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生命的最后一晚：腹胀如鼓，哀求医生救他，不见一个人不闭眼

全中国最后一个被人跪着喊“万岁”的人，临到头了，却死死攥着一个大夫的白大褂，哆哆嗦嗦地就为求一件事：再多活几天。

这事儿发生在1967年10月的北京协和医院。

病床上躺着的那个老头，肚子胀得跟个鼓一样，那是尿毒症晚期，身体里的毒排不出去，整个人疼得蜷成一团。

他叫爱新觉罗·溥仪。

这名字，搁在几十年前，谁敢直呼？

可现在，他就是个干瘦的病人，眼里全是普通人对活下去的渴望。

他拽着孟医生的袖子，用尽最后一丝气力喊：“孟大夫，救救我…

我还要给国家做事啊！”

旁边站着的媳妇李淑贤，还有几个老朋友，眼泪当场就下来了。

这话听着让人心里堵得慌。

他想做的“事”，不是要回去当皇上，而是想回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办公室，继续写他的回忆录，把他肚子里的那些旧事儿掏干净，留给后人。

他的人生，好像到五十多岁才刚开了个头，他舍不得就这么撒手。

要搞明白他为什么这么想，得把时间往回倒个八年。

1959年冬天，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大铁门“吱呀”一声开了。

溥仪夹在一批被特赦的战犯里头，走了出来。

在里头待了快十年，每天就是学习、劳动、写检讨，脑子里那套“天子”的玩意儿早就被磨得差不多了。

坐上回北京的火车，他扒着窗户往外看，外头的世界，跟他记忆里的完全是两个样。

北京，这个他出生的地方，这个曾经他以为是自家院子的地方，如今变得那么陌生。

回到北京，第一件大事，不是回“宫”里看看，而是去派出所上户口。

这在当时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户口你就是个黑人，啥也干不了。

派出所里，管户籍的同志态度挺好，照章办事地问：“姓名？”

“爱新觉罗·溥仪。”

“住址？”

这问题一下就把溥仪给问住了。

他脑子里第一个蹦出来的，就是那个住了十几年的地方，几乎是张嘴就来：“紫禁城。”

户籍警同志愣了一下，然后挺耐心地跟他解释：“同志，那地方现在叫故宫博物院，是国家单位，不能当家庭住址。

您得有个具体的门牌号。”

就这么一句话，比在战犯管理所里听十年的课都管用。

溥仪一下子就明白了，那个叫“紫禁城”的地方，连同里头的龙椅、宫殿，都已经跟他没关系了。

他不再是那个住在地图中心点的皇帝，他成了一个需要地址才能被找到的普通人。

最后，还是在他的五妹金韫馨的帮助下，户口落在了她家的地址上。

拿到那张薄薄的、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户口簿”的纸，溥仪心里五味杂陈。

这张纸，正式宣告了“宣统皇帝”的死亡，也给了“公民溥仪”一个出生的证明。

有了身份，就得有工作。

周恩来总理亲自找他谈话，问他想干点什么。

溥仪哪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前半辈子除了上朝、读书、被太监伺候，别的手艺一概不会。

国家最后安排他去了中科院北京植物园，先从体力活干起。

这对他的冲击可不小。

那双过去连端茶倒水都不用自己动手的手，现在要拿起大剪子修剪花草，拿起水壶给植物浇水。

一开始，他笨得要命，连锄草都分不清哪个是苗哪个是草，经常把该留的给拔了。

同事们也不笑话他，手把手地教。

溥仪也放下了架子，学得挺认真。

每天在花圃里闻着泥土味，看着那些花花草草，他头一次感觉到了，原来靠自己双手吃饭是这么个滋味，心里头踏实。

在植物园干了一段时间，上头觉得让他这么个“活历史”天天跟植物打交道有点浪费。

于是，一纸调令，他成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专员。

这下算是专业对口了。

他的工作，就是写自己的前半生，把从一个懵懂小孩怎么被按上龙椅，怎么被赶出宫，怎么又被日本人弄到东北当了傀儡皇帝这些事，原原本本地写出来。

书桌成了他的新“战场”。

这次，他不是被人摆弄的木偶了，而是历史的记录员。

写书的过程，其实就是把自己扒光了给人看的过程，尤其是那些不光彩的、荒唐的过去。

这对他的内心是个巨大的煎熬，但也是一次彻底的洗礼。

他开始用一个全新的眼光，去看待那个叫“溥仪”的人，那个被时代洪流推着走的、可悲又可恨的皇帝。

生活稳定了，个人问题也被提上了日程。

经人介绍，他认识了在医院当护士的李淑贤。

这跟他以前那四次婚姻完全不一样，以前娶媳妇，不是政治需要就是家族安排，跟本人喜欢不喜欢没多大关系。

这次，是他作为一个男人，对方作为一个女人，两个人看对眼了，就在一起了。

他们组建了一个真正的家。

溥仪开始学着当一个丈夫，学着关心人，学着处理鸡毛蒜皮的家务事。

他领到人生第一笔工资的时候，高兴得跟个孩子似的，把钱一张张数给李淑賢看。

这个连扣子都扣不明白的前皇帝，在柴米油盐的烟火气里，终于活得像个有血有肉的人了。

可好日子没过几年，病就找上门了。

先是肾出了问题，诊断出来是癌。

做了手术，情况一度好转，可没多久就复发了，最后转成了尿毒症。

西医的治疗方案他不太接受，骨子里还是信中医那套，天天喝着苦得掉眼泪的汤药，跟病魔死扛。

时间再回到1967年那个秋天的病房。

溥仪的生命已经快燃尽了。

他以前在文史馆的老同事，像范汉杰这些以前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都来看他。

这些昔日的“敌人”，如今在一个办公室里共事，成了朋友。

看着溥仪被病痛折磨得不成样子，大家心里都不是滋味。

天快黑的时候，迷迷糊糊的溥仪醒了过来，看见朋友们要走，他用很轻的声音说：“你们先别走，等二弟来。”

他说的“二弟”，就是跟他关系最铁的溥杰。

这是他最后的念想。

然后，他就把孟大夫叫到跟前，说出了那句让所有人震惊的话。

他不是怕死，他是怕事没做完。

他的《我的前半生》虽然出版了，但他总觉得还有很多细节没写清楚，还有很多历史的真相需要他这个亲历者去补充。

他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活着的价值，找到了一个普通公民也能为国家尽力的感觉，他实在是不想就这么走了。

医生跟李淑贤悄悄说，这是回光返照。

李淑贤忍着悲痛，赶紧到处打电话，让亲戚朋友们都来见最后一面。

溥杰火急火燎地赶到医院，冲进病房。

兄弟俩对视了一眼，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所有的情感都在那一眼里。

还没等说上话，溥仪的病情就急剧恶化，被推进了抢救室。

这次，谁也救不回来了。

1967年10月17日凌晨，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火化之后，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骨灰盒的铭牌上没有复杂的谥号，只刻着一行简单的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爱新觉罗·溥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