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300亿美金？邓朴方：找到后，我只拿百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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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的北京，冬天来得特别早，风刮在脸上跟刀子似的。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红的黑的白纸，糊满了墙。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说不清楚的紧张劲儿，像是一根绷得太紧的琴弦，稍微碰一下就要断。

邓朴方那时候在北大技术物理系念书，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是邓小平的大儿子，但在那个年头，这个身份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护身符，反倒像是个随时会炸的雷。他在学校里的压力很大，不是因为书念不好，而是因为外面的风浪太大。父亲邓小平当时已经被打倒了，成了“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被下放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家里的顶梁柱倒了，邓朴方在北京的日子自然不好过。

那是12月的一天，具体日子后来的人记得不是太清，但那天发生的事儿改变了他一辈子。北大的几栋宿舍楼之间乱哄哄的，有人在喊口号，有人在吵架。邓朴方待在三十二楼的宿舍里，心里堵得慌。那种压抑的感觉，不是一天两天了，是积攒了好几年的憋屈和绝望。他觉得透不过气，觉得前面的路被堵死了。

冲动就在那一瞬间。他推开窗户，外面的冷风灌进来，他没犹豫，直接从三楼跳了下去。

这一跳，没死成，但比死还难受。他的脊椎受了重伤，胸椎那里碎得厉害，神经断了。那个年代的医疗条件有限，北大校医院和后来转去的积水潭医院，能把他的命救回来，但治不好那个伤。医生们摇头，说脊髓损伤是不可逆的。他下半身彻底没知觉了，大小便失禁，胸部以下全是麻木的。

他在医院里躺了很久。最开始是在北京治，后来因为父亲的缘故，也是为了躲避北京混乱的环境，1969年的时候，他被送到了南昌。那是邓小平下放的地方。

到了南昌，邓小平在工厂里当钳工，每天累得腰酸背痛，回到家还得伺候儿子。邓朴方躺在床上不能动，看着父亲给他端屎端尿，擦身子。那种滋味不好受。邓小平话不多，只是默默地做，偶尔会说一句：“要坚强。”这句话后来成了邓朴方一辈子的支柱。

但在南昌也没能治好。1970年，邓朴方又被转到北京三十三中的一个隔离室养着。那地方条件差，冬天冷，夏天热，还得生炉子。因为长期卧床，他长了褥疮，烂得见了骨头。疼痛是常态，有时候疼得整夜睡不着觉，只能盯着天花板数砖头。

这种日子一直熬到1971年。林彪出事之后，邓小平的处境稍微好了一点点。经过申请，1971年秋天，邓朴方被允许去石家庄和平医院治疗。但那也只是维持，没有根本性的好转。他就在轮椅和床上度过了整个青年时代，那是他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日子，也是他后来拼命为残疾人做事的根源——他太知道躺在床上不能动、被人像物件一样搬来搬去是什么滋味了。那种尊严被踩在脚底下的感觉，比肉体的疼痛更让人发疯。

2

时间到了1980年，改革开放的风已经吹起来了。这一年，邓朴方去了一趟加拿大。

出国治病这事儿，是家里人的一块心病。国内治不好，只能往外跑。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康复中心在当时是世界一流的。也是在这一年，他在那里做了一个大手术。手术很成功，主要是矫正脊柱侧弯，把他的上半身给“直”了起来。之前因为瘫痪，他的脊柱弯得厉害，坐都坐不稳，呼吸也受影响。手术之后，他能坐得更直了，人也精神了不少。

在加拿大的那几个月，对他冲击很大。他看到了国外的残疾人是怎么生活的。那边的轮椅能自己上坡，商场有专门的坡道，厕所有扶手，残疾人能像正常人一样上街、工作、甚至开车。而在中国，那时候大街上几乎看不见残疾人，看见了也是被家里人藏着，或者是在路边乞讨。

他在加拿大的医院里，看着医生和护士怎么帮病人做康复训练。那种康复不光是练肌肉，更是练心。医生告诉他，残疾人不是废物，只要有合适的辅助器具和社会支持，他们能干很多事。这种观念像一颗种子，种在了他心里。

1980年回国后，邓朴方没回北大继续念书，也没去搞核物理。他选择了一条没人走的路——搞残疾人福利事业。

那时候中国刚从文革里缓过来，百废待兴。残疾人事业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民政部下面有个管残疾人的处，也就几个人，没钱没权。邓朴方想成立一个基金会，专门给残疾人筹钱、办事。

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1984年3月，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正式成立。牌子挂起来了，办公室设在北京后圆恩寺甲1号，那是个老院子，破破烂烂的。最开始的一帮人，加上邓朴方，也就十来个。

没钱。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工作人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大家就领点生活费。邓朴方坐着他的手摇车，开始到处跑。他不是去游山玩水，是去“化缘”。

他去企业，去地方政府，去一切可能给钱的地方。那时候人们对残疾人还没概念，觉得是个累赘。邓朴方得一遍遍跟人解释，什么是小儿麻痹后遗症，什么是白内障复明手术。他得把自己的伤口揭开给人看，告诉人家：“你看，我也是残疾人，但我能做事。”

有一次他去沈阳募捐。这事儿后来成了谣言的中心。其实当时的情况是，地方财政也困难，企业刚开始改革，手里都没余钱。邓朴方去了，跟当地的领导谈，希望能支持一下残疾人事业。对方客气是客气，但真要掏钱的时候，都犹豫。

那次并没有像后来传言说的那样“卷走100万”。根据后来基金会财务总监姜焕章的回忆，那次沈阳之行，实际募到的钱很有限，而且都入了公账。那时候的募捐，更多是靠义演、卖纪念章这种小打小闹的方式。比如搞个“残疾人艺术团”，或者卖那种印着“残联”字样的搪瓷杯子、纪念章。

即便这样，也有人眼红。社会上开始传闲话，说邓朴方借着老爹的名头敛财。说他在沈阳一次就拿了100万，自己吞了三分之二。这话传得有鼻子有眼，好像亲眼看见了一样。

姜焕章气得不行。他是老财务，做事一板一眼。他拿出账本，一笔一笔地查，然后公开辟谣：“根本没有100万这回事！地方上答应给的一些支持，最后因为财政紧张没兑现，这很正常，我们理解。但说邓朴方贪污，那是造谣！”

邓朴方自己倒是看得开。他知道这行难干，既然沾了“钱”字，就肯定有是非。他跟身边的人说：“让他们说去吧，咱们把钱花在残疾人身上，这就行了。”

3

基金会的工作慢慢走上了正轨，但内部的纪律问题让邓朴方很头疼。他最反感的就是有人打着他父亲的旗号办事。

邓小平那时候已经是国家的核心领导人了，虽然邓朴方从来不主动去沾光，但外面的人不这么想。有些人觉得，只要说是“邓办的人”或者“残联邓主席的朋友”，就能通吃。

有一回，基金会的一个工作人员去电话局打长途电话。那时候打电话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得去电话局营业厅排队。去的时候还没开门，这人急着联系业务，就敲门。里面的人不耐烦，吼了一句：“敲什么敲！还没上班呢！”

这人也是急了，顺口回了一句：“开下门，我是邓办的，有急事！”

门立马开了。里面的人一听“邓办”，脸马上变了，又是倒水又是客气，电话随便打。等知道是为了残疾人基金会的事儿，更是一路绿灯。

这事儿传到邓朴方耳朵里，他发了大火。他把那个朋友叫来，狠狠训了一顿：“以后你别来基金会了！我再说一遍，谁也不许打着我的名义，或者基金会的名义在外面招摇撞骗！这事儿我强调过多少次了？一次、两次、三次！如果再犯，那就是故意的，别怪我不客气！”

他不光是对朋友凶，对下面的人也严。他定下规矩，基金会的人出差，不许搞特殊，不许接受宴请，更不许跟地方上要车要房。他自己带头，坐着手摇车，住普通招待所，吃食堂。

到了1988年，事情有了大变化。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跟原来的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合并，正式成立了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简称“中国残联”。邓朴方被推为主席。这一来，摊子铺得更大了，管的人更多了，权力也大了，但他的压力也更大了。

就在这前后，香港和海外的一些报纸开始疯狂造他的谣。说他是“中国最会捞钱的残疾人”，说他在海外银行存了300多亿美元，家里豪车成群，甚至还说他在国外买了岛。

这数字听着都吓人，300亿美金，那是八十年代末啊！姜焕章看到报纸气得拍桌子：“这是造谣！这是诽谤！要是真有300亿，咱们还用得着天天为了几百万康复费发愁吗？”

邓朴方倒是很幽默地应对了这事儿。他专门开了个记者会，面对一屋子的闪光灯和话筒，他笑着说：“外面传我有300多亿存款。这话是谁编的？编得也太离谱了。这样吧，谁要是能帮我把这300亿找出来，我也不贪心，我只拿百分之一，剩下的全捐给国家，行不行？”

台下的记者都笑了，这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其实那时候残联是真穷。虽然有了政策，国家给拨点款，但相比于几千万残疾人的需求，那就是杯水车薪。那时候搞“三项康复”，就是给小儿麻痹后遗症做矫正手术，给白内障患者复明，给聋儿做听力训练。做一例白内障手术，成本也就几十块钱，但很多贫困地区的人拿不出来。

邓朴方就带着人满世界跑，去联合国，去欧美，去日本，去化缘。他用他的特殊身份——既是邓小平的儿子，又是重度残疾人——去打动那些外国政要和慈善家。他英语好，不用翻译，直接跟人家讲中国的残疾人政策，讲中国的改革开放。

很多外国人吃这一套。他们觉得，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儿子瘫痪了，还在为残疾人奔走，这本身就是一种人道主义的体现。于是，捐款、设备、技术，慢慢就进来了。

1990年代是残联发展最快的时候。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正式实施。这法律从起草到通过，邓朴方在里面起了大作用。他带着专家组，一条一条地抠，什么叫“无障碍设施”，什么叫“按比例就业”，都得写明白。

那几年，全国各地的残联大楼盖起来了，康复中心建起来了，特殊教育学校也多了。邓朴方还是坐着他的车，到处跑。他去新疆，去西藏，去最穷的山沟沟里。他要亲眼看看，钱是不是真的花到了残疾人身上。

有一次去下面视察，当地为了迎接他，把路都封了，还组织了一群残疾人在路边欢迎。邓朴方一看就火了，让司机停车。他把当地领导叫过来，指着那些站在太阳底下的残疾人说：“他们身体不好，你让他们站这儿晒太阳干什么？这就是你们的工作作风？以后不许搞这种形式主义！”

他对下面的人严厉，对自己更狠。他的身体其实一直不好，长期坐轮椅，血液循环差，容易有并发症。但他工作起来不要命，经常一天飞好几个城市，开会、讲话、剪彩。他的秘书经常劝他休息，他嘴上答应，转头又去看文件了。

到了2003年12月10日，这一天是联合国“人权奖”颁奖典礼。地点在纽约联合国总部。

邓朴方穿着西装，坐着轮椅上了台。他是第一个拿这个奖的中国人，也是第一个坐着轮椅拿这个奖的人。台下坐满了各国代表，还有很多国际人权组织的大佬。

他在台上发表了演讲。没有稿子，或者说稿子就在他心里。他讲了自己从三楼跳下的那个冬天，讲了在南昌父亲给他擦身子的夜晚，讲了在加拿大看到的无障碍坡道，讲了中国残疾人从“被隐藏”到“被看见”的过程。

他说：“人道主义不是施舍，是尊重。每个人都有尊严，都有权利活得像个人。”

他的英语很流利，声音不大，但很有穿透力。台下很安静，有人在擦眼泪。

拿完奖回来，国内的媒体报道了这事儿。但邓朴方没怎么宣扬。他还是老样子，该开会开会，该下基层下基层。

有人问他：“你当了四届残联主席，搞了这么大动静，是不是因为你父亲的关系？”

邓朴方回答得很实在：“我父亲希望我做点事，但我没让他替我说话，也没让他题字。路是自己走的，不是靠老子的名声闯出来的。”

这之后的日子，他慢慢从一线退下来了。2008年之后，他不再担任残联主席，转做名誉主席。但他还是关注着残疾人事业，偶尔在一些论坛上露个面，说几句话。

他的一生，就像他自己说的，是从死亡边缘捡回来的。既然没死成，那就得活出个样来。他把自己的痛苦，变成了几千万人的路。

那天颁奖典礼结束后，他被推着走出联合国大厦。纽约的街头车水马龙，阳光正好。他抬头看了看天，深吸了一口气，让人推着他融入了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