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医卫服务体系后，“十五五”如何进一步满足群众健康需求？——《环球时报》专访国家卫健委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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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樊巍 赵瑜莎】“十四五”时期是卫生健康工作极不平凡的五年。在“十四五”时期，我国坚持预防为主，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卫生健康服务的能力水平、可及性、公平性都得到了持续改善和提升。近日，国家卫健委相关专家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在“十四五”期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无论是医院的整体规模与服务能力，还是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都实现了明显提升。而在“十五五”时期，围绕“一老一小”等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在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上会有一些明确、具有方向性的举措。

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医疗保障体系

“‘十四五’时期，我国的疾控体系和医保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尽管在质量和效率上仍有提升空间，但其体量和体系化程度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诸宏明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介绍称，以基层“15分钟医疗服务圈”为例，目前全国覆盖率已超过90%，在绝大多数地区，居民步行15分钟即可到达一家医疗机构。此外，“十四五”期间，我国的托育服务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在此前几乎空白的基础上逐步推进建设，许多地方依托基层医疗机构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了托育服务。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岁，婴幼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已进入发达国家前列，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健康相关指标整体排名靠前，这表明通过系统化建设，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取得了超出当前经济发展水平的成效。

此外，“十四五”期间，我国还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成功应对了新冠疫情。诸宏明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在人口规模庞大的背景下，成为全球范围内少有的、能快速走出大流行冲击的案例。此外，卫生健康领域法治建设成果同样突出，多项重要法律法规在这一时期出台，包括重大公共卫生应急相关条例、传染病防治法、医师法以及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等。

“总体来看，尽管公众对医疗服务仍有更高期待，但从客观指标和国际同类比较来看，我国整体表现较为突出，再加上持续推进的制度和法律建设，‘十四五’期间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成效总体是积极而正向的。”诸宏明称。

现有医疗服务体系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当前，我国人民健康需求结构发生一些新变化，“十五五”时期我国卫生健康事业也将面临一些挑战。诸宏明表示，当前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在持续发展的同时，也面临多重现实挑战。这具体表现在，尽管医疗服务供给不断增加，但客观上仍存在“服务供给增速跟不上群众需求升级”的矛盾。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居民在健康问题上的预期显著提高，对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的需求不断释放，而现有服务体系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与此同时，人口快速流动对现行以“一级政府办一级事业”为特征的卫生体系提出严峻考验。诸宏明进一步介绍称，不少农村和乡镇人口持续减少，留下的多是“一老一小”等弱势群体，医疗需求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更加集中。医生不断向基层下沉，承担“保基本”的公共服务职责，一些人口寥寥、交通不便的村庄仍需保留村医岗位，使基层医疗在公益性需求强、有效社会需求不足的张力中运行，相关压力还将持续加大。

此外，他还表示，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慢性病和多病共患日益普遍，现有医疗体系在“治病”方面成效明显，但以人为中心、覆盖诊疗—康复—长期照护的整合型服务仍显不足。康复护理和长期照护需求真实存在，却因支付能力有限，无论家庭还是社会层面都难以完全承受。

“针对上述问题，相关部门在‘十五五’前期研究中已将构建‘优质高效的整合型服务体系’作为重要方向，推动医疗服务从‘单体机构’向‘区域协同’转变。”诸宏明称，未来将以地市或区县为单元，通过县域医共体、城市紧密型医疗集团、专科专病联盟和远程医疗协作等方式，打破机构壁垒，形成协同运作的服务网络。与此同时，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将同步推进，探索以医共体为整体的打包支付机制，为资源统筹和内部协同提供制度支撑。这一改革路径有助于在满足群众需求、提升体系效率与防范系统性风险之间实现更优平衡。

将加大“一老一少”关怀力度

随着人口结构持续变化，“一老一小”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十五五”时期，据了解，围绕生育支持和老龄服务，我国在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上也已经形成了一些较为明确、具有方向性的举措。

“在‘十五五’期间，围绕生育支持和老龄服务的政策安排实际上已经相当具体，并且覆盖了生育和养老的多个关键环节。”诸宏明表示，在生育支持方面，政策从保护生育力这一前端入手推进。目前已设立早孕关爱门诊，下一步二级及以上医院都将逐步建立相关机制，在人工流产前提供早孕关爱和生育保护劝导。同时，辅助生殖技术也将逐步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实现费用报销。在此基础上，托育服务在前期已有一定制度和实践基础，未来还将持续加强。

“从保护生育力、孕产服务、辅助生殖到托育支持，再到生育奖励和补贴政策，各个环节都有相应、明确的政策设计。未来，围绕生育支持，相关补贴可能采取一次性、按月或按年的多种形式，这体现出政策取向正逐步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通过提高全社会对生育群体的关照程度，稳定和提升生育意愿。”诸宏明称。

而对于人口结构持续变化而带来的老龄服务问题，诸宏明表示，随着老年人口不断增加，重点将放在康复护理资源的扩容以及老年人医疗照护体系的完善上，包括持续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并探索进一步拓展其他保险形式，一方面提供服务，另一方面解决筹资问题。

“老年人照护成本本身就很高，且服务难度较大，尤其是失能、失智老人的照护，不仅成本随时间上升，而且服务对象配合度低，从事相关服务的人员获得感和经济回报都相对有限。如果完全依靠家庭承担，既难以持续，也存在公平性问题。如何在服务供给和筹资机制之间形成更加可行的解决方案，目前仍有待进一步探索。”诸宏明称。

“智能医生”不会替代人工诊疗

近期，社会对人工智能、医疗机器人等新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应用讨论较多。在“十五五”期间，这些高科技手段又将如何赋能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对此，诸宏明表示，在医疗领域引入人工智能是必然趋势，但关键不在于“用不用”，而在于“怎么用、用在什么位置”。目前，多数医院已经在使用临床辅助决策系统（CDSS），但这类系统并非基于通用意义上的“大模型人工智能”，而是以专家指南为基础的小模型系统，通过专家引导下的规则和算法，辅助临床决策。

他进一步介绍称，在实际应用中，医疗领域更适合采用专家主导的人工智能小模型和神经网络分析体系，用于辅助诊疗流程和规范操作。例如，在构建整合型服务体系、推进专病全流程管理时，可以依托统一的专家共识和分级诊疗技术方案，从三甲医院到基层村医，使用同一套标准和系统。而在医疗场景中，所有关键决策仍应以专家为主导，人工智能在其中更多承担的是“技术赋能”和“数据治理”的角色，帮助基层医生将零散、非标准化的信息转化为结构化、可用的数据模块，而不是直接替代医生开具处方或作出诊断。 相较之下，更现实、更迫切的需求在于通过信息化和人工智能手段，弥补基层医疗能力短板。

“我国卫生健康领域对人工智能的定位始终是聚焦细分领域、解决具体问题，而不是打造‘智能医生’替代人工诊疗。未来，医生仍将始终处于医疗服务体系的核心位置，这一原则不会改变。”诸宏明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