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国相继称王，为何只有秦王陵是天子级别？

韩、赵、魏、燕、齐、中山等国也先后称王，为什么这些国家的王陵没有采用“亚”字形，而是沿用了以前诸侯国级别的“中”字形或“甲”字形？此外，列国中楚最早称王，即春秋早期的楚武王，为什么战国中晚期的楚王陵还是“甲”字形或“中”字形？更让人不解的是，周王室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代表了文化上的正统，其王陵采用“亚”字形是天经地义的事，西周至春秋早期的周王陵也的确为“亚”字形，考古中有相应发现。但为什么到了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时期，王陵形制转变为“中”字形或“甲”字形，出现了降级现象？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比较复杂，如果试图解释的话，可能与列国实力的消长有关，还涉及各国不同的文化心理。

*文章节选自《战国时代的东西差别：考古学的视野（增订版）》 （梁云 著 三联书店 2026-1）

《大秦帝国之纵横》剧照

战国王陵形制的东西差别

战国王陵形制的东西差别，指战国时秦王陵与东方六国或东方列国王陵在形制方面的差别。目前的发现表明，战国时东方国家王陵为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墓或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墓，秦王陵则为四条墓道的“亚”字形墓。

“陵”的本义指地面巍峨高起的山地，这里用来称呼墓葬；同理，国君薨又叫“山陵崩”。称谓的变化与地面封丘的出现相呼应，表明国君已经拥有高居亿万人之上的绝对权威，是独立陵园制形成的重要征兆。与之同步，考古学上一个划时代的变化就是“亚”字形墓的出现。先秦高级贵族墓往往有斜坡墓道，斜坡墓道的多少有等级含义，“亚”字形墓为王陵一级采用，如殷墟西北岗商王陵。西周时周王陵也应采用“亚”字墓型，但尚未发现。在陕西岐山周公庙发现有10座“亚”字形大墓，属于周公家族墓地；周公家族世任王朝卿士，由于周公姬旦的特殊历史地位，得以享用天子级别的下葬礼制。“中”字形墓和“甲”字形墓则为诸侯一级采用，如西周时浚县辛村卫侯墓和天马—曲村晋侯墓。秦国君墓在礼县大堡子山、凤翔秦公陵园还用“中”字形，到了咸阳原陵区一变而为“亚”字形，生动地反映了国家政治级别的提升和君主称号的变化，即从诸侯国到王国的转变。

严家沟秦陵园平面图

据《陕西咸阳严家沟秦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2021年第1期

战国中期中原诸国相继称王。公元前370年魏国率先称王，即魏惠王。马陵之战后，魏元气大伤，秦乘机占领河西地。魏转而向东方各国示好，公元前334年，魏襄王与齐威王会于徐州，互尊对方为王，即“徐州相王”。公元前325年，秦惠文君称王。为了对抗秦国的连横，公元前323年魏将公孙衍采取合纵措施，发起魏、韩、赵、燕、中山五国相王。此后重要的诸侯国皆已称王。列国称王活动前后持续了40多年。

惠文君称王在当时是一件大事，涉及方方面面的制度变更，包括百官职称、外交内务、车马舆服乃至丧葬安排。在考古遗存上能看到这一变化的，除了陵墓外，还有兵器铭刻。惠文君称王后第二年（前324年）改元，目前可断在惠文王后元年间的带铭秦戈有“王四年相邦张义”戈、“王五年上郡守疾”戈、“王六年上郡守疾之造”戈、“王十年上郡守”戈。戈铭纪年前均冠一“王”字的体例，不见于此前此后的秦兵，绝非偶然，不是工匠随意刻之，而是为了专门纪念称王的盛事而规定的。题铭尚且郑重其事，何况山陵？因此惠文王称王后在都城西郊开辟新的陵区，规划新的陵园，采用新的墓型，是很自然的事情。

然而反观东方列国的材料，就会提出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韩、赵、魏、燕、齐、中山等国也先后称王，为什么这些国家的王陵没有采用“亚”字形，而是沿用了以前诸侯国级别的“中”字形或“甲”字形？此外，列国中楚最早称王，即春秋早期的楚武王，为什么战国中晚期的楚王陵还是“甲”字形或“中”字形？更让人不解的是，周王室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代表了文化上的正统，其王陵采用“亚”字形是天经地义的事，西周至春秋早期的周王陵也的确为“亚”字形，考古中有相应发现。但为什么到了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时期，王陵形制转变为“中”字形或“甲”字形，出现了降级现象？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比较复杂，如果试图解释的话，可能与列国实力的消长有关，还涉及各国不同的文化心理。

新郑许岗韩王陵

春秋战国间，晋、楚是第一等大国，南北争霸延绵二百多年，郑、卫等小国折冲其间，摇摆不定；齐、秦为第二等大国，不承担向晋、楚纳贡的义务。战国早期，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率先崛起，西取河西、北灭中山。此后赵用公仲连、楚用吴起、韩用申不害、齐用邹忌、秦用卫鞅，相继变法图强，形成了七雄并立的局面。东方国家的变法多不彻底、不成功，秦的变法却建立起一整套新制度，鼓励耕战，奠定了此后长盛不衰的基础。尤其到秦惠文王时，收取河西、上郡，东拔陕县，南吞巴蜀，一举成为头号军事强国。《秦本纪》云：“惠王卒，子武王立，韩、魏、齐、楚、越皆宾从。”此言不虚。

在秦国咄咄逼人的东进态势下，东方诸国谋求结盟自保，公孙衍发起“五国相王”实际上是为了对抗秦国。东方各国虽能风云际会，一度称雄，但往往好景不长，很快就走向下坡路，如魏在“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中重挫于齐，在“徐州相王”时已无诸侯伯长的风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取中山略胡地，开疆拓土，但赵国经长平之战大伤元气，再无称雄的资本。韩国小弱，仅求自保。中山本白狄别种，却标榜周礼，举士朝贤，称王几乎不被列国认可，终因务虚而亡国。燕国“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史记·燕召公世家》）。齐在威王时较有作为，但灭宋后引起各国不安，被乐毅率领的五国联军攻破，一度亡国，长达5年之久，后虽靠田单复国，却丧失了逐鹿中原的能力。楚是南方大国，战国以后逐渐衰落，楚怀王违背纵约与秦结盟，在齐、韩、赵和背盟的秦国两面夹击下，一蹶不振；白起拔郢后，楚徙都于陈，再退居寿春，苟延残喘而已。论战国中晚期列国实力，秦排第一，齐、楚次之，魏、赵又次之，韩、燕最弱。秦昭王时“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服，弱国入朝”（《史记·秦始皇本纪》），俨然天下霸主。“（昭王）五十三年，天下来宾。魏后，秦使摎伐魏，取吴城。韩王入朝，魏委国听令”《史记·秦本纪》，简直是想打哪个就打哪个。楚顷襄王曾问计于善射者，后者喻之弋射，说魏、韩、燕、齐及泗上十二诸侯皆可图谋，唯独谈到秦时却说：

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击韩魏，垂头中国，处既形便，势有地利，奋翼鼓嬛，方三千里，则秦未可得独招而夜射也。（《史记·楚世家》）

可见秦国地利之便与形势之胜。秦既然成为国际社会的老大，称王后采用以前商周王陵的“亚”字形墓，也就实至名归，底气十足。相比之下，东方五国称王，多少有些名不副实，显得底气不足。《史记·赵世家》记载：“（武灵王）八年……五国相王，赵独否，曰：‘无其实，敢处其名乎！’令国人谓己曰‘君’。”无其实而有其名不见得是好事，魏与齐“徐州相王”便引起楚、赵等国的愤怒，于是赵围黄城（属魏），楚围徐州（属齐）。况且陵墓采用何种形制不是关起门来自己的事，当时一国之君殡天，他国都会派使节前来吊唁，丧葬活动具有外交意义。如《史记·赵世家》：“二十四年，肃侯卒。秦、楚、燕、齐、魏出锐师各万人来会葬。”《史记·秦本纪》：“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子为唐太后，而合其葬于先王。韩王衰绖入吊祠，诸侯皆使其将相来吊祠，视丧事。”众目睽睽之下葬制僭越，用古天子之礼，与强秦比肩，会招致猜忌，实乃取祸之道。

秦陵用商周古天子之礼而六国王陵不用，不仅仅由于实力考量和利害关系，还与各自的文化传统及其长期熏陶而成的心理定式有关。战国中晚期秦与东方六国之间形成了很深的文化对峙和心理隔阂。秦被六国之人称为“虎狼”或“虎狼之国”，意即贪婪、暴虐、无信、寡义、好利。相反，六国之间从来不这么称呼，也不被秦这么称呼。六国合纵叫“纵亲”，背弃这种关系叫“负亲”；合纵之国“约为兄弟”，将秦排斥在外。东方指责秦贪婪的最主要一条是秦有吞周室、灭诸侯、并天下之心。秦人之野心在称王前已存在，即贾谊所说：“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过秦论》）甚至在秦立国之初已现端倪，秦襄公作西畤祭上帝，僭越了天子郊天，诸侯只能祭祀境内名山大川的礼制规定。秦先祖与商王朝关系密切，西周时沦为养马的隶圉，在后来发展过程中虽然接受、学习周礼，不过权宜之计、流于表面，一旦实力足够就会不失时机地满足自己取代周室的野心——包括陵墓制度方面。

相比之下，六国文化与周文化渊源很深。齐、鲁、燕、晋等国，或为周之同姓，或为周之功臣。即便是楚人的先祖鬻熊，也曾经“子事文王”。田氏代齐、三家分晋，在文化和制度上也摆脱不了与姜齐、姬晋的关系。儒家学说以文、武、周公为楷模，产生于邹、鲁，流布于齐、楚，影响到三晋。魏文侯尊儒进贤，魏国曾是当时儒家的中心。从这个角度说，东方六国才是周文化的继承者。六国基本认可周室天下共主的名分，少有取而代之的想法，更不会孜孜以求。若是谁利令智昏做出太出格的事，会成为众矢之的。公元前316年燕王哙传王位给相邦子之，引发内乱，被齐宣王乘机攻破。当时中山也参与了伐燕的战役。公元前286年，齐湣王灭宋，“欲以并周室，为天子；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诸侯恐惧”（《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于是赵、秦、燕、韩、魏五国联军大举伐齐，长驱直入，攻克临淄。燕、齐被群起而攻之，几乎亡国，固然有列国趁火打劫或恢复实力平衡的需要，但联军出征肯定会高举大义的旗帜，获得国际舆论的支持。中山王错方壶铭文指责燕王哙“不分大义，不告诸侯，而臣主易位，以内绝召公之业，乏其先王之祭祀，外之则将使上觐于天子之庙，而退与诸侯齿长于会同”；又说伐燕成功后“天子不忘其有勋，使其老策赏仲父，诸侯皆贺”。需要注意的是，铭文中错自称“中山王”，但两次提到“天子”，语气恭敬，并称列国为诸侯。可见东方诸国虽然称王，但视之为虚名，仍然沿袭传统尊奉周天子（至少在名义上），彼此间常按诸侯身份来对待。换言之，王有许多个，天子只有一个。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在生活或丧葬活动中明目张胆使用文、武、周公享用过的古天子之礼，可能是很犯忌的事情。

楚在周初是子爵，被封以子男之田，周朝称楚君为楚子。西周中期楚国曾短暂封王，《史记·楚世家》记载：“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从“楚公逆镈”和“楚公逆钟”铭文看，西周时楚君自称“楚公”。楚正式称王始于熊通。熊通想通过随侯请求周室加授尊号，周室不许，熊通怒而自尊为武王。周室为此还谴责随侯。后来楚庄王陈兵周郊，问九鼎之轻重，铩羽而归。楚灵王欲求周鼎宝器，享受与齐、鲁、晋、卫同等的分封待遇，结果不得而知。可见楚人称王从来没有得到过周室的承认，楚人对周室基本上也没有取而代之的想法，同时比较看重周室授予的礼器名分。战国晚期楚顷襄王欲图周，周武公说周不可图，理由是“西周之地，绝长补短，不过百里；名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国，得其众不足以劲兵；虽无攻之，名为弑君”（《史记·楚世家》），襄王于是作罢。

熊渠、熊通都说“我蛮夷也”，楚人称王其实沿袭了西周时期边裔国族称王的旧习。西周金文中有夨王、丰王、豳王、吕王、釐王等，均为地方势力首领称王，为周之同姓或异姓。他们都不是周王室直接分封出去的，但承认周朝的权威并臣服于周人。他们奉周王为“王”或“天子”，因此周王可说是“王中之王”或“王上之王”。周室也默许这种地方势力称王现象存在，不视为叛逆，只要其被纳入自己的统治框架内。事实上，金文一般称周王为“王”或“天子”，前面很少加一“周”字；地方诸侯称王则冠以国名或族名，即“某王”；一字之差，表明身份高下有别。楚人称王与后者相似，东周楚器往往称“楚王”，如“楚王酓章”（曾侯乙墓镈）、“楚王酓樊”（下寺戈）、“楚王酓前”（寿县鼎）；楚简则称“荆王”，如“举祷荆王自酓鹿以就武王”（包山简）。推而广之，中山国君自称“中山王”（中山王器）；燕国国君自称“燕王”，如燕王载戈、燕王职戈、燕王喜戈，在中山器铭中则被称为“燕君”。这些称谓延续了以前的习惯，说明六国在心理上对周天子还保持着必要的尊敬。

春秋时称王的诸侯还有越国。《史记正义》引《舆地志》云：“越侯传国三十余叶，历殷至周敬王时，有越侯夫谭，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称王，《春秋》贬为子，号为於越。”允常子勾践灭吴后，“诸侯毕贺，号称霸王”（《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国国君在金文中亦自称“越王”，如越王勾践剑、越王州勾剑等。允常之墓已被发现，即浙江绍兴印山越王陵，位于绍兴西南13公里处兰亭镇的半山丘陵，筑有覆斗状封土；陵园四周挖有隍壕，四面正中留有通道；主墓为单墓道的“甲”字形，墓室面积约644平方米，墓道东向，长54米（图七七）。越、楚均为地方诸侯称王，陵墓形制都没有采用周天子之礼。

绍兴印山越王陵

春秋时王室衰微，多靠诸侯之力靖乱，诸侯之师亦多在东都戍卫。战国时周室王畿之地本来很小，仅河南洛阳、偃师、孟津、巩、汝阳等地，连郑、卫都比不上，与邹、莒之流小国相当。周考王封其弟于河南，独立出一个西周小国。西周威公去世，韩、赵乘乱又帮公子根在巩独立，名为“东周”，以“奉王”（周显王）为名，因此洛阳也属东周。周分裂为两个小国，周王居洛阳，其实寄人篱下。秦人出关后可以随意出入洛阳，秦武王就在洛阳举鼎而死。秦昭王曾到宜阳的行宫召东周君朝见，随后在宜阳自立为“西帝”。秦灭周不过反掌间。周王室名分很高，实力地位很低，名、实相差悬殊，名存实亡。如果说战国时周王墓没有采用传统“亚”字形，而是降级采用“甲”字形，也在情理之中。一个破落贵族如果还按照家族兴盛时的规格来摆谱，不仅没有必要，还会成为笑柄。

战国时代的东西差别：考古学的视野（增订版）

梁云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6-1

ISBN: 9787108081278 定价: 120.00元

中国古代文明经历了从古国到方国、从方国到帝国的转变，东周时期是从方国到帝国转变的“轴心时代”。这期间列国文化的发展有地域不平衡性，其中秦与东方六国的差别尤为关键，直指此后延续近两千年的帝制时代。本书以此为切入点展开，从器物群演变、礼器制度、墓葬等级序列、都城形态、城址等级序列、王陵形制六个维度，系统分析考古材料，揭示秦自商鞅变法后如何以迅速赶超东方六国的心理，决断地摒弃旧礼制束缚，减弱卿大夫权力，强化君主权威，推行军功爵制，增强社会下层活力。这诸多促使秦强大的因素，由于提炼自大量的考古资料，多令人信服并有真实感受。六个维度的东西差别最终可归结为历史发展道路和社会结构的差别，本书因此体现出考古学应有的“深度的历史关怀”。

西垂有声：《史记·秦本纪》的考古学解读
梁云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5

《史记》关于秦有两个本纪，即《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充分说明了司马迁对秦的重视。汉承秦制，又要避免秦二世而亡，故秦如何从一个边鄙陋国一统天下而又转瞬覆亡，成了自贾谊以来两千年士人最为关心的历史问题之一。

从西迁陇右到统一天下，前后约七百年。《史记·秦本纪》记述了秦人如何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完整经历了从附庸到诸侯国，再到王国，最后到帝国的发展，再现了“三部曲”的历程，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有经典意义。

本书以《史记·秦本纪》为主线，以相关的考古资料为“第四家注”，以期達到考古与文献相互印证、相互启发的“二重证据法”冊效果。作者聚焦的问题是：秦从一个鄙陋的蕞爾小國能最终统一天下，建立帝业，除了历史时势，自亦有制度文化、思想理念等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在其早期发展的时空格局中有怎样的萌芽？在物质文化上有怎样的反映？秦的早期发展如何从考古学角度得到合理的復原和陈述？另外，秦人早期历史中长期聚讼纷纭的谜团：如秦人的来源和秦文化的渊源、平王东迁和秦始建国的年代、秦国的周餘民、大堡子山秦公大墓的墓主、穆公葬地等，也是本书关注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