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兴初刚走，三十八军就吃了大亏，伤亡至六千，是指挥的问题吗？

1950年10月25日，鸭绿江畔的秋风带着寒意。彼时的三十八军刚刚在第一次战役里打出名堂，“万岁军”之名迅速传遍前后方，这支部队的掌门人，正是三十七岁的梁兴初。很多人后来回想那几天，说凡是走在他身边，总能被那股子锐气裹得热血上头。

这一年多里，梁兴初的身影几乎成了三十八军的代名词。他在松骨峰一战打出声名，随后又在二、三、四次战役里连出奇兵，把教科书般的穿插迂回演到极致。可就在1951年初春，梁兴初负伤，被命令回国治疗。对于许多官兵而言，他就像战旗，旗子不在阵地上，人却必须打仗，这种心理落差一下子显现出来。

养伤归国期间，梁兴初抓紧时间做了三件事：去铁岭后方医院安抚伤员家属；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朝鲜前线的新情况；随后又受杨成武之邀，在天津给二十兵团讲授对美作战心得。杨成武还当面交底：“兄弟，兵团缺个带头人，有没有兴趣？”梁兴初点头，说是军人到哪都是打仗，组织怎么调就去哪。于是1952年3月，他正式接任志愿军二十兵团代理司令，三十八军自此易帅。

38军的新领队，是原副军长江拥辉。论底子，这位跟随林彪打天下的虎将不差：四平、辽沈、平津，都有他的身影。年仅三十五岁，却早在解放战争末期当上了军参谋长。不过，新官上任赶上了最不巧的时机：部队连续恶战，老兵折损，新兵满营；政委刘西元刚奉调回国，主心骨少了一半；再碰上朝鲜战场进入拉锯，敌我都在试探反复，状况比任何一次大会战都复杂。

1952年9月，志愿军总部决定抓住秋季窗口期搞一场“点穴”式反击。十二、三十九、六十八军打头阵，三十八军作掩护；随后第二批攻势里，三十八军被推上主力位置，目标只有两个，白马山、箭头山。那是汉城至铁原的咽喉，高度不过五百多米，却能俯瞰公路和铁路走向。夺下它，就能堵住美韩军的补给线。

江拥辉定下夜袭计划：全军提前渗透，天黑前潜入山脚，凌晨起爆，抢占高地。野蒿汁、泥浆涂满战衣，头盔套草帽，战士们连呼吸都掐着数。连长悄声布置，“打第一枪前，只许猫着走，脚底不许响。”演练三次，毫无纰漏。

可惜，纸包不住火。突击营干部谷中蛟突然失踪。没多久，就有情报回传：韩军第九师紧急归拢部队，在白马山构筑纵深火力网。几天后，情报部门确认谷中蛟叛逃，美军电台里能听见熟悉的东北口音给韩军讲“志愿军夜间出动的套路”。江拥辉拍桌子怒吼：“这厮，坏了全盘！”计划只能改成强攻，危险陡增。

10月6日18时，阵地炮声轰鸣。三十八军两个师在炮火掩护下翻山越岭，夜光弹映得山坡如白昼，仍然死死向上。开战当夜，七个高地有五个被拔掉，局势似乎大好。可接下来四十八小时，韩军打了十二次反扑，火力堪比当年汉江防线。美军炮兵连夜支援，155毫米榴弹在山梁上像撕碎的闪电，密集到连伸头都成了豪赌。经验老到的老兵尚且咬牙，新兵第一次上战场，手里冲锋枪都没摸熟，有人拉着枪机却忘了关保险，子弹哑火，被炸得满身是土。腥风血雨里，一排人上去半排倒下，前沿一度换了四次连长。

悬殊火力之外，指挥节拍也乱了。梁兴初当年常常前沿发号施令，手里一张简陋地图，就能喊着“左绕山脚，三分钟后冲顶”。江拥辉更擅长前线拼刺，强攻中却难以抽身统全局，导致部队轮替不及时、防空掩护没能跟进。于是，在姚南、598.8高地、537.7高地的抢夺里，反复易手三十余次，六千多名将士倒在弹坑和乱石间。

伤亡数字传回总部，震动极大。总作战部长张震率工作组火速进山。调查结果摆在桌面：计划败露、接替匆促、新兵比重过大、火力悬殊、指挥协同生疏，诸因叠加。最致命的裂口，还是谷中蛟的泄密。有人揣测：若梁兴初当时还在，能否力挽狂澜？可如果情报已泄露，换谁来恐怕也得硬碰硬。军中一句老话，“纸糊的包谷仓，经不住一只老鼠”，说的就是这个理儿。

有意思的是，这场折戟并没有摧垮三十八军。决定撤出白马山时，江拥辉一句“还能再打，但不值当了”，让官兵憋着一股劲。没多久，西海岸反登陆作战打响，三十八军主动请缨，以七昼夜连续奔袭，一举摧毁敌人登陆企图，靠硬仗把名头又拉了回来。等到1955年才凯旋时，这支部队仍列志愿军序列的最后一梯次，坚持最久。

回看这段曲折，大亏固然让人心疼，但它把战场的铁律写得明明白白：领袖更迭必须平稳，情报保密不容纰漏，新兵训练绝非走过场，强攻与迂回应分寸得当。三十八军能够在随后的战斗里重振雄风，说明它的根还在，骨头还硬。梁兴初、江拥辉、以及无数无名战士，共同铸成那面“万岁军”的旗号；哪怕一时间折断了枪，也没人丢下那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