，会在除夕之夜守岁至天明，待鸡鸣时分点燃爆竹，既祈求新的一年远离灾祸，也宣告新年的开始。这一时期，爆竹的功能依然以驱邪祈福为主，尚未成为纯粹的娱乐民俗，但已经成为春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承载着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隋唐时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民俗文化也随之兴盛，春节放爆竹的习俗迎来第一次迭代。随着造纸术的发展，火药的发明为烟花爆竹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唐代中期，有人将火药装入竹筒中，点燃后不仅能发出更大的声响，还会伴随火光，被称为“爆仗”。这种改良后的“爆竹”，除了驱邪祈福，还被用于节日庆典、婚丧嫁娶等场合，成为烘托氛围的工具。尤其是在春节期间，长安、洛阳等大都市的街头巷尾，除夕夜至正月初一，爆仗声日夜不绝，年味愈发浓厚。此时的放爆仗，已经逐渐摆脱了单纯的宗教祭祀属性，融入了更多娱乐元素，成为全民参与的民俗活动。

宋代是春节放鞭炮习俗的鼎盛时期，烟花爆竹的制作工艺日趋成熟，种类也更加丰富。宋代人不再局限于竹筒装火药，而是发明了纸裹火药的鞭炮，还出现了烟花——将火药与颜料、香料混合，点燃后能绽放出五彩斑斓的火光，兼具听觉与视觉享受。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都城汴京，除夕之夜“禁中爆竹山呼，闻声于外”，皇宫内会燃放大量烟花爆竹，民间也争相效仿，街头巷尾摆满了售卖鞭炮、烟花的摊位，家家户户都会燃放爆竹迎新。此时的放鞭炮，已经成为春节最核心的民俗之一，不仅有驱邪祈福的寓意，更成为人们庆祝新年、寄托喜悦的重要方式，这种习俗也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烟花爆竹的制作工艺达到顶峰，种类繁多，从简单的鞭炮到复杂的烟花，应有尽有，甚至出现了专门的烟花爆竹作坊。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成为朝野上下的共同习俗，无论是皇室贵族的盛大庆典，还是平民百姓的家庭聚会，都离不开鞭炮与烟花的陪伴。清代《燕京岁时记》中记载：“除夕之次，子夜相交，门外宝炬争辉，爆竹竞响，接神方位，处处有人，爆竹之声，达旦不息。”这一场景，生动展现了当时春节放鞭炮的热闹景象。同时，这一时期还形成了相关的民俗禁忌，比如燃放鞭炮时要避开祖先牌位，年初一早上燃放鞭炮要寓意“开门红”，这些细节也让春节放鞭炮的习俗更加丰富，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以来，战乱频繁，民生凋敝，春节放鞭炮的习俗曾一度式微，但并未彻底消失。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稳定，经济复苏，这一民俗得以恢复，成为几代人心中最深刻的年味记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春节期间，街头巷尾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孩子们拿着小鞭炮追逐嬉戏，大人们则通过燃放烟花庆祝新年，鞭炮声成为春节最鲜明的符号。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密度增大，鞭炮带来的安全隐患与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关于春节放鞭炮的管控政策，也开始逐步调整。

二、变迁：从“全民燃放”到“禁限结合”，政策背后的治理考量

春节放鞭炮的政策演变，本质上是社会治理理念的变迁，核心围绕“安全”与“环保”两大关键词，从最初的放任自流，到全面禁放，再到如今的精准管控、疏堵结合，每一次调整都贴合时代发展的需求。

上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对烟花爆竹的燃放基本没有明确的管控政策，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春节期间都可以自由燃放。这一时期，人口密度较低，城市化水平不高，鞭炮带来的安全隐患与环境污染问题尚未凸显，放鞭炮作为传统民俗，得到了全民认可与传承。但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尤其是进入80年代末，全国各大城市因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的火灾、人身伤害事件逐年上升，烟花爆竹带来的社会问题开始引发关注。

1988年1月，公安部、原国家环保局公布监测调查报告，指出燃放烟花爆竹已成为社会公害，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加以严格限制。随后，各地开始逐步出台烟花爆竹管控政策，部分城市率先尝试限制燃放。1993年12月1日，北京实施《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明确主城区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并提出逐步在全市行政区域内全面禁止，这场“禁放”浪潮迅速蔓延至全国，到21世纪初，多数城市已实施不同程度的禁放政策，这是我国第一次大规模推行烟花爆竹禁放政策，核心目的是防范安全事故、保障公共安全。

然而，全面禁放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争议。一方面，禁放确实有效减少了火灾与人身伤害事故，改善了城市空气质量与噪声环境；另一方面，全面禁放也让春节氛围变得平淡，割裂了人们对传统民俗的情感联结，民众呼吁“解禁”的声音日益高涨。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传统燃放习俗浓厚，简单扩大化的禁放政策引发群众抵触，部分地区还出现了“地下燃放”的现象，反而增加了监管难度。

2004年，山东青岛率先调整政策，在“问政于民”后，将全面禁放改为春节期间指定时间、指定区域燃放，成为首个“禁改限”的城市。随后，哈尔滨、成都、杭州、济南等多个城市纷纷跟进，逐步实现“禁改限”，到2006年底，全国已有200多个城市实行了这一政策。同年1月，国务院出台《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这是我国第一部有关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法规，建立了全链条行政许可制度，规范了烟花爆竹的生产、经营、运输和燃放，为“禁改限”提供了法律依据，标志着我国烟花爆竹管控进入精细化治理阶段。

2013年以来，雾霾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烟花爆竹燃放产生的有害烟尘会加重空气污染，因此，烟花爆竹管控再度收紧。公安部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共有444个城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764个城市限制燃放，多地恢复全面禁放，管控力度达到新的高度。这一时期，政策的核心导向是优先保障生态环境与公共安全，民俗传承暂时让位于环境治理与安全治理。

近年来，随着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以及基层治理能力的提升，烟花爆竹管控政策开始出现新一轮调整，逐步走向“疏堵结合、精准施策”。202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中，对部分地区“全面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地方性法规提出审查建议，认为其与《大气污染防治法》和《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不一致，要求地方依法修改禁燃令。这一建议推动了各地政策的优化，越来越多的地区开始根据自身实际，调整燃放政策，在保障安全与环保的前提下，适度恢复燃放，兼顾民俗需求与民生诉求。

2025年底，山西率先宣布废止施行了5年的全省烟花爆竹“禁放令”，引发全国关注，社交平台相关话题阅读量单日突破1亿次，成为政策调整的标志性事件。此次山西并非简单放开，而是秉持“保障安全、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总量控制、适度竞争”的原则，规范烟花爆竹经营审批，同步出台落地细则，划定禁放区与限放区，织密多部门协同防控的安全网络，实现了民俗需求与城市治理的平衡。山西的实践，也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借鉴，推动了全国烟花爆竹管控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三、当下：2026马年春节，到底能不能放鞭炮？

结合当前各地的政策调整趋势，2026马年春节，我国烟花爆竹燃放政策呈现“总体宽松、精准管控、区域差异显著”的特点，没有统一的“全国一刀切”规定，核心是“分区域、分时段、分品种”管控，具体能否燃放，取决于所在地区的政策要求，主要分为三类情况。

第一类：全面禁放区域，全程禁止燃放。这类区域主要是人口密集、风险等级高的核心城区，以及部分生态敏感区域，无论春节期间还是其他时段，均禁止燃放任何烟花爆竹。从目前各地公布的政策来看，多数一线城市的核心城区依然实行全面禁放，比如北京五环内、上海外环内、广州中心城区等，明确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违规燃放将面临处罚。此外，部分生态敏感区域，如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空气质量重点管控区域，也实行全面禁放，避免燃放带来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

以长沙为例，2026年1月，长沙市人民政府发布通告，明确自2月15日起，在都市区范围内分区分时规范燃放。其中，黄桥大道—湘江北路—长沙绕城高速等合围区域内，全年全时段禁止燃放烟花爆竹；部分街道除禁放区外的区域，元旦、除夕至初三、元宵节等6天禁止燃放，其他时段允许燃放。长沙的政策是典型的“核心区域全面禁放、周边区域分时管控”，既保障了核心城区的安全与环境，也兼顾了部分区域的民俗需求。

第二类：限制燃放区域，指定时间、指定地点燃放。这是目前多数城市采用的政策，也是最主流的管控方式，即划定禁放区与限放区，限放区内仅允许在春节特定时段燃放指定品种的烟花爆竹。通常来说，允许燃放的时段集中在除夕、正月初一至初三、元宵节等传统节日节点，具体时段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允许燃放的品种多为低污染、低噪声、低风险的烟花爆竹，禁止燃放高空烟花、大型礼花等高危品种。

山西作为政策调整的代表，在废止全省“禁放令”后，各地同步出台落地细则。以忻州为例，该市划定“禁止燃放区”与“限制燃放区”，限制燃放区内在农历腊月二十三、除夕至初五等传统时段全天允许燃放，其他时间禁止燃放，同时对燃放品种进行规范，禁止燃放高危烟花爆竹。此外，江苏南京、河南郑州、云南昆明等城市，2026年春节也实行“限放”政策，通过划定燃放点位、规范产品标准等方式，实现民俗需求与城市安全的平衡。其中，昆明明确市辖区内学校、医院、文物保护单位、集贸市场等11类地点全年禁止燃放，其他区域在指定时段允许燃放，精准规避了高危区域的安全风险。

第三类：全面放开区域，无明确限制（多为农村及偏远地区）。这类区域主要是人口密度低、火灾风险小的农村地区、偏远乡镇，以及部分生态环境较好、监管能力充足的小城市，对烟花爆竹燃放没有严格限制，春节期间可自由燃放，但依然需要遵守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相关规定，禁止非法生产、经营、运输烟花爆竹，禁止在高危地点燃放。

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是全面放开或限制燃放的区域，也存在明确的禁止燃放场景，主要包括：加油站、液化气站等易燃易爆场所周边；学校、医院、养老院、幼儿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周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山林、草原等重点保护区域；输变电设施、通信设施周边；楼道、阳台、屋顶等居民楼内及周边。这些区域无论是否在限放范围内，均禁止燃放烟花爆竹，避免引发安全事故。

此外，2025年11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GB 10631—2025《烟花爆竹 安全与质量》强制性国家标准，从产品分类、药量、声级值等方面实现全链条规范，推动烟花爆竹行业向安全化、环保化转型。这一标准的实施，也为各地规范燃放提供了技术支撑，即便允许燃放，也需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烟花爆竹，避免使用超标、高危产品。

四、争议与平衡：民俗传承与现代治理如何共生？

关于春节放鞭炮的争议，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核心始终是民俗传承与现代治理的矛盾——一方面，鞭炮是千年民俗的载体，承载着人们对新年的期盼，是刻在民族记忆里的年味符号；另一方面，鞭炮带来的安全隐患、环境污染、噪声扰民等问题，与现代城市治理、生态环境保护的需求相悖。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让传统民俗在新时代得以传承，同时规避潜在风险，成为各地治理的重要课题。

反对燃放鞭炮的声音，主要集中在安全与环保两大层面。从安全角度来看，烟花爆竹属于易燃易爆物品，燃放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尤其是在城市小区、高层建筑中，一旦引发火灾，后果不堪设想；同时，鞭炮爆炸时产生的冲击力与碎片，容易造成人身伤害，每年春节期间，医院都会接收大量因燃放鞭炮受伤的患者，以儿童、老年人为主。从环保角度来看，烟花爆竹燃放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硫、一氧化碳、颗粒物等有害气体与污染物，加重空气污染，尤其在冬季静稳天气下，会加剧雾霾程度；此外，燃放后的鞭炮碎屑会增加城市保洁压力，噪声污染也会影响居民正常生活，尤其是对老人、孕妇、婴幼儿等群体造成困扰。

支持适度燃放的声音，主要源于对民俗传承的坚守与情感需求的诉求。在很多人心中，鞭炮声是春节的“标配”，没有鞭炮声，年味就会大打折扣。这种情感，不仅是对童年记忆的怀念，更是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春节放鞭炮所承载的驱邪祈福、辞旧迎新的寓意，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此外，适度放开燃放，也能拉动烟花爆竹行业的发展，带动相关就业，尤其是在一些以烟花爆竹生产为支柱产业的地区，政策宽松能有效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事实上，民俗传承与现代治理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可以实现共生共赢，山西、长沙等多地的政策调整，已经给出了很好的答案——疏堵结合、精准施策，既不盲目禁放，也不放任自流，而是根据区域特点、人口密度、生态环境等因素，制定差异化的管控政策，在保障安全与环保的前提下，为民俗传承留出空间。

实现二者平衡，需要多方协同发力。从政府层面来说，要完善管控政策，细化禁放区、限放区的划分，明确燃放时段与品种，同时加强监管力度，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经营、运输、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还要加强宣传引导，普及安全燃放知识，引导群众文明燃放。从企业层面来说，要加大技术研发力度，改进生产工艺，研发环保型、低噪声、低风险的烟花爆竹，降低燃放带来的污染与风险，贴合新时代的环保需求。从民众层面来说，要自觉遵守管控政策，文明燃放、安全燃放，主动选择环保型烟花爆竹，避开高危区域与时段，同时尊重他人的生活权益，避免因燃放引发纠纷；此外，也可以通过电子鞭炮、喜庆音乐、悬挂灯笼等安全环保的方式，替代传统鞭炮，传承年味。

民俗的生命力，在于适应时代、不断迭代。春节放鞭炮的“禁”与“放”，从来都不是对民俗的否定，而是为了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更好地传承。愿我们既能留住年味的温度，也能守住安全与环保的底线，在辞旧迎新的氛围中，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环保的春节，让千年民俗在现代社会中，绽放出更持久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