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王进喜参加晚宴，周总理领他入座，王进喜：是不是搞错了？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晚，华灯初上的北京城被一阵细雪轻轻覆盖，人民大会堂里却暖意融融。三届全国人大的各路代表刚刚结束一天紧张的议事，不少人正摩拳擦掌，等待那场传闻已久的国宴。政治家、科学家、劳动模范汇聚一堂，气氛庄重却不失喜悦。就在此刻，穿着一身深灰色中山装的王进喜推门而入，他的脚上仍带着未痊愈的伤，步子却很稳。他是来吃顿便饭的，却没想到这一晚会成为自己人生的另一个转折点。

大会堂的迎宾人员将一张写着“王进喜”三个字的席卡小心摆在主桌。王进喜看了一眼，再看旁边的名字——周恩来、朱德、李四光，他愣住了。正准备低声提醒服务员可能搞错，背后突然传来一句平静而坚定的话：“老王，就坐这儿吧，这是总理的意思。”领他说话的是大会堂的工作人员，也是传令。王进喜一时不敢动，咧嘴干笑：“是不是搞错了？我哪配和诸位首长一桌？”可话音还没落，周恩来已快步迎上来，微笑着扶他落座，“你坐这儿最合适。”

这幕小插曲让邻桌的代表们报以掌声。对许多熟悉王进喜的人来说，他的拘谨并不奇怪。五年前，他凭一张满是油污的老照片被请进北京参加“群英会”，却在街上看见载着煤气罐的公共汽车后，落寞得在夜色里抹眼泪。那时，中国一年只能自产原油四十多万吨，仅够维系部分军事和工业需求，城市公共交通大量依赖煤气包，连拖拉机也常常因缺油趴窝。王进喜在自己随身的小本子上写下八个字：“早日产油，早日解困。”自此，他逢人便说：“不搞出油来，我心里堵得慌。”

命运把机会给了这位黑龙江大汉。一九六〇年，松辽盆地传来好消息：勘探队在萨尔图发现高产油流。大庆两字，像是一束光，照进了当时风雨飘摇的石油工业。那一年，中苏裂痕已现，援建项目骤然停摆，进口设备被卡在海关外，西方封锁更是步步紧逼。国内能依靠的，只有残缺的旧钻机和几百吨钢材。摆在眼前的，是荒原、盐碱地、零下三十摄氏度的严寒，还有必须完成的“自给年产五百万吨”指标。

大庆会战的第一夜，王进喜在临时工棚里给工人做动员，桌上只点着两盏马灯。他声音不高，却句句掷地：“有压力不可怕，没脊梁才可怕！”呼啸北风灌进棚里，灯火摇得厉害，年轻小钻工马玲悄悄嘀咕：“铁人也怕冷吧？”王进喜听见，呵呵一笑：“冷了就多干点活，钻机转起来，心就热了。”随即提着拐杖往井场走，连夜拆开管汇，琢磨改装方案。临时水源是一个难关，他组织二百名工人排成人链，从四公里外人工凿冰取水；泥浆搅拌不动，他第一个跳进井口，用肘、用膝，搅得满身泥泞。三天三夜后，钻头重新轰鸣，第一口工业油流喷薄而出，火把把夜空烧得透亮，众人热泪满面。

大庆的成功并非偶然。王进喜把苏联资料拆开学，又结合中国井队“人多肯拼”的特点，摸索出“以力降粘”“三班倒”“小干队”等土法，大幅缩短完井周期。多台退役设备被改造成新型钻机，单井机械事故率从百分之二十降到百分之五以下。至一九六三年底，油田年产量已超过六百万吨，中国从此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国内原油基本自足。外电惊呼：“东方沉睡的石龙醒来！”

因此，当一九六四年初的北京大会上传来王进喜参会的消息时，领导人的笑容里多了几分欣慰。周恩来曾说：“石油是工业的血液，谁能让祖国的机器转得起来，谁就该被请到前排。”这句话在会议筹备组传开后，工作人员再没犹豫，把王进喜的座次直接排进了主桌。毛泽东听闻，也爽朗地答应：“就这么定，他来，我高兴。”

那一夜的餐厅里，不乏共和国开国元勋。可当毛主席迈步走到王进喜面前，说出“石油工业要靠你们多出力”时，所有闪光灯都对准了这位被冻得面庞黝黑、手掌攥满茧子的硬汉。朱德元帅端起酒杯为他祝贺，李四光院士俯身与他交谈页岩构造。席间，王进喜埋头认真听，偶尔抬头答一句，神情仍像井场夜班的工头。有人调侃：“老王，这不是钻井，你可以歇会儿。”周总理笑着给他夹菜：“多吃点，补补。”

宴后，王进喜住进西长安街招待所，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睡上成套床上用品。可凌晨三点，他又坐在灯下翻阅当天送来的国外石油期刊，边看边画红线。警卫员提醒他休息，他摆手：“油田就像婴儿，离不开人看着。”第二天一早，代表团要去天安门瞻仰，他却钻进了汽车底盘，琢磨能否把柴油滤芯本地制造。身边同行感叹：“这条老黄牛，一刻也不肯闲。”

王进喜的执拗被后来者称为“铁人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他那句“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还体现在对技术、自主和国家命运的执着。大庆会战五年间，他带领的1205钻井队累计进尺十余万米，相当于在地球表面画了一道地质学意义上的“破折号”。更重要的是，他们用事实证明：中国可以不依赖任何外援，自行解决石油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大庆油田不仅满足了国内民用需求，还为国防工业输送了不可替代的原料。正是那些源源流出的黑色原油，为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成功爆响的首颗原子弹提供了所需的航空煤油与相关化工溶剂。有人说，塔克拉玛干的蘑菇云里也闪着大庆人的汗水，这并非夸张。

后来的故事广为人知。七十年代中期，王进喜积劳成疾，仍然咬牙坚持到井场，最终倒在工作线上，年仅四十七岁。遗憾的是，他没能看到海上油田陆续投产，也未能亲眼目睹改革开放后中国石油工业蒸腾的气象。但他留给业界的，却是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和一条再艰难也要走下去的精神航道。直到今天，大庆产区的钻机依旧昼夜轰鸣，每逢遇到新技术难题，老队员们常会想起他粗嗓门的那句话：“迎着困难上，不然就让困难把咱埋了！”

回望那场让王进喜“受宠若惊”的国宴，人们或许会觉得那是一段带着理想主义光晕的岁月。可如果少了这些默默无闻的实干家，纸面上的蓝图终究只是空中楼阁。很难想象，没有大庆油田，中国还能否在七十年代末向世界庄严宣布“石油基本自给”。王进喜在主席、总理面前的谦逊与质疑，恰恰印证了他骨子里的淳朴：荣誉可以放一放，钻头才是他的舞台。

晚宴散去时，王进喜悄悄把那张写着自己名字的席卡折好，夹进怀里。那张卡片至今仍陈列在大庆铁人纪念馆，上面的墨迹微微泛黄，却在灯下依然清晰。它讲述了一个工人走到国家前台的故事，也折射出一个国家从缺油到自给的艰辛历程——每滴油，都是从黑土地上滚落的汗珠，在灯火与霜雪之间闪着沉甸甸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