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杀害杨虎城一家潜伏6年成为劳动模范，公安发现：这人咋没户口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十日，重庆解放。随后，城市里展开了大规模清查工作。在公安机关的通缉名单上，有一个名字：杨进兴。他曾是军统特务，并担任过白公馆看守所的所长。此人不仅是“十一·二七”大屠杀的参与者，更在一九四九年九月，直接组织了杀害杨虎城将军的行动。然而，解放后，此人却消失得没有影子。

时间一年年过去，搜捕工作从来没有停止，工作重点也逐渐从城市转向农村。一九五三年，四川南充的青居乡评选劳动模范。乡里向县里提交了一份关于贫农“杨大发”的材料。材料里说他劳动非常积极，还是互助组的组长，但“历史情况”一栏是空的，什么都没填。

这位“杨大发”干活拼命是出了名的，家里墙上贴了很多奖状，可村里没人知道他以前是做什么的。一边是被通缉的要犯，一边是乡村的模范，这两条看似完全没有关系的线索，随着时间流逝，都慢慢指向了同一个人。

杨进兴的消失，要从一场血腥的屠杀说起。一九四九年九月，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溃败，在准备向西南撤退时。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下达了处决杨虎城的命令。九月六日晚，命令在重庆歌乐山松林坡的戴公祠进行。具体实施的两个人，一个是保密局西南特区的行动组长熊祥，另一个就是看守所长杨进兴。

当晚十点左右，两辆汽车先后来到戴公祠。杨虎城和儿子杨拯中、幼女杨拯贵先下了第一辆车。秘书宋绮云、徐林侠夫妇，以及他们八岁的儿子宋振中，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小萝卜头”，从第二辆车下来。屠杀马上开始。

杨拯中首先被匕首刺倒。杨虎城听到动静刚回头，熊祥的刀就刺进了他的腰部。这时，杨进兴扑上去，用一块手帕死死捂住杨虎城的口鼻，熊祥又连续刺了数刀。接着，宋绮云夫妇也惨遭杀害。

最后轮到了孩子。当时，看守特务杨钦典面对“小萝卜头”有些犹豫，下不去手。杨进兴直接上前，用匕首刺进孩子的脊背，杀害了这个年幼的生命。那一夜，戴公祠内共有八人遇害。

杨进兴随后还参与了“十一·二七”大屠杀，亲手杀害了黄显声将军等人。犯下重罪后，他深知自己血债累累。在重庆解放前夕，他选了一条和很多同僚不同的路：他没有跟着上级逃往台北，而是领受了潜伏任务和一笔经费，带着妻子田德俊和两岁的女儿，换上老百姓衣服，向北逃亡。

他们沿着嘉陵江走，最终在南充的青居乡落脚，隐藏下来。

在南充农村，他把自己名字改成了“杨大发”。他对乡亲们说，自己是广安人，父母早亡，跟着叔叔在浙江做小生意，后来铺子失火，没有办法才带着妻女回四川谋生，连个落脚地都没有。说到动情处，他和妻子还能掉下眼泪。

为了隐藏得更深，他开始拼命干活。村里别人不愿干的脏活累活，他都抢着干。他见人就递烟，说话十分客气。土改分粮时，他主动把分得的一半粮食捐给农会。这个外来的“逃难户”，很快成了村里人眼中老实肯干的“杨大哥”，并分到了土地和房屋。

靠着这份精心伪装，“杨大发”逐渐赢得了组织的信任，由于表现积极，他被选为互助组组长。他总是第一个下地，最后一个收工。有文化的他还故意去上扫盲夜校，没有多久就能给大家读报纸了。

乡里表扬了他，县里给他发奖状，“劳动模范”的名声传开了。那些红彤彤的奖状，被他仔细贴在土墙上，成了他最光鲜的“护身符”。然而，时间久了，一些不经意的细处却露出了破绽。

杨进兴个子高，走路总是军人一般的腰板挺直，不像常年弯腰干活的农民。他自称文盲，但有人看见他歇晌时总拿树枝在地上熟练的写字，他说话也条理清楚。最让人起疑心的是他家里的两样东西：一块亮闪闪的外国手表和一件厚厚的黄呢子军大衣。在那个大家饭都吃不饱的年代，这两样物件在偏僻山村里显得格外显眼。每次有人问起，他都含糊其辞，但乡亲们开始对他有了疑心。

杨进兴夫妇由于长期伪装潜伏，内心的弦却始终紧绷。这种压力最终在家庭内部爆发了。一九五三年的一天，杨进兴和妻子田德俊在田埂上因琐事发生激烈争吵。田德俊多年来一直担惊受怕，积压的怨气瞬间爆发。她指着丈夫，一气之下脱口喊道：“你在这儿凶什么凶！收起你在重庆卫戍司令部当官摆谱的那一套！”

“重庆卫戍司令部”、“当官”——这几个字，正好被路过田埂的乡公所的工作人员和村民听到。一次普通的夫妻吵架，成了整个潜伏事件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突破口。

这句不寻常的话，加上之前积累的疑点，很快被上报。南充县公安局为避免打草惊蛇，没有马上找上门，而是开始了外围调查。第一步就是核实“杨大发”的身份。他们发函到广安调查，回复很快来了：没有查到这个人。杨进兴苦心编造的身世，在政府档案中根本不存在。

于是，调查人员转向调查田德俊的社会关系。他们找到了田德俊在重庆的养母田映贞。老人证实，女儿确实是跟了一个叫杨进兴的男人，听说“在公门里做事”。更重要的线索是曾在田家帮工多年的老保姆雷开云提供的。当调查人员拿出“杨大发”的照片时，雷开云一眼认出：“这就是杨进兴，田德俊的男人。他个子高，鼻子大，左边脖子上有颗黑痣。”体貌特征完全吻合。调查的网，开始悄然收紧。

为了获取铁证，需要让认识杨进兴的人来进行指认。组织上以县里要表彰先进互助组为由，通知“杨大发”所在互助组全体成员去照相馆拍集体照。

第一次拍照时，杨进兴下意识躲到了最后一排。第二次，他推说肚子疼不想去，但前来通知的上级同志非常热情，强调“模范组长必须在中间”，硬把他拉到了前排正中位置。这张清晰的正面半身照，被火速送往重庆的战俘管理所。

照片摆在了原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面前。他曾是杨进兴的顶头上司。他拿起照片只看了一眼，便肯定地说：“不错，这就是杨进兴。白公馆的看守所长，杀害杨虎城一家，他动了手。”其他在押特务看后也都指认。来自敌人的证词，成了最重要的证据。

证据确凿，收网时刻到来。一九五五年六月的一天，杨进兴像往常一样，挑着一担自己编的竹凳，来到青居乡区公所。他刚放下担子在台阶上歇脚，公安人员青长明从里面走出来，像老朋友一样招呼他：“大发，进来歇口气，有点事跟你讲讲。”

杨进兴没有起疑，跟着进了屋。他还没站稳，青长明突然在他身后大喝一声：“杨进兴！”多年的伪装，让这个名字成了他心底最敏感的弦。他浑身一哆嗦，让他彻底暴露。埋伏在旁的干警一拥而上，当场把他抓获。

在后面的审讯中，杨进兴交代了全部罪行。他详述了在戴公祠的罪行，也承认参与杀害了罗世文、车耀先、黄显声等多位革命者。据其供述，直接死在他手上的人员约有三百人。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六日，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公审大会，以反革命杀人罪判处杨进兴死刑，马上执行。从歌乐山血腥的黑夜，到青居乡的伪装，再到最终的审判枪声，这条用罪恶和伪装铺就的道路，终于走到了正义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