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投降的君王里，只有李煜非死不可？

最近电视剧《太平年》热播，里头演的是北宋初年那一段风云变幻。看着剧中那些人物在权力、家国、命运之间挣扎，里面有一个人物--李煜。就是那位写“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南唐后主。这人啊，你说他是皇帝，他真不是那块料；你说他是词人，那真是千古一人。他这一辈子，活脱脱是一出才情与命运错位的悲剧，尤其是他后半生那亡国之痛、囚徒之哀，全被他写进了词里，字字血泪，至今读来仍让人心头一颤。

李煜这人，出身富贵，长在深宫，从小过的就是锦衣玉食、歌舞升平的日子。他爹李璟给他留下的南唐，虽已向北宋称臣，但偏安一隅，还算富足安宁。李煜继位时，年纪轻轻，满腹文采，精通诗词书画音律，用今天的话说，是个标准的“文艺青年”。他前半生的词，就像一幅工笔重彩的宫廷行乐图，你看他那首《浣溪沙》：“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写的全是宫廷里日上三竿才起的慵懒，金炉添香，美人起舞，酒醉拈花，别殿箫鼓隐约可闻。一派富贵温柔，极尽妍丽。那时候他的眼界，就在那宫墙之内，他的愁，顶多是些风花雪月、闲情偶寄。用学者的话说，那是“伶工之词”，是给乐工歌女演唱的精致玩意儿。

可命运这东西，最是不讲道理。他坐在金陵的龙椅上时，北方的赵匡胤已经黄袍加身，建立了北宋，正虎视眈眈，要一统天下。李煜面对这个强大的邻居，是什么态度呢？就一个字：怂。不是一般的怂，是怂到了骨子里。他即位第一件事，就是给宋太祖赵匡胤上表，那份《即位上宋太祖表》，区区几百字，写得那叫一个卑微恭顺，简直不像一国之君，倒像个小媳妇见了恶婆婆，战战兢兢，反复表白自己绝无二心，甘心永远做臣子。他天真地以为，只要自己姿态够低，服软够彻底，送礼够勤快，就能换来偏安一隅的太平日子。

于是乎，李煜对北宋的策略，就成了“以送保平安”。金银珠宝、绫罗绸缎、珍玩器物，像流水一样往汴京送。根据史料统计，那二十来年里，进贡次数多得惊人，动不动就是银数万两、绢数万匹。自家府库搬空了，就搜刮民间，搞得国力日虚。这还不算，他还自降身份，请求宋朝在诏书里直呼其名，不用敬称；把“唐”国号改为“江南”，自去帝号，称“国主”。以为这些小儿科的政治姿态能感动赵匡胤。有忠臣良将，比如大将林仁肇，提出趁宋军师老兵疲、淮南空虚之际，主动出击，以攻为守，连万一失败的责任都自己揽下，不让李煜背锅。可李煜呢？“惧不敢从”，吓得连试都不敢试。到最后，甚至中了赵匡胤的离间计，把林仁肇给毒死了。这等于是自断臂膀。

他这一套，说白了，就是“鸵鸟政策”。把头埋进沙子里，看不见就当危险不存在。一边拼命送钱送物表忠心，一边在江南自己的小朝廷里，关起门来依旧过着皇帝瘾，行皇帝制度。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派，如何能挡得住赵匡胤统一天下的决心？开宝七年（974年），宋军兵锋南指，理由就是李煜“倔强不朝”。金陵被围，李煜还在幻想和平，连续派使臣去汴京求饶，甚至上了那篇字字泣血的《乞缓师表》，苦苦哀求“惟陛下宽之赦之”。可赵匡胤一句话就顶了回来：“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终于，开宝八年（975年）腊月，金陵城破。李煜肉袒出降，被押往汴京，从此，“江南国主”变成了“违命侯”。

从九天之上的君主，跌落到囚居汴京的降虏，这人生的断崖式跌落，彻底炸开了李煜的灵感和痛苦之源。他后期的词风，为之一变，从浓艳的工笔彩绘，变成了苍凉的水墨写意，而且是蘸着血泪画出来的。王国维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就是说他从此把个人的哀愁，上升到了家国命运、人生无常的哲学高度。

他怎么写的呢？他最厉害的一手，就是玩“时空交错”。在他笔下，空间成了最残酷的对比道具。他念念不忘的，是南唐宫廷的“凤箫吹断水云闲”的春殿，是“红锦地衣随步皱”的舞榭歌台。而眼前现实，是汴京囚居的“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是“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寒砧断续风”。一个是广阔、热闹、奢华的权力中心，一个是狭窄、冷清、寂寥的囚禁之所。空间的强烈收缩，象征着他尊严和自由的彻底丧失。每走一步，每看一眼，都是今昔对比的刺痛。

时间，则成了他反复撕扯自己伤口的工具。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把过去的乐事拉到眼前来，和当下的凄苦碰撞。“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东风还是那年的东风，明月还是那年的明月，可江山易主，物是人非。“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自然永恒轮回，欢愉的往事却知多少、剩多少？都碎了，只剩回忆的锋刃在切割当下。最绝的是《浪淘沙令》里那句：“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只有梦里，才能短暂地忘记俘虏的身份，偷得片刻往日的欢愉。醒来后的现实，加倍冰冷。这种时间的错位感，让痛苦不再是平面的呻吟，而有了立体的、循环的深度。

他词里的景物，也都有了生命和隐喻。“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写的是花，叹的是国，哀的是自己命运如风雨中的落花，凋零得太快。“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宫殿或许还在，但当年的人，当年的情，当年的国，早已面目全非。景物的不变，更加反衬出人事、国事的巨变，这种“物是人非”的苍凉，成了他亡国词中最经典、最刺痛人心的意境。

那么问题来了，北宋初期，投降的君王可不止李煜一个。荆南高继冲、楚地周保权、后蜀孟昶、南汉刘鋹、吴越钱俶、漳泉陈洪进、北汉刘继元，加上李煜，一共八个。根据学者对宋初降王待遇的研究，除了李煜，其他七位，不管是在投降后不久病故的（如孟昶），还是活了很久的，最终都算得以善终，保全了性命，甚至有些还得了不错的官职和赏赐，子孙也在宋朝为官。宋朝在这方面，确实比五代时动辄族灭前朝君主的做法要“文明”“宽厚”得多。可为什么，唯独李煜，在投降三年后，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七夕之夜，在他四十二岁生日当天，被宋太宗赵光义用“牵机药”毒死了呢？

这事儿，细究起来，是几个因素叠加的结果，李煜自己，得负一大半责任。

首先，最直接的就是他那张管不住的嘴和那支停不下的笔。做了俘虏，就该有俘虏的觉悟，要么像刘鋹那样，极度谄媚自污，哄皇帝开心；要么就沉默是金，低调保命。可李煜偏不。他满腔的亡国之恨、囚徒之哀、故国之思，压抑不住，全都化作凄美绝伦的词句流淌出来。《虞美人》《浪淘沙》《相见欢》……一首接一首，在汴京的深院小楼里传唱开来。尤其是那首要了他命的《虞美人》，“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些句子，像长了翅膀一样飞进皇宫。宋太宗赵光义是什么人？那是靠“斧声烛影”疑案上位、心狠手辣、猜忌心极重的主儿。他听到这些词，会怎么想？这不是公然怀念故国、怨恨当今吗？一个降王，心怀怨望，这在帝王眼里，就是最大的不安定因素。李煜的词，成了他催命的符咒。

其次，是李煜性格和身份的“不合时宜”。他本质上是个纯真的文人，是个“赤子”，心里藏不住事，痛苦就要宣泄，思念就要表白。这种艺术家的率真，在残酷的政治生存中，是致命的弱点。他不像钱俶，投降前主动纳土，姿态做足，投降后谨小慎微，处处迎合，最终家族富贵绵延。李煜是被打下来的，本就带着“违命”的标签，投降后还不懂得伪装和妥协，依然保持着精神上的“倔强”和“不驯”，这就触动了统治者最敏感的神经。

再者，还有一桩宫闱秘事，可能成了催化剂。多种宋人笔记记载，李煜的妻子小周后，美貌闻名，被迫定期入宫觐见，每次出来都哭骂李煜，声音外面都能听到。虽然正史讳莫如深，但这种传闻绝非空穴来风。赵光义好色之名，史有记载。他若真霸占了小周后，那么留着李煜这个丈夫，自然是碍眼且危险的。除掉李煜，或出于彻底占有其妻的私欲，或出于避免丑闻流传的考量，对赵光义而言，并非不可为之事。

所以你看，李煜之死，是文学性的真情流露，碰上了政治性的残酷冰冷；是艺术家的不羁灵魂，撞上了统治者的铁腕权术；或许还有私人恩怨夹杂其中。他的词，成就了他千古词帝的声名，也最终成了送他上路的挽歌。其他降王，或平庸，或谄媚，或识时务，反而在宋朝的“宽厚”政策下得了善终。唯有李煜，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太平年》里演的是太平，而李煜的一生，尤其是后半生，恰恰是“不太平”的极致体现。他的词，是他个人悲剧的注脚，也是一个时代终结的哀音。我们读他的词，赞叹其艺术之高，亦感慨其命运之悲。他留给后世的，不仅仅是一江春水般的哀愁，更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在错位的时代，被放在错位的位置上，越是杰出的才华，有时反而会招致越深的苦难。可历史不寻常的地方也在于，若无这苦难，又何来那烛照千古的词章呢？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命运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