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祖棻讲词，为什么讲得好

今天是沈祖棻先生117周年诞辰，特刊发张宏生教授《沈祖棻词学研究的特色和价值》一文，以作纪念。

沈祖棻（1909—1977）

沈祖棻，字子苾，别号紫曼，笔名绛燕、苏珂。浙江海盐人。一九〇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出生在苏州一个世代书香之家。曾祖父沈炳垣，道光进士，咸丰年间曾任广西学政。祖父沈守谦，曾官徐州兵备道。沈祖棻八岁入私塾开蒙，由于祖母和父母都对她非常宠爱，学习氛围很是宽松，不仅打下了坚实的文史基础，而且天性中喜爱文学的因子得以充分发展。中学时，沈祖棻就读于上海。一九三〇年考入中央大学上海商学院。入学后，感到专业方向志趣不合，因此于一九三一年转学至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中文系。这里大师云集，汪东、汪辟疆、吴梅、胡小石等名教授都在此任教，她如鱼得水，尽情地在她所喜爱的文学海洋中遨游。这种对文学的热爱，伴随了她的一生，而词学尤其是她特别着力的地方。

一、心灵探赜与比较说词

程千帆先生谈到沈祖棻的词学研究时曾指出：“她是以自己丰富的创作经验来欣赏、体会、理解古代作品的，她接触那些名著，主要是依仗心灵，而不是，至少不仅是可以触摸的语言文字，所以往往能够形成妙达神旨的境界。简单地说，她讲得好是因为她作得好。”这确实是理解沈祖棻研究成就的一把钥匙。

比如对王沂孙的《齐天乐·蝉》，历来批评家多认为寄托了家国兴亡之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端木采：“详味词意，殆亦碧山黍离之悲也。首句‘宫魂’点清命意。‘乍咽’、‘还移’，慨播迁也。‘西窗’三句，伤敌骑暂退，宴安如故也。‘镜暗妆残’，残破满眼，‘为谁’句，指当日修容饰貌。侧媚依然。衰世臣主全无心肝，真千古一辙也。‘铜仙’三句，伤宗器重宝均被迁夺北去也。‘病翼’三句，更是痛哭流涕，大声疾呼，言海徼栖流，断不能久也。‘余音’三句，哀怨难论也。‘漫想熏风，柳丝千万’，责诸人当此尚安危利灾，视若全盛也。”虽然从时代、典故、语码等出发，有其合理性，不过说得太实了，显得有点穿凿。

沈祖棻虽然服膺常州词派，但并不盲目，她的认识有自己的特色，她说：“只要是对我国文学这种传统表现方法比较习惯的读者，欣赏的时候，就决不会让它们的重点从眼中滑过去。”是什么“习惯”呢？显然，不仅是理论的思考，也有创作的经验。她具体说明：“因为蝉本来不过是一种小动物，到了秋天，渐近死亡，也是自然现象。若非作者别有用意，是不会以这样深沉的悲哀和巨大的痛苦来咏叹它的。”这种体会，就有作为一个词人的灵心慧性在。

沈祖棻也写过蝉，其《曲玉管·寒蝉》：

冷露移盘，西风扫叶，枯枝尚叹栖难定。欲把浓愁低诉，还咽残声，此时情。倦恋柯条，羞寻冠珥，上林只让寒鸦影。冉冉斜阳，镜里双鬓妆成，为谁轻？ 暗想当时，任嘶遍故家乔木，却怜几度风霜，而今独抱凄清。感飘零。问知音谁在？不见悲吟楚客，更知何日，万缕垂杨，响答江城。

和王沂孙《齐天乐》深有渊源。这首词写于在中央大学就读时期，可以说是接续了作者著名的《浣溪沙》“斜阳”一词，心中应有“九一八”在。从词的描写看，显然对王沂孙的这一首有所借鉴，但后面写“故家乔木”，又写屈子心志，则就不是王作所能规范的，而有着现实的政治寄寓。像“暗想当时，任嘶遍故家乔木，却怜几度风霜，而今独抱凄清”数句，其中也有“深沉的悲哀和巨大的痛苦”。

沈祖棻早年词稿

南宋黄孝迈的《湘春夜月》是词史上的名篇，全词如下：

近清明。翠禽枝上消魂。可惜一片清歌，都付与黄昏。欲共柳花低诉，怕柳花轻薄，不解伤春。念楚乡旅宿，柔情别绪，谁与温存。 空樽夜泣，青山不语，残月当门。翠玉楼前，惟是有、一波湘水，摇荡湘云。天长梦短，问甚时、重见桃根。这次第，算人间没个并刀，剪断心上愁痕。

沈祖棻是这样分析的：“我们读到‘可惜’二句，觉得有沉痛的惋惜、深挚的悲哀；‘欲共’二句，有无穷的幽怨、无限的抑郁、无边的寂寞、无尽的凄凉。显然地，这都发自作者万不得已之情。‘空尊’三句，情景凄苦，真是无可奈何之境。看来似乎必有所指。作者是晚宋人，对于当时政治局势，不会毫无感触，词中有所寄托，自然是可能的。但即使知道它确有寄托，却也无从指实其所寄托的是一些什么事情。如‘可惜’二句，可以认为他说的是可惜一片江山都付与暗淡的局势，也可以认为他说的是可惜一腔忠愤都付与昏乱的现实。这一腔忠愤，可以属于当时的贤臣，也可以属于作者自己；还可以认为是慨叹才华限于遭际，或者是惋惜爱情掷向空虚。又如‘欲共’三句，可以认为他说的是‘时事日非，无可与语’，也可以认为他说的是‘君门九重，叩阍无路’，还可以认为是知己难逢的叹息，或者是情人薄幸的烦忧。读者不能，也不必去指实他的托意是我们所推想的哪一种。”

这一段论述可以看出她所接受的词学资源，如谭献说：“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况周颐说：“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而能以吾言写吾心，即吾词也。”但是，更能看出她以自己的词心加以体会所得出的感受。

程千帆先生曾在不同的地方指出创作和研究的关系问题，或者说：“如果我的那些诗论还有一二可取之处，是和我会做几句诗分不开的。”或者说：“一位从来没有作过诗或没有其他艺术创作经验的人侈谈诗歌艺术，不说外行话，很难。”或者说：“文学研究所面对的，是人的感情。古代的文学家们，因接触外界事物而有感，然后发为文章，后人研究他的感发，反省其感发，成为理论。因此，如果你对心灵的火花，感情的悸动，缺少同情，缺乏爱赏，而只是非常理智地去判断和品评它，这虽不能说不对，但总隔了一层。对古人从作品中表现的心灵多所感发，同时自己有所感发的心灵也有能力表现出来，人我交会，自能贯通。现代的一些学者，如俞平伯先生，他所撰的《唐宋词选释》《读词偶得》和《清真词释》，都讲得非常深刻，真能体会词心。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俞先生自己的词作得好。”和前面程先生对沈祖棻词的评价对读，更能对沈祖棻的成就有深刻的理解。

著名学者舒芜先生曾写有《千帆诗学一斑》，主要是指：“千帆的诗学，善于比较。”他并指出：“只有真正熟读博览，沉潜浸润于古今诗歌之中，长时期积累了欣赏和理解的成果，读书得间，自具慧眼者，才有可能运用这样多角度多方面的比较方法。若没有这样深厚的根底，则往往只能局促于一家一篇之中，或者泛滥于一家一篇之外，根本不会知还有何可比，何从去比，如何去比。”程先生和沈先生的诗学观念相同，用这个说法来评价沈祖棻，也完全可以成立。

比较可以味甘苦，解特色，知异同，明得失，辨优劣等，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尤其是在作品鉴赏中，是经常使用的方法，沈祖棻常用此法，善用此法。

晏殊的《蝶恋花》：

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别苦。斜光到晓穿朱户。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无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这首词写离别相思之情，时间是“由夜到晓”，空间是“由室内、室外而到楼上”。在对这篇作品作了具体梳理后，沈祖棻又举出晏殊的一首《踏莎行》：

碧海无波，瑶台有路，思量便合双飞去。当时轻别意中人，山长水远知何处？ 绮席凝尘，香闺掩雾，红笺小字凭谁附？高楼目尽欲黄昏，梧桐叶上潇潇雨。

她说：“拿来和本词一比，我们就可以看出，其主题、题材、人物、景色、情事无不相同或极其相似。然而，在晏殊的笔下，这两首词却各自成为一个完整的、不可重复的艺术形象。”这是用来和晏殊自己的作品进行比较。

欧阳修的《踏莎行》有“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二句，沈祖棻这样分析：“范仲淹《苏幕遮》云：‘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本词云：‘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一向被人认为是相类的名句。它们的特征在于，将情景融成一体，在想象中更进一层。斜阳已远，而芳草更在斜阳之外；春山已远，而行人更在春山之外：就更其令人不能为怀。与这种表现手法可以比较的，则是作家们有时又不从想象而从事实着笔。张潮《江南行》云：‘茨菰叶烂别西湾，莲子花开犹未还。妾梦不离江上水，人传郎在凤凰山。’刘采春《罗唝曲》云：‘那年离别日，只道住桐庐。桐庐人不见，今得广州书。’本以为他在江水边，谁知道却跑到凤凰山去了。本以为他在桐庐，想不到却从广州来了信。这，叫人的感情怎么追得上他的脚迹呢？一写想象，一写事实，但其由于景的扩大而增加了情的容量，则正相同。”则不仅和相同文体的词相比较，而且跨文体和诗相比较；不仅看出这种手法的普遍性，也看出作者视野的开阔性。

晏几道《鹧鸪天》中有“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二句，沈祖棻这样分析：“前人诗中写意外重逢真如梦境的诗句不少，如戴叔伦《江乡故人偶集客舍》‘还作江南会，翻疑梦里逢’，司空曙《云阳馆与韩绅宿别》‘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但都不及杜甫《羌村》中的‘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今宵’两句，情景与杜诗最为接近。但杜作是五古，风格浑朴，而这两句是词，写得动荡空灵，仍然各有千秋。刘体仁《七颂堂词绎》曾举此两例，以为这也是‘诗与词之分疆’，不为无见。”则又不仅诗词对读，而且指出诗词的风格之分。

沈祖棻《宋词赏析》

二、从微观上升到宏观

沈祖棻在学术研究上以诗词鉴赏而知名，所谓鉴赏，门坎似乎不高，但层次和境界却有很大的区别。好的鉴赏，既能说清楚作品本身的情境之美，又能举一反三，见一知百，提升到宏观层面，启发进一步思考。

宋代词人张先《醉垂鞭》：

双蝶绣罗裙。东池宴。初相见。朱粉不深匀。闲花淡淡春。 细看诸处好，人人道。柳腰身。昨日乱山昏。来时衣上云。

这是酒宴中的赠妓之作，写完相见之地，相见之因及女主人公的身份后，就重点写其化妆的特征——淡妆。写淡妆的妙处在哪里呢？沈祖棻分析道：“这里涉及到欣赏中一与多的变化的问题。在一般情况下，多数女子并不浓妆（在词中，又称为严妆、凝妆），所以一个浓妆的，便显得出众。但在上层社会的行乐场所，或是贵族宫廷里，多数女子都作浓妆，一个淡妆的，就反而引人注目了。……我们平常赞美一件东西、一个作品等，说它新奇别致，其中往往就包含了这个一与多的问题。”

一与多是一对哲学范畴，也是一对美学范畴和一种艺术手段，程千帆先生为此曾专门写了一篇长文，对这一现象在古典诗歌的结构与描写中的表现作了全面研究。程先生的这篇文章主要是想阐述这样的学术思想：“从理论角度去研究古代文学，应当用两条腿走路。一是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二是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前者是今人所着重从事的，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理论家的研究成果；后者则是古人所着重从事的，主要是研究作品，从作品中抽象出文学规律和艺术方法来。这两种方法都是需要的。但在今天，古代理论家从过去的及同时代的作家作品中抽象出理论以丰富理论宝库并指导当时及后来创作的传统做法，似乎被忽略了。于是，尽管蕴藏在古代作品中的理论原则和艺术方法是无比地丰富，可是我们却并没有想到在古代理论家已经发掘出来的材料以外，再开采新矿。这就使我们对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不免局限于对它们的再认识，即从理论到理论，既不能在古人已有的理论之外从古代作品中有新的发现，也就不能使今天的文学创作从古代理论、方法中获得更多的借鉴和营养。”沈祖棻的这篇赏析，可以为程先生的这一研究作一个生动的注脚。

以小见大的关键，是要真正了解什么是“大”，这需要广博的知识，更需要有宏观的视野和理论的敏感。北宋晏几道的《临江仙》：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上片的“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二句，晚清著名词学家谭献曾这样作评：“名句，千古不能有二。”但是，这两句却完全录自五代翁宏的《春残》：“又是春残也，如何出翠帷？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寓目魂将断，经年梦亦非。那堪向愁夕，萧飒暮蝉辉。”对此，沈祖棻作出了精彩的分析：“我们拿晏词和翁诗作一比较，就不难看出，它们之间，不仅全篇相比，高下悬殊，而且这两句放在诗中，也远不及放在词中那么和谐融贯。作一个跛脚的比喻，就好像临邛的卓文君，只有再嫁司马相如，才能扬名于后世一样。在翁诗里，这么好的句子，由于全篇不称，所以有句无篇，它们也随之被埋没了；而由于晏词的借用，它们就发出了原有光辉，而广泛流传，被人称道。由此可见，我们如果对某一句诗进行评价，除了它本身所达到的艺术高度之外，还必须看其与全篇的有机联系如何。把某一句，或甚至某一个字孤立起来评定优劣，不仅不能如实地理解它、欣赏它、评价它，而且往往还会导致错误的结论。”沈祖棻还举了晏殊《浣溪沙》中“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两句，原是他本人《示张寺丞、王校勘》七言律诗中的第三联，也是放在诗中，不如放在词中，因而一般读者也就不记得那首七律，而只记得这首小令了，说明晏、翁之事，并非孤证。

程千帆书“微雨燕双飞”

若推广开来，这种情形又并不一定只表现在诗词中。郦道元《水经·江水注》中有一段描写巫峡风光的文字，历来的作品选、文学史都盛称之，并被选入中学教材，文字如下：“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缺处。重岩迭峰，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泝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竣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但这一段却基本上出自南朝刘宋盛弘之的《荆州记》，盛文作：“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缺处。重岩迭峰，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日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泝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云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一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为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其间，清荣竣茂，良多雅趣。每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岫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仅有文字极小的不同，可以忽略不计。当然，《荆州记》唐宋时期就已散佚，不过，清代辑佚学发达，该书在清代已有辑本，看过的人应该不少，却基本上无人在这一点上进一步思考，所以，这段文字仍然是因附丽《水经注》而得以流传，并成为经典。完全可以这样说，这段文字在《水经注》中，焕发出了新的光彩。可见文献学上的还原和和美学上的价值，有时并不能统一。

这方面的思考在沈祖棻的诗词研究中还有不少，涉及不同类别，值得特别提出。如谈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在艺术上，这首词也有它的独特成就。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它将不同的、乃至于对立的事物、思想、情调有机地融合在一个整体中，而毫无痕迹。”一篇创作中，存在着这样的对立统一，作为古代作家创作中的一种重要手法，无疑值得关注。又如谈贺铸《薄幸》（淡妆多态），引清人周济的话对柳永和贺铸的词进行比较，最后总结说：“周济在这里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风格学上的新课题，即风格的形成，不独是基于个性，而且还受到艺术手段的制约，很值得认真思考。”

三、文献意识与学术传承

沈祖棻在《古典诗歌论丛》的后记中曾总结她和程先生共同的研究心得，提出了将批评建立在考据之上的方法：“我们感到，有一个比较普遍的和比较重要的缺点，那就是，没有将考证和批评密切的结合起来。”“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就尝试着一种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沈祖棻的诗词鉴赏非常精彩，如前所述，诗词鉴赏也能写出境界，阐发出具有宏观高度的理论意义。这里则想进一步指出，其理论阐发的重要基础之一，来自对文献的重视。

比如注释典故，宋代周邦彦的《瑞龙吟》有“前度刘郎重到”一句，沈祖棻总结各种注本，给出自己的判断：“此语虽出自刘禹锡《再游玄都观》‘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以与前文‘试花桃树’关合，但实际上却是用刘义庆《幽明录》所载东汉刘晨入天台山遇仙女故事，这个故事中也有桃树（详后《玉楼春》篇）。我们也可以说，是两典合用，成语用前者，故事用后者。注家们只引用刘禹锡诗是不全面的。”

所谓文献，有时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敏感度，是通过“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的积累而进行的判断。词史上有一篇题为李白所作的名篇《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从明代开始，直到当代，关于是否李白所作，仍有争论。和有些学者从《菩萨蛮》一调是否可能出现在盛唐来讨论该词真伪的做法不同，沈祖棻认为，“围绕着《菩萨蛮》这个曲调出现的迟早进行争论，似乎难以解决此词是否属于李白这个问题”。沈祖棻的做法是走另外一条路，这“就是从词体的发展来考察，看这首词的题材、风格等是否可能出现在盛唐时代。答案是否定的。……像这首《菩萨蛮》中所表现的羁旅行役之感，在晚唐、五代词中是十分生疏的，其所表现的阔大高远的境界、浑厚清雅的风格，也完全摆脱了花间派以绮艳风情为主的影响。”这一结论的得出，来自她对从晚唐五代到北宋这一阶段词创作的熟悉，“这首《菩萨蛮》中所表现的羁旅行役之感，在晚唐、五代词中是十分生疏的”，这一断语不是轻易下的，背后有着深厚的文献功夫。

师兄莫砺锋教授曾经这样论述柳永词：“柳词中关于男女相思题材的名篇几乎都与羁旅行役有关，例如《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就与《雨霖铃》齐名。原因在于专写男女密约幽期的婉约词往往会流于软媚乃至俗艳的鄙陋之境，而柳永把男女相思的背景从青楼洞房转向江湖旅途，红烛罗帐就变成了清风明月，氤氲香气就变成了潇潇夜雨，喃喃情语就变成了鱼雁传书，倚红偎翠就变成了独守孤灯。于是，词中的情得到了升华，词中的景得到了净化，词的意境也变得清丽高远。”在羁旅行役的背景中写男女之情，是柳永在词史发展中的一大贡献，或者可以说是对词体文学创作的一大革新，而柳永大约生活在北宋的前中期。如果说在词体文学刚刚兴起不久的盛唐时期就有这样成熟的写羁旅行役的作品，而和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词创作风格都不同，大约是不容易说通的。沈祖棻虽然并没有做表面上的文献考证，但实际上是将考证过程掩藏在文字之后了。

沈祖棻词学手稿

近日读到戎默先生的一篇文章，谈到苏轼的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的“琼楼玉宇”一词，综合前人的一些看法，指出许多注本往往都会引用下面一条材料：“《大业拾遗记》：瞿乾佑于江岸翫月，或问：‘此中何有？’瞿笑曰：‘可随我观之。’俄见月规半天，琼楼玉宇烂然。”而沈祖棻的《宋词赏析》却作：“语出《拾遗记》：‘翟乾佑于江岸玩月。或问：“此中何有？”翟笑曰：“可随我观之。”已而月现中天，琼楼玉宇烂然。’”戎先生指出，《大业拾遗记》各本皆无此条，沈祖棻写成《拾遗记》，瞿字亦作翟，想必另有根据，乃根据老辈学者注书，其中典故往往使用类书的传统，查看《佩文韵府》，果然在《佩文韵府》卷三七上“七麌”韵“宇”字“玉宇”条中，发现了这一则文献，文字基本相同。戎先生就有如下结论：“沈书的材料来源，应当就是《佩文韵府》；所谓来源《大业拾遗记》的通行误注，应也是来自《佩文韵府》，只是一时将“翟”误为“瞿”，又觉引文与书名时代不合，于是想当然地以为此‘《拾遗记》’应是更符合时代的‘《大业拾遗记》’，故增‘大业’二字。始作俑者，大概就是胡云翼先生的《宋词选》。如此，沈祖棻《宋词赏析》出处为《拾遗记》的注文，并非抄自选本中的‘《大业拾遗记》版’而又删字，反是直接来自《佩文韵府》，可说更接近来源文献。”胡云翼《宋词选》一九六二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戎先生认为：“考虑到胡云翼先生的《宋词选》的成书之早与影响之广，则称胡注《宋词选》为之后各条书引用该注的始作俑者，也应‘虽不中，亦不远矣’。”沈祖棻的《宋词赏析》原名《北宋名家词浅释》，据程千帆先生说，“是一部没有写完的讲课笔记。好些年前，她曾经有个机会和几位青年教师、研究生一起学习宋词。……她在讲课时，就侧重在每一篇词的艺术技巧的分析方面，也侧重于婉约派的作品；同时也由于当初并没有想将这个课程当作一般的词选来讲，而主要是企图解决学习者所遇到的问题，所以入选各家篇目的多寡，并不完全反映其在词史的地位。大家如苏轼，也只讲了两篇，就是因为同志们觉得苏词比较好懂，不须多讲的缘故。”胡云翼的《宋词选》是影响力很大的宋词选本，沈祖棻为武汉大学中文系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讲宋词时，或许胡书尚未出版，但后来肯定是见到过的，但她没有像许多选本一样，径抄胡注，而是“更接近来源文献”，这无疑就是“将考证和批评密切的结合起来”的某一方面的具体体现。戎先生说沈祖棻的注释“更接近来源文献”，是一个准确的判断。

说到传统，沈祖棻的词学中也有一以贯之的传承，这可以从比兴寄托来谈。

一九三二年，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二十岁出头的沈祖棻尚是一位大学生，就写出著名的《浣溪沙》，其中“有斜阳处有春愁”一句受到当时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汪东先生的激赏，为之延誉，一时“沈斜阳”之名传遍吟坛学林。汪东之所以如此激赏，就在于“斜阳”、“春愁”深有意蕴，这个“意”，就是寄托。年轻的沈祖棻在词坛上一出手就有“寄托”二字横亘心中，在后来的创作中，这一特色一直保持着。如她求学于中央大学时所写的《高阳台·访媚香楼》：

古柳迷烟，荒苔掩石，徘徊重认红桥。锦壁珠帘，空怜野草萧萧。萤飞鬼唱黄昏后，想当时、灯人笙萧。剩年年，细雨香泥，燕子寻巢。 青山几点胭脂血，做千秋凄怨，一曲娇娆。家国飘零，泪痕都化寒潮。美人纨扇归何处？任桃花、开遍江皋。更伤心，朔雪胡尘，尚话前朝。

媚香楼位于南京秦淮河畔，是明末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故居，其遗址大约民国十二年前后被发现，此后，文人墨客每喜在此发思古之幽情。这首词写于日本侵华之后，带有浓重的历史印记。李香君虽然是青楼女子，但坚持民族大义，孔尚任著名的《桃花扇》写了她和侯方域两情相悦，血溅定情诗扇，而又不齿于侯变节事清的故事。这昔日的繁华之处如今已是一片荒凉，如果仅仅如此，还不过是怀古之作的常见路数，下片一开始就写“青山几点胭脂血”，如果当年李香君的鲜血是洒在扇上的话，现在则染红了青山，当年鲜血点染出来的桃花，也已经“开遍江皋”。沈祖棻所处的时代，战火已经迫近南京，“朔雪胡尘”的悲剧或将重演，所以想起前朝往事，不免“更伤心”。在怀古咏史之中，浸润着浓厚的现实情怀。

又如一九四二年飘泊四川期间，沈祖棻创作了一组《浣溪沙》，共十首。其小序有云：“每爱昔人游仙之诗，旨隐辞微，若显若晦。因效其体制，次近时闻见为今词十章。”兹引其中的第九首：

闻道仙郎夜渡河，星娥隔岁一相过。机边亲赠水精梭。 纵使青天甘寂寞，应怜银汉近风波。云盟月誓莫蹉跎。

通过作者的小序，至少可以看出这样两层意思，一是辞旨隐微，二是涉及时事，这就提醒我们要从比兴寄托的角度，对作品加以理解。但作品显然是指向牛郎织女之事，如何理解呢？好在对此最为熟悉的程千帆先生，亲自作了笺注。云：

此第九首，望印度参加同盟军，同抗日帝也。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中英军事同盟成立，中国军队开入缅甸，协助英军作战。而与缅甸为邻之印度犹徘徊于两大之间，故蒋介石于一九四二年二月加尔各答会晤印度人民领袖甘地，劝其抗日。仙郎喻蒋，星娥喻甘地，此用牛郎织女故事。隔岁相过，谓磋商经年始克相晤。赠梭，喻献策。下阕谓印度欲置身事外，而战争范围日益扩大，终恐波及，不如早日参加盟军之为愈也。

蒋介石访问印度，是近代以来中国领导人首次以元首身份出国访问，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有最高领导人访问印度，这是中国对外关系上的一件大事。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作为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蒋介石访问作为同盟国英国的殖民地印度，也具有战略上的意义。所以，当时词人对此密切关注，有所思考。在中国古代诗词中，牛郎织女是经常出现的意象，或云有情人之受到阻隔，如古诗《迢迢牵牛星》；或作翻案语，提倡应以感情之质量为重，如秦观《鹊桥仙》（纤云弄巧）。但用以比喻两个政治人物，却还少见。沈祖棻的这首词，为牛郎织女的形象系列，增添了新的内容。

沈祖棻曾写有《清代词论家的比兴寄托说》一文，对词学中的比兴寄托理论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研究，在学术史上，是这一领域最重要的文章之一，其价值学界多有论列，此处不赘。这里想特别指出的是，沈祖棻如此重视比兴寄托，从思想根源上看，固然和她本人对中国文学传统的体认有关，但也不可忽视其师承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汪东是沈祖棻在词学道路上的重要领路人。他师承章太炎，对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诸方面都有精深的研究，尤长于词学，有《唐宋词选》《词学通论》等行世。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他曾作题为《文学的道德》的演讲，中心意思是说“文学家不能逃避他们的责任”。也是在这一年，他发表了《国难教育声中发挥词学的新标准》一文，其中特别推重比兴：“诗词尤以比兴为工。”提出创作与时代的关系：“正变之分，原由环境接触，心所感受不同。治世所感，其声和乐，便谓之正，衰世所感，其声哀怨，即谓之变。”“诗词正变，既是世道隆替，国势盛衰必然的结果，那么，我们今日谈词作词便该感觉到自身所处的地位环境是怎么样。”

沈祖棻的另一位老师黄侃（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五年任教于中央大学），精研《文心雕龙》，著有《文心雕龙札记》，其中也讨论比兴：“原夫兴之为用，触物以起情，节取以托意，故有物同而感异者，亦有事异而情同者。”“彦和辨比兴之分，最为明晰。一曰起情与附理，二曰斥言与环譬。介画憭然，妙得先郑之意矣。”黄侃论阮籍《咏怀》诗，虽然不赞成绝对比附政治，但也经常指出其中的寄托：“阮公深通玄理，妙达物情。《咏怀》之作，固将包罗万态，岂仅厝心曹、马兴衰之际乎！迹其痛苦穷路，沉醉连旬，盖等南郭之仰天，类子舆之鉴井。大哀在怀，非恒言所能尽，故一发之于诗歌。”如第三十三首（一日复一夕）、第三十四首(一日复一朝），黄侃评：“言衰老相催, 由于忧患之众。而智谋有限, 变化难虞, 虽须臾之间, 犹难自保。‘薄冰’之喻，‘心焦’之谈，洵非过虑也。”这里的生命之忧，当然是和司马氏夺取政权后政治的读书人的现实政治处境是分不开的。第四十七首（生命辰安在），黄评：“言翔高栖下，皆有命焉，虽欲追随鸣鹤，不可得也。忧戚流涕，素琴凄心，非复常言所能解矣。”也是同样的思路。在讨论郭璞《游仙诗》时，他和阮籍《咏怀》相联系，指出：“景纯斯篇，本类咏怀之作，聊以摅其忧生愤世之情，其于仙道，特寄言耳。”这正呼应了钟嵘的看法：“《游仙》之作，词多慷慨，乖远玄宗。其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栖榛梗’，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

黄侃书赠沈祖棻

和汪东一样，黄侃也是章太炎的弟子，在音韵学、训诂学、经学、文学等方面造诣甚高，词亦为世所称。虽然曾谦称古人诗词是“天九”，自己的只是“地八”，但正如先师程千帆先生所说，这个“地八”终究是“天九”之后第二大的，可见其自矜。他的词，深情邈绵，辛亥革命之后的诸作，忧伤国事，寄托遥深。一九一二年，黄侃编《纗华词》成，汪东为其撰序，云：“所述有哀郢之志，思美之遗。”俞平伯曾回忆：“民国五年、六年间方肄业于北京大学，黄季刚老师在正课之外忽然高兴，讲了一点词，从周济《词辨》选录凡二十二首，称为‘词辨选’，讲义至今尚存。季刚盛称周氏选录之精，又推荐各书。”堵述初也回忆：“一九二五年，黄季刚先生在我的母校北京民国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尔雅》和诗词两门功课”，“黄先生指定的课本是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和张惠言的《词选》。”黄侃教授词学，选取的教材是张惠言的《词选》和周济的《词辨》，这二人正是清代常州词派的开创者和重要的继承者，可见其词学倾向。

沈祖棻的又一位老师吴梅，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七年间担任中央大学及其前身东南大学教授。吴梅一生以戏曲研究最为著名，但在词的方面也很有成就，著有《词学通论》等。他的词学思想中也非常重视比兴寄托，指出：“所谓寄托者，盖借物言志，以抒其忠爱绸缪之旨，三百篇之比兴，《离骚》之香草美人，皆此意也。”“唯有寄托则辞无泛设，而作者之意，自见言外，朝市身世之荣枯，且于是乎觇之焉。”如他讨论冯延巳的词：“正中词缠绵忠厚，与温韦相伯仲。其《蝶恋花》诸作，情词悱恻，可群可怨。张皋文谓：‘为《骚》辨之遗。’谭仲修谓：‘如金碧山水，一片空蒙。’所谓有寄托入，无寄托出也。”专门引述张惠言和谭献的看法，见出传承有自。沈祖棻特别尊师重道，老师们的这些见解，对她深有启发，同时，她又踵事增华，加以发展，从而在词学研究，乃至文学史研究上，留下了深刻的一笔。

>原题《沈祖棻词学研究的特色和价值》，载《词学》第五十三辑，此处省略了注释

宋词赏析 诵诗偶记

沈祖棻（著）

内容简介：

本书为沈祖棻赏析诗词之作，合《宋词赏析》和《诵诗偶记》为一册。前者释读宋词名作，《唐五代词批语残存》列为附录，收入白居易、温庭筠、韩偓等唐五代人词作及对其的精妙批语；后者为论文集。作者沉潜唐宋诗词研究多年，更兼积累丰厚的诗词创作实践经验，擅长由创作背景入手，比照同题材、同风格作品以较其优劣，诠释古人深蕴的诗心、词心，深刻精当且言人所未言，普及性和学术性兼具。论文部分评析苏轼词、姜夔词、《窦娥冤》等作品，举列多家说法而加以去取剖析，皆有独到见地。

涉江诗词集

沈祖棻（著） / 程千帆（笺）

内容简介：

本卷为繁体竖排，收录沈祖棻历年的旧体诗词创作，分《涉江词稿》五卷、《涉江词外集》一卷、《涉江诗稿》四卷，程千帆为之笺注，汪东评点，并首次附录诗词补遗部分。沈祖棻素以词名，因其《浣溪沙》名句“有斜阳处有春愁”，有“沈斜阳”之称，词风婉约端雅，不失宋人法度，又别出机杼，写尽身世之感。其晚年不复为词，转而攻诗，语淡情真，多怀友忆旧之作，长诗《早早诗》形容外孙女早早童稚娇憨之态，系其名作。

沈祖棻全集（五卷）

沈祖棻（著） / 张春晓（主编）

内容简介：

全集共分五卷，分别为《涉江诗词集》《微波辞 辩才集》《唐人七绝诗浅释》《宋词赏析 诵诗偶记》《书札拾零 子苾日记》。此次出版，除了收录沈祖棻历年创作著述成果，更增订逾二十万字日记，补遗诗词、小说、散文等多篇，呈现其创作与治学的全貌。沈祖棻在古典文学研究和旧体诗词上造诣深厚，对中国格律新诗的创建和完善有重要影响。其文学作品端雅真挚，寄寓身世之感，亦不乏抗日救亡之音，投射出个⼈命运与世事更易；诗词赏析深入浅出、只眼独具，结合丰厚创作经验，为初学者指点津途；书札、日记中闲话家常，与良友诗词相和，字行间言笑如睹，见出其人的温醇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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