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青楼“盲妓”，眼睛越看不见，客人越喜欢。

说起古代的青楼风月，咱大多想到的是秦淮河畔那些貌美如花、能诗善舞的名妓，比如李香君、柳如是这类，凭才貌在风月场里挣得一席之地，哪怕身处风尘，也还有几分傲骨。可很少有人知道，在明清的青楼里，还有一类特别惨的姑娘——盲妓，更让人觉得膈应又心寒的是，这些姑娘的眼睛被弄瞎得越彻底，反倒越受那些达官贵人、富商少爷的追捧。这事儿听着离谱又荒唐，可却是真实发生在历史里的黑暗，今天就跟大伙好好唠唠，这盲妓到底是咋来的，为啥客人偏偏就爱瞎眼的姑娘，还有这些姑娘背后藏着的数不尽的心酸和绝望。

其实盲妓并不是天生就眼盲，也不是青楼里偶然出现的特殊情况，而是被鸨母们刻意“制造”出来的赚钱工具，这事儿最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就有了雏形，到了明清中后期，在江南的南京、苏州、扬州，还有广东、广西一带特别盛行，尤其是秦淮河畔，一度成了圈子里的“潮流”。那时候江南的商品经济特别繁荣，盐商、丝绸商们赚得盆满钵满，青楼行业的竞争也跟着白热化，各大妓院的鸨母为了抢客源、造“特色”，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最后竟把歪心思动到了弄瞎姑娘眼睛上。

鸨母们选“原材料”也特别挑，专挑那些穷苦人家的小姑娘，四五岁、八九岁的年纪，要么是家里穷得揭不开锅被父母卖掉，要么是被人贩子拐来的，这些姑娘大多眉眼周正、嗓音清脆，还有点学艺的天赋。被买进青楼后，等待她们的不是活路，而是一步步走向黑暗的深渊。鸨母会先花好几年的时间教她们才艺，琴棋书画、唱曲弹琵琶、陪酒应酬，从天亮练到天黑，稍有差错就是打骂，一点不敢懈怠，等姑娘长到十四五岁，模样长开了，才艺也练得差不多了，能接客赚钱了，鸨母就会下手弄瞎她们的眼睛。

那弄瞎眼睛的手段，说出来能让人起一身鸡皮疙瘩，全是阴毒又残忍的法子。有的是用特制的草药汁液滴进眼睛里，这草药能慢慢腐蚀眼角膜，让姑娘在数月里一点点失明，过程中眼睛火烧火燎的疼，却查不出人为的痕迹；整个过程，姑娘哭天抢地，鸨母却连眼皮都不抬，只想着以后能赚更多银子，等眼睛彻底瞎了，还会给她们装假眼，免得吓着客人，就这么着，一个鲜活的姑娘，就被硬生生变成了供人取乐的“盲妓”。

鸨母们敢这么做，除了想迎合客人的畸形需求，还有个特别自私的原因：盲妓看不见，就彻底断了逃跑的念头，只能一辈子依附青楼生存，成了她们手中任人摆布的私有财产。那时候的封建律法对青楼行业的监管本就宽松，鸨母随便找个“突发眼疾”“治病失误”的借口，就能把这桩伤天害理的事儿盖过去，没人会为这些风尘里的底层姑娘讨公道。

可最让人想不通的是，为啥这些被弄瞎眼睛的姑娘，反倒比那些明眼的姑娘更受客人欢迎，甚至眼睛越瞎，身价越高，只有富二代、官宦子弟、富商们才消费得起？说到底，这根本不是什么“怜香惜玉”，而是这些客人藏在骨子里的畸形心理、虚荣心和控制欲在作祟，盲妓的出现，恰好精准满足了他们所有上不了台面的需求。

首先，盲妓能满足那些有钱没文化的富二代、暴发户的虚荣心，让他们在风月场里找回面子。那时候的秦淮名妓，哪怕身处风尘，眼光也高得很，李香君、柳如是这类姑娘，只愿意接待有真才实学的文人雅士，对那些满身铜臭、腹中空空的富二代，打心底里瞧不上，就算碍于情面接待了，也会在言语、诗词里暗暗讥诮，让这些少爷们碰一鼻子灰，特别没面子。可盲妓不一样，她们看不见，不知道客人长啥样，是美是丑、是年轻还是年老，也听不懂那些文绉绉的诗词，分不清客人是真雅士还是假斯文。这些富二代在盲妓面前，能随便吹牛装腔作势，把自己说成才高八斗的文人，盲妓只能听着，还得顺着他们的话附和，从来不会拆穿，也不会露出嫌弃的眼神，这让他们特别舒服，终于能在风月场里扬眉吐气了。

其次，盲妓能满足这些权贵客人极致的控制欲和优越感。在封建男权社会里，这些达官贵人、富商少爷本就高高在上，而盲妓因为视觉缺失，做什么都要依赖别人，走路要龟奴牵引，吃饭要有人伺候，在客人面前，她们天然就带着一种“柔弱感”和“依赖性”。这让客人们瞬间产生了强烈的掌控感，觉得自己是这些姑娘的“靠山”，能随意支配她们的一切，这种被需要、被依附的感觉，极大地满足了他们的大男子主义和优越感。而且在他们看来，盲妓看不见，就不会看别的男人，所有的注意力都会集中在自己身上，这种独一份的“占有欲”，让他们格外上头。

再者，猎奇心理和炫耀的资本，也是盲妓受追捧的重要原因。那时候的江南富商，钱赚够了，寻常的貌美姑娘早就看腻了，就开始追求新鲜、刺激、与众不同的体验，盲妓这种特殊的存在，恰好成了他们的“新玩物”。在当时的权贵圈子里，谁能请到盲妓作陪喝酒、听曲，谁就有面子，甚至还会互相攀比，谁的盲妓才艺高，谁玩的盲妓多，谁就更“牛”，盲妓成了他们炫耀财力和身份的奢侈品。哪怕盲妓的身价比普通的明眼姑娘高出好几倍，这些有钱人也愿意一掷千金，只为了满足自己的猎奇心，在圈子里争一份虚名。

还有一点，盲妓的才艺往往比普通姑娘更专精，这也吸引了一部分附庸风雅的文人。因为视觉缺失，盲妓的听觉、触觉会变得格外敏锐，鸨母也会逼着她们苦练技艺——毕竟没了容貌的“加持”，才艺就是她们唯一的饭碗。所以这些盲妓弹琵琶、弹古筝，能听出弦上最细微的音差，手法也格外细腻；唱昆曲、宋词，嗓音的韵味更足，情感也更真挚；甚至连说书、按摩，都比明眼姑娘做得更好。一些文人觉得，和盲妓相处，能抛开视觉的干扰，更专注于音律、词曲本身，沉浸在艺术的氛围里，这种“抛开皮囊看才艺”的体验，让他们对盲妓多了几分“偏爱”。可说到底，这份偏爱也不是真的尊重，只是他们对“极致才艺”的一种追求，一旦盲妓的技艺退步，这份偏爱就会瞬间消失。

可所有人都只看到了盲妓的“受追捧”，却没人看见她们背后的惨状——她们从来都不是被尊重的“艺妓”，只是被权贵们随意摆弄的玩物，所谓的“受宠”，不过是建立在无尽的痛苦和绝望之上的虚假繁华。

接待客人的时候，她们更是要强颜欢笑，哪怕被客人捉弄、欺负，也只能默默忍受。有些客人会故意在地上摆放障碍物，看盲妓摸索着走路、摔倒的样子取乐；还有些客人会故意提及视觉、色彩的话题，戳她们的痛处，看着她们难堪的样子哈哈大笑。在这些客人眼里，盲妓不是鲜活的人，只是一个供他们发泄欲望、取乐消遣的工具，她们的痛苦，在这些人看来，不过是“寻乐”的调味剂。

更可悲的是，盲妓的一生，从被弄瞎眼睛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悲剧的结局。她们的平均寿命还不到30岁，比普通的明眼妓女短得多，长期的精神压抑、营养不良、身体折磨，让她们早早地疾病缠身；一旦她们年老色衰，或者技艺退步，没有了利用价值，就会被鸨母无情地赶出青楼。这些看不见的姑娘，身无分文，无依无靠，只能流落街头乞讨，在黑暗中忍受着饥饿、寒冷和疾病，最后悄无声息地死去，连个葬身之地都没有，几乎没有一个盲妓能善终。

偶尔也会有一些盲妓想反抗，比如故意弄坏乐器、假装不会唱曲，可这些消极的反抗，换来的只会是更狠的打骂，她们就像被困在黑暗里的鸟儿，永远也飞不出这张由金钱、权力和人性的恶织成的网。

其实盲妓这种畸形的现象，能在明清时期盛行，从来都不是偶然，而是当时社会的缩影，藏着封建时代的三大弊病：一是商品经济繁荣背后的精神空虚，江南的富商们赚得盆满钵满，却因为“重农抑商”的政策难登政治舞台，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只能靠追求畸形的享乐来填补空虚；二是封建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极致压迫，在那个时代，女性本就没有人权，底层女性更是任人摆布，贫困家庭为了活命，只能把女儿卖进青楼，鸨母为了赚钱泯灭人性，客人为了满足私欲毫无人道，这些姑娘从出生起，就注定了任人宰割的命运；三是社会风气的虚伪与奢靡，当时的官方推崇程朱理学，嘴上说着“存天理灭人欲”，可权贵阶层却纵欲无度，突破了所有的伦理底线，把别人的痛苦当成自己的乐子，人性的恶被发挥到了极致。

当然，那个时代也不是所有人都对这种现象视而不见，有少数有良知的文人，曾对盲妓现象进行过严厉的批判。明末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里痛斥这种现象“是率天下而为禽兽也”，认为这是社会道德沦丧的标志；东林党人左光斗也曾上书朝廷，请求加强对青楼行业的监管，禁止鸨母故意伤害姑娘。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些呼吁都石沉大海，没人会为这些风尘里的底层姑娘停下追逐利益和享乐的脚步，毕竟在权贵们眼里，这些姑娘的命，连一文钱都不值。

这种黑暗的现象，直到清朝建立后，才稍有收敛——社会风气的转变，让那些极致的享乐之风慢慢淡去，盲妓的需求也随之减少。到了清末民初，西方的民主、平等思想传入中国，有识之士开始关注妇女解放问题，盲妓现象也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成为大家批判封建制度的靶子。五四运动前后，一些进步刊物开始公开揭露盲妓的悲惨遭遇，上海的妇女联合会还发起了救助运动，试图帮助这些姑娘脱离苦海；1928年，民国政府颁布了《禁止蓄奴养婢办法》，虽然法令的执行并不彻底，让盲妓的制造从公开变成了地下，但至少让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不再敢明目张胆地进行。

而真正让盲妓现象彻底消失的，是新中国的成立。青楼被彻底取缔，那些幸存的盲妓，被纳入了国家的福利系统，有人教她们盲文，有人教她们做手艺，这些一辈子活在黑暗里的姑娘，终于第一次感受到了被尊重、被善待的滋味，虽然她们的眼睛再也看不见光明，但心里的那盏灯，终于被点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