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长征命运的，不只有会议和枪炮，还有那永不消逝的电波

长征走到四渡赤水那会儿，局面是极险的。红军不过三万，蒋介石调了四十万大军，天上飞机侦察，地上碉堡林立，前堵后追，真真是铁桶一般。若按寻常路子，任你如何骁勇，怕也难逃罗网。可历史偏偏在这里拐了个弯，红军不但跳了出去，还跳得从容，跳得巧妙，后来毛主席自己都说，四渡赤水是他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这笔能挥洒得如此淋漓，背后有个极少被人提起的关窍——情报。更具体些，是军委二局破译的那一封封国民党密电。

这军委二局，在当时是个绝密的单位，别说敌人，就是自己队伍里，知道他们具体做甚么的也不多。它的来历，有点“草莽”气息。1932年春天，红军第三次反“围剿”打赢了，缴获了好几部国民党的无线电台。那时候电台可是稀罕物，中革军委一看，觉着不能光用来听个响，得让它生出更大的能耐，于是就把总参谋部下面专管侦听的摊子单独拎出来，升格成局，专搞无线电侦察。局长叫曾希圣，是个能人，早年在上海干过中央军委的谍报科长，是周恩来直接领导过的“老情报”。

起初的日子艰难。机器少，人员也少，就那么五六个人，一两部电台，对着天书一样的电码，两眼一抹黑。国民党军的密码，并非一成不变，时常更换，特别是重要的“特别本”、“猛密”，更是难啃。可二局这些人，有种读书人般的“笨功夫”和“倔劲儿”。他们从大量抄收的电报底稿里，一个码一个码地猜，对照着明码本，联系着前线战况，捕捉着电文里惯用的格式和套话——“奉某某电”、“等因奉此”……就这么着，硬是把敌人的密码一本本给“啃”了下来。破译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第三个；到长征前夕，他们已经累计破译了四百多本，国民党军主要部队的密码，基本上都能看了。这等于在敌人的指挥系统里，安上了一双“耳朵”。

但这“耳朵”听到的东西，得有人会用，用得好，才能变成“眼睛”。长征初期，负责指挥的博古和李德，就不太会用，或者说，不太愿意用。湘江战役前，二局已经破译了何键、刘建绪等人的密电，清楚显示湘江一带布防严密，是个“口袋”，而湖南中部相对空虚。毛泽东据此力主转兵，但建议未被采纳，结果红军硬闯湘江，损失惨重，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血的教训，让更多人开始正视那几张薄薄的、由二局送来的电文纸。

转折发生在通道会议。会上正为“去湘西”还是“转贵州”争得不可开交，二局送来了最新情报：蒋介石已判明红军意图，正在湘西张网以待。铁的事实摆在面前，通道转兵遂成定局，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命运。自那以后，二局提供的情报，逐渐成了毛泽东用兵如神的重要依凭。毛主席后来有个比方，说：“和蒋介石打仗，我们是隔着玻璃杯押宝，看得准，赢得了。”二局，就是那个让他能看清玻璃杯内玄机的“法宝”。

到了四渡赤水，这“法宝”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一渡赤水前的土城战役，起初不利，就是因为对川军密码不熟，敌情不明。激战正酣时，周恩来满头尘土冲到二局工作的地方，对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他们说：“你们赶快摸清敌情，我们帮你们弄饭！”这几个人已经连续工作二十多个小时，硬是在炮火中架台侦收，最终破译了川军“正密”，才发现敌人援军已近，合围将成。毛泽东立刻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跳出了第一个包围圈。

二渡赤水，回师遵义，打得漂亮。这背后，是二局准确掌握了黔北敌军空虚、而吴奇伟部孤军冒进的情报。三渡、四渡，更是情报与指挥艺术结合的经典。红军伴动川南，诱敌西追，主力却突然秘密东返，直插贵阳。这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机动，前提是二局对敌军周浑元、吴奇伟等各部调动了如指掌。最富传奇色彩的，是南渡乌江前那一出“蒋委员长调兵”的戏。

那是1935年3月底，红军准备在金沙县安底一带南渡乌江。二局截获密电：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六个师的主力，正快速逼近，一天就能赶到渡口，而红军渡江至少需三天。前有乌江天险，后有重兵追击，背水一战的危局似乎又要重现。深夜的指挥部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面对地图，凝神苦思。这时，曾希圣提出了一个大胆至极的想法：利用掌握的国民党军密码和电文格式，模仿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的口吻，给周浑元、吴奇伟发电报，命令他们改变路线，向别的方向“前进”。

此计可谓洞悉人性。蒋介石向来喜欢越级指挥，朝令夕改，下属对此习以为常。毛泽东、周恩来一听，拍案叫绝，但嘱咐：电文不能太离谱，只能此一次，免其生疑。于是，一封以“蒋中正”名义发出的密电，从红军的电台发了出去。果然，周、吴两部接到“委员长”手令，未敢怠慢，乖乖改变了行进路线。红军赢得了宝贵的三天时间，主力安然南渡乌江。这封假电报，蒋介石至死都不知道，成了军事史上一次绝妙的情报欺诈。

二局的神奇，在于它不仅能“听”，还能在关键时刻“说”，用敌人的腔调说。但这工作，绝非易事。长征两万五千里，他们走了两万五千里，也工作了两万五千里。为了保障24小时不间断侦听，他们创造性地把人员和设备分成两个甚至多个梯队，交替行军和工作。前面一队停下开机，后面一队赶上接班，如此循环。战士们背负沉重的器材，行军总是小跑，到了驻地，再累也要立刻架起天线。过度疲劳是常态，很多人走着路就能睡着，时常撞树、掉沟。局长曾希圣自己也常常因为边走边琢磨电码，摔下马来。

进入云南后，还发生过一次泄密风险。一位参谋掉队被俘，身上带的已破译电文让龙云大惊失色，急电蒋介石：“红军已将我军各方往来密电完全翻译成文！”蒋介石下令全面更换密码，且种类繁多，每日调换。这给二局带来了极大困难，但他们迎难而上，加班加点研究，硬是跟上了敌人换码的节奏，继续为强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提供着关键情报。

这个集体的灵魂人物，除了局长曾希圣，还有一位不能不提的，就是副局长钱壮飞。他是中共隐蔽战线的传奇“龙潭三杰”之一，曾潜伏敌营核心，获取过徐恩曾的密码本。到二局后，他发挥特长，不仅参与破译，还负责将情报在地图上直观标绘，供领导决策。他编的密码本，曾用于和十九路军的秘密谈判联络。他年近四十，有马骡却不常骑，多用来驮机器或让给伤病员。他会医术，常给同志看病；会讲故事，天文地理，在行军休息时讲来消解疲劳。可惜，这样一位全能型的英才，在1935年4月南渡乌江后不幸牺牲，年仅四十岁。

长征胜利后，毛泽东多次感慨：“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二局是黑夜走路的灯笼，我们是打着这个灯笼长征的。”刘伯承说得更直接：“曾希圣是搞玻璃杯的。”意思是，他让红军能把敌人的部署看得清清楚楚。

军委二局的传奇，在于它诞生于简陋，成长于硝烟，在人类军事史上最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中，以智慧和忠诚，将无形的电波化为有形的坦途。他们没有冲锋在枪林弹雨的第一线，却天天在另一个无声的战场上进行着绞尽脑汁的搏杀。他们的故事，鲜为人知，却深嵌在长征波澜壮阔的史诗之中，宛如星河里那些不耀眼却至关重要的星辰，沉默地指引着方向。如今重温，那“嘀嘀嗒嗒”的电键声，仿佛仍在历史深处回响，诉说着一种另类的英勇——于无声处听惊雷，于密电中定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