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玉玲老师走了,享年92岁。消息传来,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不是突然,毕竟年事已高,只是那个笑容甜美的“二妹子”,那个说着“我们不能忘本”的春妮,那个印象里总是精神矍铄的老艺术家,她的时代符号,终究是翻过了一页。
看到告别仪式上覆盖着鲜红党旗的遗体,遗像里身着军装的她,忽然觉得,这或许是她最想要的告别方式。一个14岁就穿上军装,把“为人民服务”刻进骨子里的人,用这样的方式为她70年的党龄、近一个世纪的艺术人生画上句号,庄重,也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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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认识她,是从《柳堡的故事》里那个回眸一笑的“二妹子”开始的。那笑容太干净了,干净得仿佛能照见那个年代最纯粹的理想和情感。一部正面描写军人爱情的电影,在那个年代需要多大的勇气?她演活了,演成了经典,演成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插曲《九九艳阳天》一响,脑子里自动浮现的就是她的脸。这种绑定,是一个演员莫大的成功,但也可能是一种甜蜜的束缚。可她似乎从未被束缚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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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是《霓虹灯下的哨兵》里的春妮。那句“陈喜,我们不能忘本”,戏里是对丈夫说的,戏外,感觉她也是对自己说的。从战火纷飞的年代走来,见过最朴素的生活,也经历过声名鹊起的辉煌,但她身上那股“本”色,好像一直没变过。晚年接受采访,她说哪怕演个群众,也要当主角来演。这话不是漂亮口号,是她一辈子践行的事。对职业的敬畏,对观众的负责,大概就是她理解的“不能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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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正让我感到震撼的,不是她塑造了多少经典角色,拿了多少终身成就奖,而是她作为一个“人”的坚韧。资料里轻描淡写的一句“四次罹患癌症,抗争33年”,背后是怎样的惊心动魄?1993年、1995年、2013年……癌症像个甩不掉的阴影,一次次找上门。口腔癌,她拒绝了可能毁容的治疗方案,对于一个演员,尤其是以形象著称的女演员,这个决定需要多大的勇气?她选择了保住面容,也保住了继续站在观众面前的尊严。她说“活着干,死了算”,六个字,道尽了一种向死而生的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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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苦情戏,而是真正的英雄主义。她把抗癌的体悟带进了后来的角色里,那些角色或许不再有“二妹子”的青春甜美,却多了生命的厚度和韧性。她和丈夫黄国林相濡以沫,共同抗癌,直到2017年送走老伴。长女早夭的伤痛,与病魔缠斗的艰辛,晚年失伴的孤寂……这些苦难都没有压垮她,反而让她在镜头前的笑容,多了几分历经沧桑后的通透与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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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江平写的那篇《写给陶玉玲妈妈》,情真意切。半个世纪的“母子情”,始于慧眼识珠的知遇之恩。艺术家的传承,有时不仅在台前的作品,更在这些提携后辈、毫无保留的幕后点滴里。她走了,但被她照亮过、影响过的人,还在继续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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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九九艳阳天依旧会响起,霓虹灯下的故事还在上演。只是舞台上,少了一位总是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无论主角还是群众的老兵。她完成了她的演出,谢幕时,身上覆盖着信仰的红色,脸上想必是安详的。一个时代的美好的侧面,随着她的离去,缓缓合上了。但“二妹子”的笑容和春妮的叮嘱,大概会一直留在胶片里,也留在懂得“不能忘本”的人们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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