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深秋的夜风已经带着刺骨凉意,上甘岭后方一个临时收容点里,火盆里的木炭噼啪作响。几盏马灯摇曳,映出16岁女卫生员王清珍紧抿的嘴角——她正在等一具特殊烈士遗体运回。战场消息传来:连队用门板抬着黄继光回来了。那一刻,稚嫩与坚毅在她脸上交错,看不出一点退缩。
黄继光牺牲前几小时,志愿军38军342团正为争夺597.9高地拼到最后一颗子弹。借着机枪火舌的闪光,副指导员黄继光扑向敌堡,用胸膛堵住射孔。当天23点35分,步炮协同的冲锋号再次响起,他已倒在阵地,却让冲击波撕开的突破口得以保持。上级很快下达了“就地掩护,尽快转后”的指令,遗体由三人小组护送。王清珍正是接应小组里唯一的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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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16岁的姑娘来说,第一次触碰牺牲烈士并不容易。冻得僵直的身体仍保持扑倒姿态,棉衣、毛巾被、绑腿布全部粘着凝固血迹。班长递来钳子,道声“辛苦了”,便沉默地守在门外。王清珍脱下手套,双手擦了擦额头冷汗,开始一点点剪开衣服缝线。她心里暗暗念叨:剪得越少,留下的痕迹越少,可衣物太硬,没法直接脱。最终还是剪开袖缝,才让胳膊放平。
处理完遗容,需将遗物分类。按规定,血渍重、弹片多的衣裤要单独入袋。可在简陋帐篷里,沾满冻血的布料一放就变硬,折叠后容易掉渣。王清珍想着等天亮找块干净棉布裹好,可半夜突然转移——敌机夜袭,所有人立刻疏散,一袋遗物被临时塞进木箱,与药品混放。混乱中的仓促,使这件饱含鲜血与钢铁味道的军装再难复原昔日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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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停战两个月后,王清珍随队回国。抵达沈阳某疗养院时,她在补登记表,发现黄继光衣物那栏只写了“已损毁”。那一刻,酸涩攥住胸口。她向科室医生低声问:“还能补存吗?”医生摇头,只留下一句“条件有限”。事已至此,她别无办法,却从此记下“保存遗物”这几个字。
1965年,王清珍转业到湖北,开始在军区医院负责伤残老兵的康复。她把自己的一部分工资积攒下来,买防潮箱、樟木柜,替那些老兵妥善保管军功章、留声机、破旧军帽。有时战友调侃:“你像个民间博物馆。”她笑而不答,心底却始终回荡着当年上甘岭的那袋血衣——那是她的遗憾,也是她坚持保藏每一枚证物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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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来到2019年春天,网络上一段无端质疑黄继光事迹的视频热传。83岁的王清珍在湖北省军区孝感干休所看到后,心里五味杂陈。她给省台记者打电话,请他们来访,只为把自己知道的细节讲清楚。“如果当年那件衣服在,这些人恐怕连开口的勇气都没有。”她反复念叨。面对镜头,她回忆穿衣换袋的情景,语速不快,却铿锵:“我亲手剪的袖口,还能忘?子弹眼就在左胸,黑里透红。”
采访播出后,不少上了年纪的退伍兵写信给她,慰藉之余,也责怪她太自责。有人说:“老王,保存衣服不易,你那会儿还是小姑娘,别再难过了。”她收到信,只回一句:“懂,但不能忘。”简短七字,比任何辩驳都有力。
不少研究者后来追溯黄继光遗物去向,发现那批临时封存的木箱在1953年从东北调运成都途中损毁,档案上仅留一行“灾损无法修复”的批注。今天提及,只余惋惜。然而,王清珍当年的剪刀、那把被血迹浸染的止血钳,却被她一直锁在樟木柜。三十年后交给了省军区史料馆,成为稀有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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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问她为何始终耿耿于怀,其实答案很简单: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一件血衣就是一段历史。它上面渗进的血与泥,是不容被轻薄的证词。她没有及时保护好黄继光的衣物,便把余生都用来守护别人的故事,这是她个人的赎罪,也是对战友的交代。
回到那个深秋夜,马灯下的少女与烈士最后的告别只用了不到两刻钟,可余下的几十年,她都把这段记忆磨成了信念。如今,人们走进纪念馆,看到那把暗哑的止血钳,听到讲解员提到“16岁护士王清珍”时,大多会停下脚步。钳子无声,却让观众知道:每一件器具、每一枚弹孔,都在说话;它们诉说的,是血与火铸就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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