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拔管就没百万赔偿，工亡认定太考验人性

在现代医学条件下，48小时条款已明显落后于医学进步，且非常不人性化。

文 | 布丁

又一起抢救超过48小时不被认定工亡事件。

据中国新闻周刊，2024年11月1日8点半，东莞麻涌镇豪丰工业园大门口的岗亭里，51岁保安蒋本武突然昏倒。

工友拨打120送医抢救后，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蒋本武被转至东莞市人民医院。

当天晚上10点左右，主治医生明确告知家属，“脑干损伤不可逆，治疗已经没有意义”。

但家属不愿放弃治疗，医院继续插管和呼吸机辅助治疗。

在ICU治疗12天后，家属最终决定放弃，租用救护车将蒋本武带回老家。

当地卫生院出具的死亡证明显示，蒋本武死于“脑出血并发脑疝”，死亡时间为2024年11月14日10点18分。

事发后，蒋本武所在的公司向东莞市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但人社局以蒋本武“非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突发疾病”为由，拒绝了工伤认定。

蒋本武儿子随后委托律师，将东莞市人社局告上法庭。去年10月，该案已开庭，目前尚未宣判。

根据公司证言，事发当天蒋本武系正常值班，“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这一条件没有异议。

所以，关键争议仍是“脑死亡是否等同于死亡”，以及“48小时工亡条款是否适用”的问题。

家属认为，医生在蒋本武被送医一天内就告知其已脑死亡，在他们要求下，医院才继续进行插管和呼吸机辅助治疗，符合伦理道德和公序良俗常理。

面对网友“固执，不听医生劝告”的评论，蒋本武的儿子曾回复说，担心放弃治疗，会让人觉得他是想拿工亡赔偿。

东莞人社局则表示，家属主张的“脑死亡”无法律依据，且《民法典》第十五条明确，“自然人的死亡时间以死亡证明记载的时间为准”，蒋本武的死亡证明明确为11月14日，远超48小时。

在我国，法律层面的确未将脑死亡纳入死亡标准认定范围，仍以心脏停止跳动作为死亡判断标准。

但在医学上，死亡认定主要包括两种路径，即以心跳和呼吸停止作为判断依据的心肺死亡标准，以及脑死亡标准。

在器官捐献领域，不少案例是以脑死亡作为死亡标准的。

为此，不少人建议将脑死亡作为工伤认定时的死亡标准，以减少此类纷争。在过去几年的司法实践中，也有过脑死亡被认定为工亡的案例。

2021年7月，河南新乡遭遇特大暴雨，某单位职工杨某响应号召参加抗洪抢险，连续工作了十几个小时，准备回办公室休息时摔倒，被同事发现送医抢救，5天后被宣告死亡。

事发后，家属申请工伤认定被人社局驳回，家属随后提起诉讼。

此后，该案一审判决应认定为工伤；人社局上诉后，二审法院作出改判。

家属申请再审，河南高院作出了与二审相同的判决。家属不服，向新乡市检察院申请撤销法院判决。

在检察院建议下，二审法院再审，最终判决人社局认定错误，杨某应被认定为工伤。

该案最后能改判的关键原因，是检察官找了当时参与抢救的医生，查证抢救时的细节，又找来5名资深医学专家会诊，最终得出杨某在送医后48小时内已处于脑死亡状态的结论。

虽说家属最终维权成功，但为此花了两年多时间，打了三次官司，申请了一次检察院介入，申请工伤之艰难可见一斑。

具体到蒋本武案例中，尽管医院并未出具正式的脑死亡证明，但家属有医生告知其已脑死亡的录音，以及医院事后补充出具的情况说明。

蒋本武家属的代理律师表示，这两份证据能证明蒋本武在抢救48小时内已处于无法挽回的濒死状态，仅靠呼吸机维持生命指标。

不过，这些证据能否被法院接受，还得看接下来的审判。

但从上面新乡的案子可以看到，法律对于判定脑死亡有非常严格的程序、非常苛刻的条件。

尽管检察机关掌握了充分的病例资料、医生证言等证据，但还需要一个认定条件，即确认试验——在特定时间点进行脑电图、经颅多普勒超声等检查。

然而，抢救中，医生未必会严格按照“脑死亡判定标准”走全套流程并详细记录。

此案中，因为杨某的尸体早已火化，无法再确认，检察院才找多学科专家会诊，来弥补这一程序的缺失。

这也能理解，为何一些案子，从常识上认定“视同工伤”不难，法院判定却如此艰难。

它需要司法人员跳出“机械认定”的舒适区，严格核查事实，研究复杂病例，作出实质性的判断；面对人社局的不同意见，和上级法院可能改判的风险，办案法官要能顶住压力。

在现代医学条件下，48小时条款已明显落后于医学进步，且非常不人性化。

对医生来说，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一般不会因为时间限制就放弃全力治疗；家属更是如此，能抢救一天是一天，万一还有希望呢？

然而，只要脑死亡一天没有入法，照搬法条仍是法院风险最低、成本最小的操作方式，类似争议事件可能还会频频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