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叶斌：普惠金融须在“四度”融合上下功夫

作者：包容会特邀顾问 叶斌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金融服务的公平性与可及性日益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尺。普惠金融作为实现共同富裕、推动乡村振兴和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途径，其核心要义在于让所有社会群体，尤其是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传统金融服务难以覆盖的弱势群体，能够以合理成本获得及时、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

笔者在调研走访中发现，尽管近年来我国普惠金融政策体系不断完善、规模占比不断提升，但在实践中，实现“广泛覆盖、精准发力、陪伴成长、持续增效”的愿景，仍不同程度受到制约：有的地方重形式轻实效，片面追求贷款发放规模而忽视实际使用效益；有的机构热衷于“数字政绩”，将普惠任务异化为指标摊派，流于表面化、运动式推进；更有甚者，在产品设计和服务流程中陷入误区，忽视真实需求与风险防控，不仅未能真正惠及群众，反而埋下债务隐患与金融风险。

面对新阶段的新挑战，我们必须跳出“完成任务”的思维定式，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更高站位，系统谋划普惠金融提质放量增效的路径，以创新的洞见，练绣花的功夫，在“广度、精度、温度、效度”四个维度上协同发力、深度融合，真正实现普惠金融“普之于众，惠之于民”的初心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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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壁垒，拓展服务“广度”

“广度”是普惠金融的基础维度，体现的是服务的覆盖范围与可及水平。

• 拓展“广度”，必须坚持系统性、整体性和包容性。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延伸，更是人群类型、服务内容、制度保障的全面拓展。当前，我国虽已建成全球最庞大的银行物理网点与数字支付网络，但金融服务的空间不均衡、人群排斥现象依然存在。调研显示，部分偏远地区金融服务网点缺少，金融活动形态单一；外来务工人员、灵活就业者、残障人士等群体在开户、信贷、保险等方面仍面临制度性门槛。

• 拓展“广度”，必须坚持“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应将普惠金融纳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框架，统筹推进城乡、区域、群体间的金融服务均衡发展，探索制定《普惠金融服务覆盖率国家标准》，明确相关硬性要求。以政府的“引领力”激活市场的“地头力”，推动金融服务触角延伸、金融硬件改造提速（如适老化、无障碍改造等）、金融便民功能完善（如开发语音识别、手语客服、大字体界面等功能）。

• 拓展“广度”，还必须形成协同的合力。进入数字时代、AI时代，应加快农村通信网络、电力设施、信用环境等配套建设，防止“数字鸿沟”演变为“金融排斥”。在5G、物联网等新基建布局中，优先向欠发达地区倾斜，确保数字化普惠不落下一个人、一个角落。唯有构建全域覆盖、全人群可及、全过程保障的金融服务网络和功能，普惠金融才能真正实现“无死角、无盲区、无例外”的广域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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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向施策，提升服务“精度”

“精度”是普惠金融提质增效的核心维度，不仅是对客户需求的精准匹配，更包括对风险主体的精准甄别与对救助对象的精准施策。当前，部分金融机构在开展普惠业务时仍存在“重投放、轻风控”“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导致资源错配、风险积聚，甚至助长了“骗贷”“套补”等失信行为。提升“精度”，必须坚持“防得住、筛得准、帮得上”的三位一体原则，做到既不让“真需求”被拒之门外，也不让“假项目”浑水摸鱼。

• 首先，要强化“原发性”风险项目的前置阻隔。所谓“原发性”风险，是指借款人本身缺乏基本诚信、无经营意愿或存在恶意欺诈动机的情况。对此，必须依托大数据征信、人工智能风控模型，结合工商、税务、司法、社保等多维数据，建立动态信用画像系统，精准识别高风险客户。浙江推行“企业码”建设和应用构建全天候全方位全覆盖全流程服务企业长效机制，其中根据经营稳定性、履约能力为企业赋分评级，能有效遏制了“空壳公司”骗贷行为，值得点赞。

• 其次，要实施对“继发性”风险项目的精准帮扶。“继发性”风险是指企业原本资质良好，因市场波动、灾害影响、供应链断裂等外部因素导致暂时性困难。这类主体基本面正常、发展潜力仍在，具有挽救价值，普惠金融要有“不舍不弃”精神，注重在事前制定风险应对预案，如设置宽限期、调整还款计划、提供过渡性融资；事后联合政府、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行业协会等力量，组建“纾困专班”，通过无还本续贷、债转股、引入战投等方式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 再次，要推动产品设计的量身定制。根据不同行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特征，开发适配性强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例如，为初创期科技企业推出“知识产权质押+风险共担”模式；为家庭农场设计“种植周期+价格保险+供应链融资”综合服务包；为外卖骑手等灵活就业者提供按单计息、随借随还的微型信贷产品。只有实现“选得准、筛得严、扶得实”，普惠金融才能从“撒胡椒面”走向“靶向治疗”，真正实现风险可控、资源高效、社会受益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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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成长，传递服务“温度”

“温度”是普惠金融区别于传统金融的灵魂所在。它不仅是态度的温和、流程的便捷，更是对市场主体成长过程的深度参与与长期陪伴。真正的普惠，不应止步于解决一时的“资金短缺”，更要致力于帮助企业弥补经营理念、治理结构、财务管理等方面的“成长缺口”，实现经营规模增长与内在素质提升的同步跃迁。调研发现，许多小微企业虽然获得了贷款，但由于财务不规范、信用意识薄弱、缺乏发展规划、内部管理粗放等问题，往往陷入“贷了常还不上、救了又倒下”的困境。这说明，单纯的资金输血难以突破发展瓶颈，必须辅以“理念输氧”和“能力造血”。提升“温度”，关键在于构建“融资+融智+融制”的综合服务体系，变“一次性交易”为“长期伙伴关系”。

首先，金融机构应主动下沉服务，扮演“金融辅导员”角色。在授信前开展尽职调查时，同步对企业进行财务诊断、信用培育和合规指导；在放款后有针对性定期回访，帮助其建立账务体系、优化现金流管理、制定发展规划。一些地方农商行推行“金融村官”制度，派驻客户经理驻村服务，协助合作社健全账目、申报项目，显著提升了资金使用效率和还款能力。

其次，应联合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专业机构搭建“小微企业成长赋能平台”，提供免费或低成本的培训课程、咨询服务和数字化工具。例如，开设“小微企业财务规范化训练营”，普及会计准则、纳税申报知识；推出“信用积累计划”，引导企业按时履约、积累良好征信记录；推广“智能记账APP”，帮助个体户实现简易核算。

再者，要坚持不懈地推动全社会金融意识提升。我在安徽省农担任职期间，为推进“劝耕贷”深入人心，曾带领大家做了几件普及工作。一是分区域开展“乡村金融‘明白人’”培训，推动金融在地化、产品本土化。二是争取省委组织部支持，开展农村金融“双培双带”活动，即把有金融意识、有经营能力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荐给地方党组织将其培养出党员，促其更自觉地带领村民兴业致富；把农村里有经营潜质的党员培养成会使用金融产品和服务带领群众做强做优农村产业的经营者。三是开展“三个农人”建设：支持专心务农的“守乡农人”做好产业，吸引心怀梦想的“返乡农人”做大产业，汇聚情怀深厚的“下乡农人”做精产业。正是这些“入民心、接地气”的举措，让金融服务真正走进田间地头、融入百姓生活。当金融机构不再只是“放款人”，而是成为企业成长路上的“同行者”“教练员”“守护者”，普惠金融才真正拥有了温度与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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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不息，赓续服务“效度”

“效度”决定普惠金融能否走得稳、走得远。当前，一些地方将普惠金融简单等同于“零门槛放贷”或“财政兜底”，导致部分项目陷入“政府补不起、银行赔不起、主体还不起”的尴尬境地；个别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因缺乏产业支撑和还款机制设计，形成不良贷款累积。这些问题警示我们：没有可持续性的普惠，终将是昙花一现。

可持续的“效度”，体现在成长后劲上。不仅要看发放了多少贷款、覆盖了多少人群，更要看资金是否用于生产性投入，是否带动了就业增收，是否增强了内生发展能力，是否实现了金融机构商业可持续与社会效益最大化的统一。

可持续的“效度”，体现在对政策性、市场化、规范化、可持续原则的坚守上。一方面，完善政策激励机制，通过财政贴息、税收减免、风险补偿、再贷款支持、政府性融资担保协同等方式，降低金融机构服务小微、“三农”的成本与风险。另一方面，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依托核心企业信用辐射上下游中小企业；探索绿色普惠金融，将碳账户、环保表现纳入信贷评估。把普惠金融的创新与信用生态优化紧密结合，提高“效度”的成色。

可持续的“效度”，还体现在建立健全科学的绩效评估与动态监测机制上。有条件的地方可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探索发布区域《普惠金融发展报告》，构建涵盖覆盖面、可得性、使用质量、满意度、风险控制等多维度的综合评价体系，对成效显著的地区和机构予以表彰激励，对弄虚作假、脱离实际的做法及时纠偏问责。

普惠金融“四度融合”的生动局面是：金融部门“愿做、能做、会做”，企业部门“用得起、还得上、成长好”，政府部门“引导有方、支持有力、监管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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