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獾定评：洪承畴的毁誉与文脉坚守

在清末民初那会，八国联军闹腾完没多久，北京城里开始流行一个叫“西山十戾”的说法。

说满清历史上有十个关键人物其实都是妖精转世，每个人物都一一对应一种动物。

洪承畴对应的是“獾”。

獾昼伏夜出，住地洞，体型不算大，在野外非常谨慎狡黠。

最早这样比喻洪承畴的人已经很难追溯了。

但如果翻一翻“故松山殉难督师洪公”的一生经历，就会发现这个比喻几乎是量身定做。

明朝重臣

1.寒门进士

洪承畴是福建南安人，他出生那会儿皇太极才刚满一周岁。

踩在这么个时间点出生的明朝人，基本都逃不开后来那场惨烈的亡国大变局。

洪承畴小时候家境并不宽裕，但他属于那种不认命、敢跟命运硬刚的类型。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他先考中举人，第二年进京会试，一路顺风，廷试连中，拿了个二甲第十七名，顺利跻身新科进士。

此后仕途直接起飞。

先是出任浙江提学道，差不多相当于省级教育厅厅长；

两年之后升任布政使参议，已经是省里排得上号的“三把手”，民政、屯田、财政这些硬核事务都在他监管范围内。

接着又调任江西按察司副使，专管一省刑狱，随后出任陕西布政司右参政，还兼着督粮道的差事。

如果只看官职履历，不纠结他被派去的是哪些地方，这种升官速度放在明朝官场里绝对算天花板级别，说明洪承畴的办事能力确实过硬。

按明朝官员的平均晋升节奏来推算，像他这种“优等生”正常发展的话，大概率五十岁之前就能做到布政使，也就是地方上的省长级人物，基本到顶。

再往后，顺理成章被调回中央，在六部和都察院之间轮岗历练；

要是政绩能持续让宫里点头，进入进内阁混到大学士，也不是完全没戏。

这套路线本来就是明朝士大夫心里最完美的职业模板，真正能走到终点的百里挑一。

我估计那几年洪承畴晚上躺在床上，没少在脑子里预演自己那条光芒万丈的仕途线。

只可惜时代并不打算给他一个安稳升级的机会。

洪承畴

2.临危受命平乱

1628年，洪承畴35岁这一年崇祯登基，此时的洪承畴人在陕西，稍微懂点明末史的都知道这地方当年是啥样子。

陕西那边最高长官叫“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后来简称陕西三边总督。

这个官最早是为了防蒙古人设的，一口气管着陕西、甘肃、延绥、宁夏四个巡抚区，还顺带统领延绥、宁夏、甘肃三大军区。

要是放到今天的体系里，权力大到难以想象。

可问题是，崇祯初年的陕西三边总督武之望最后选择在任上自尽，原因就是局面已经烂到没法收拾了。

连年天灾，饿殍遍野，朝廷文件一封封地下令开仓放粮，灾民却一粒米都摸不着。

衙门外站岗的士兵最少欠饷一年起步，各地军营动不动就哗变，不少知县、知府干脆被愤怒的士兵当场处死。

武之望的命令不出总督府的大门，不死还能怎么办？

讣闻一到北京，崇祯直接头大了，让谁去顶这颗雷呢？

满朝文武平日里个个高喊忠君爱国，真要去陕西“为皇上分忧”，就集体装聋作哑。

大家心里都清楚，崇祯这人不是什么温和派，逼急了是真会拿刀逼你上任的。

所以最安全的办法就是赶紧推出个“人选”，把坑填上。

那这个众望所归的“英雄”是谁？先别急着猜洪承畴，这时候他还不够咖位。

群臣最后公推的是杨鹤。

杨鹤比洪承畴早混官场二十年，万历末年就已经小有名气，政治立场也相当“正确”。

天启年间因为嘴太直，被魏忠贤整下去过。

当时吃的是眼前亏，等崇祯一登基，反而成了加分项。

崇祯元年，杨鹤直接升任左副都御史，从三品，督察院三把手，能弹劾百官、审理重大政治案件，还能入朝议政、参与国策讨论。

这位置要是干得好，顺着往上走，离巡抚总督都不远，于是他就被派去当陕西三边总督了。

临行前，崇祯单独召见他，问有没有什么治乱方略。

杨鹤的回答很实在：“清慎自持，抚恤将卒而已。”

翻译一下就是：我也没啥高招，只能拖着看。

杨鹤这么“消极”并不是他不想干，而是他太清楚西北局势的要害在于资源不足。

杨鹤

那地方四年三旱，颗粒无收，官吏如狼似虎，百姓已经开始卖儿卖女。

要想稳住局面，必须有充足的赈灾物资，再配上一支能打、还能按时领饷的部队，否则谁去都是送命。

可现实是朝廷一样都拿不出来。

于是杨鹤只能开空头支票，主打一个“招安流寇”。

刚开始，靠着钦差的名头确实忽悠住了一批起义军。

但空头支票也是支票，总有到期的一天。

人家要兑现，杨鹤哪来的钱？

结果各地流寇“旋抚旋叛”，更离谱的是，还打着杨总督的旗号到处征粮要饷。

晚明官场能干活的人不多，弹劾同僚的高手却一抓一大把，再加上崇祯出了名的刻薄寡恩，从不给人第二次机会。

很快，杨鹤就被革职拿办了。

总督撸掉很容易，接盘侠却不好找，这时候被推到台前的轮到洪承畴了。

一年前，有一股被招安的农民军没拿到约定的赏赐翻脸攻打县城，被洪承畴硬生生打退，从此他就成了陕西的“官方救火队长”。

杨鹤倒台后，洪承畴全面接手剿匪事务，他的做法大概是以下三步骤：以抚愚之、计善后擒、尽灭乃止。

总归一句话：杀无赦。

这么干了两年，效果居然立竿见影，地方秩序奇迹般恢复，史称“屡击斩贼渠”。

这种人当然得重用，皇帝直接给他加封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还让他兼督河南、山、陕、川、湖军务，史称“总督五省军备”。

等于半壁江山的军队都交到了他手里。

洪承畴感恩戴德，拼死报效，他活捉闯王高迎祥押送北京处死；

继任的李自成被他一路追着打，打到最后只剩十八骑残部，狼狈遁入深山。

原本看着已经没救的西北局面硬是被他顶住了。

单论战绩，洪承畴在这一阶段甚至压过了孙传廷。

要是洪承畴在这一年就倒下，《明史》里大概真能写出一句“承畴死而明亡矣”。

不过他没死。

3.松山之战功亏一篑

崇祯十二年（1639年），皇帝派洪承畴去“督师蓟辽”，他要开始面对八旗兵了。

这差事一点都不香，从崇祯元年到他接手的这十一年里，历任蓟辽总督的结局基本没几个好看的，被罢官的都算善终，下刑部的、战死沙场的、拉到菜市口弃市的都有。

洪承畴不可能不知道这些前车之鉴，那他打算怎么做呢？

皇帝给他的具体任务是：“刻期出关，速汇兵于宁远”，核心目标就是—解锦州之围，把被清军困住的祖大寿捞出来。

崇祯把手里最后一支总预备队交给了他，这支军队由八大总兵统率，汇集了西北、东北最能打的家底，步骑合计十三万人，基本就是大明对抗女真的最后底牌了。

洪承畴步步为营，不追求战略决战，而是打消耗战，耗到对方自己撤退为止。

这在当时几乎是明军唯一有胜算的方案，原因有二：

第一，锦州城本身够硬，不是说打就能打下来的。

祖大寿本人在《救援书》里就明说过：“若援军前来，务须慎防敌诱，切勿轻进。我尚可固守，七八个月无忧。”

事实证明，他后来硬生生守了两年。

第二，双方的野战能力压根不在一个档次。

别看洪承畴手里有十三万大军，在山海关内几乎横着走，可打仗比的是相对实力，你强不强，得看对面是谁。

清军这边总兵力也在十二万左右，带队的是多尔衮、多铎、济尔哈朗这些人，说个个是精锐，一点都不夸张。

洪承畴麾下的八大总兵，除了吴三桂，其他人真不够对面打。

在这种情况下，步步为营是最优解。

于是祖大寿被清军围在锦州，清军又被洪承畴围在外面，双方隔着几十里地对峙，硬生生耗了一整年。

然而在崇祯十四年六月底，洪承畴突然全军出动，猛攻清军松山大营。

为什么他要主动打破僵局呢？这个问题学界已经吵了好多年。

主流说法是：继任的兵部尚书陈新甲说服了皇帝，下了圣旨，要求洪承畴尽快决战。

这种说法有大量史料支撑，洪承畴投降后，大批奏章弹劾陈新甲说的都是这样主张。

那么陈新甲是误国奸臣吗？从结果倒推，当然可以这么说。

不过现在也有更宏观的一种解释：明朝的财政已经扛不住这种长期消耗了。

关内的西贼还在闹，李自成、张献忠一个都没消停，西北战场已经烧了一年银子，国库基本见底，所以洪承畴必须发起决战了。

结局大家都知道了。

清军切断了明军后路，只带了三天军粮的明军陷入了绝境，“欲战则力不支，欲守则粮已竭”，这时候该怎么办？

洪承畴是读过书的，他太清楚长平之战的下场。

粮道被断的第二天，他立刻召集八大总兵开会，敲定突围方案，约好天一亮就动手。

可惜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当晚半夜就有两个总兵先跑路了，一个是王檏，事后被明正典刑；

另一个很可能是吴三桂，但最终没被追责。

随后就是全线雪崩，五万多明军当场被杀。

洪承畴败而不乱，收拢残兵一万多人占据松山城，准备伺机再度突围。

但皇太极不肯放过他，布下重兵包围，并开始劝降。

洪承畴当然不投降，宣布固守待援。

朝廷那边也派了救兵，顺天巡抚杨绳武、兵部侍郎范志完都被赐了尚方宝剑，奉命率军赴松山解围，但这两位皆敛练兵，不敢出战。

说句公道话，也不能全怪他们无能，洪承畴出关时已经把能打的基本都带走了，现在他被围，后方根本凑不出像样的精兵。

熬了几个月，“城内粮尽，人相食，战守计穷”。

朝廷那边判断“洪督师应该会殉国”，于是提前安排了隆重的追悼会，只等城破消息传来，北京这边就开祭。

没想到追悼会开到一半，更确切的消息传到京城——洪承畴被俘了，没有殉国。

顿时舆论大哗，追悼会被迫中断，崇祯皇帝尴尬到极点。

清朝的设计师

1.被俘后降清

那洪承畴当时到底在想什么？这个问题可以拆成两层来看。

第一层是他为什么没突围；第二层，是他为什么没殉国。

很多人下意识以为松山是铁桶一块，其实并不是。

跟祖大寿在锦州那种被彻底围死的状态不一样，清军当时并没完成严密合围。

当天夜里，王檏、吴三桂、唐通、马科这些人都各自突围了，虽然损失惨重，但人家确实跑回了北京。

那为什么主帅洪承畴反而没跑掉呢？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是他压根就没打算跑。

作为主将，把十三万大军带成这个结局，回到京城大概率也是个死，而且还是公开处刑那种。

既然横竖都是死，不如干脆混个“殉国”的名头，至少史书上好看些。

结合前面九位蓟辽总督的下场，这种想法其实相当现实。

可问题洪承畴没有殉国，当时完全是有条件殉国的。

曹变蛟、王廷臣都是城破时力战而死，洪承畴作为督师，真想死，没人拦得住他。

那唯一说得通的解释就是他内心深处并不想死。

关于这一段，后世说法五花八门，连“美人计”这种离谱版本都有人信。

相对流传最广的是“落灰说”。

大致意思是，汉人谋士范文程在劝降过程中发现洪承畴屡屡擦拭衣服上的灰尘，于是回去告诉皇太极：这人连一件衣服都如此爱惜，何况性命呢？既然他要衣服，那就给他一件吧。

于是皇太极亲自召见洪承畴。

当时天寒地冻，洪承畴挺立不跪，皇太极把自己身上的貂皮大衣脱下来，披到洪承畴身上。

洪承畴当场落泪，随后叩首，正式投降。

怎么分析这种心态转变？我个人的判断是：洪承畴不甘心！

整理当时的史料可以发现，这场大战朝廷全程都在搞远程遥控，连最后的“退守松山城，固守待援”都是崇祯皇帝的旨意。

城破那一刻，洪承畴心里多半也明白，北京那边八成已经在给自己准备追悼会流程了。

换谁，心里都得堵一口气。

我觉得洪承畴在敌人冲进来的那一刻肯定有种深刻的，被耍了的感觉，就这样死了，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他大概都是不甘心的。

所以他没有抹脖子，而是束手就擒。

人都是有求生本能的。

乱军之中没死，被抓之后再想主动求死，其实就已经很难了。

于是洪承畴只能宣布“绝食而亡”。

可谁都明白，这话翻译过来就是：我在等你们来谈条件。

说实话，这也没什么好苛责的，怕死是人性，文天祥毕竟只有一个。

既然人没死，那之后需要考虑的就只剩投降的条件了。

后金高层显然看穿了洪承畴的心理，于是抛出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就是皇太极亲手递给他的那件貂皮大衣。

“敌酋亲赠皮草”的举动满足了洪承畴的心理预期。

大明降兵如潮、降将如毛，无人有此待遇，既然如此，那投降以后应该会委以重任吧。

2.被多尔衮重用

然后洪承畴投降后没有得到一官半职，同时期投降的祖大寿被封了个汉军正黄旗总兵，洪承畴地位更高，却成了个闲人。

《清史稿》是这样说的：“承畴既降，隸镶黄旗汉军，太宗遇之厚，然终太宗世，未尝命以官。”

也就是说他被退休了。

为什么会这样？

历来有很多猜测，喜欢谈阴谋论的人多半会在这一年左右的空窗期上做文章。

是的，历史没让洪承畴等太久，一年以后，皇太极驾崩，九皇子福临继位，睿亲王多尔衮任摄政王，洪承畴就迎来了职业生涯的新起点。

随着吴三桂打开山海关，多尔衮决定进军中原，洪承畴奉命跟随。

清军进了北京城以后，洪承畴加封太子太保，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

这些官他在明朝都当过，现在让他官复原职，以表尊重。

那新老板要洪承畴做什么？回任兵部尚书难道是要他指挥兵马吗？

当然不是！

清朝的兵部尚书只管后勤，无权指挥兵马。

洪承畴真正的任务是替新政权打造一个可运作的中央政府。

放眼当时，此事还真就非洪承畴莫办，那些只会上阵杀敌的满洲武夫就别提了，连“文臣之首”范文程也办不到。

范文程在明朝只拿了个秀才，没具体当过官，很多政府运作的细节书上没写，他也不懂。

这时的清朝统治集团就像个只会骑摩托的年轻人突然需要驾驶飞机上天一样茫然。

大明两京一十三省，管着将近一亿百姓，如此庞大的政府机构该如何运转只有洪承畴这种一品大员才真正知道。

此时那件貂皮大衣的价值才开始显现，这一年他51岁，接下来二十年是洪承畴的第二人生。

他的作为与影响，历史书上写的很清楚，但该怎么评价，历代学者下笔时都踌躇再三。

3.以夏变夷

洪承畴第一个重大建议就是设立内阁，这是大明朝摸索了上百年才研发出来的统治专利技术。

与传统的宰相制不同，内阁不但不能限制君主专制，反而可以放大君主的意志，是个非常高效的独裁机构。

碰上脑子清醒的皇帝可以发挥出巨大的威力，这是后来康雍乾盛世的地基。

听完洪承畴解说内阁的好处后，多尔衮大喜，这玩意儿可比什么“议政王大臣会议”好用多了，大权独揽，一言九鼎啊。

但多尔衮还是有个疑虑：“是否需要大批启用明朝士大夫入内阁？”

洪承畴摇摇头：“应该尽量多用满洲亲贵。”

多尔衮非常满意，于是清朝的一届内阁就开始运作了。

为洪承畴会帮外族建立这种高效体制？还排除汉族士人，难道他当汉奸有瘾吗？

的确有人这样评价，但我想提供另一种思考。

同样异族入主中国，元朝建国初期也面对如何统治汉地的问题，忽必烈并不排斥汉化，甚至还相当推崇。

但他需要顾虑蒙古贵族的观感，蒙古传统是不能抛弃的，汉化要一步一步来。

但汉族士大夫等不了，他们极力怂恿忽必烈禅让给太子“真金”，因为真金倾心汉化，若他成为大汗，那元朝就可实现和平演变了。

可惜弄巧成拙，激怒了忽必烈，大批汉臣被处死，太子真金也被吓死。

从此，元朝权贵就离儒家文化越来越远，幸亏“胡虏无百年之运”，否则我中华文脉起飞就此断绝。

这可不行！

所以，洪承畴候玩了个釜底抽薪，他要求多尔衮选派满洲亲贵加入内阁与六部，弄出大臣“满汉两班”的格局，用意其实是加速汉化。

在这些单位上班，弓马刀枪是用不上了，得学汉语、写汉字，还得读《四书五经》。

这当然会引起反弹，但多尔衮说：“不想当官，就拿下去打仗。想当官，就给我老老实实学汉文。”

满洲亲贵们嘴上说不要，身体却很诚实，于是汉化程度一天胜过一天。

洪承畴这一招搭配范文程建议的恢复科举，终究实现了“用夏变夷”。

不出百年，满蒙贵族就统统变成儒家信徒，满口周公孔孟，甚至开始“鄙视夷狄了”。

顾炎武说过，改朝换代有两种，一种叫亡国，一种叫亡天下，差别在于是否保存了文化思。

想用这种标准来看，洪承畴其实是在挽救汉人的天下。

既然如此，为什么说他毁誉参半呢？

洪承畴的争议面

事情要从孙之獬说起，此人是前明被退休官员，他在天启年间公开谄附阉党。

崇祯上台后，定了个“结交近侍”之罪，削职为民，从此闲居二十年。

这要换了别的时代，他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没想到这厮时来运转，他临老赶上了改朝换代。

新政权时代，他上下活动，拿到了推荐，得以重新任官。

好不容易败部复活，当然得牢牢把握。

于是，为了表示对新政权的高度认同，在那个满汉各用旧俗的阶段，孙之獬主动令全家剃发。

这一手替他换来了礼部尚书的官位，但也让他成了众矢之的。

汉族大臣觉得他无耻，叫他滚出汉人队伍，满洲大臣也不肯让他入列，因为他终究是汉人。

眼看在新政权里无法立足，孙之獬豁出去了，他上书多尔衮，建议必须强迫剃发。

他提出有名的金句：“若不剃发，是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

此言唤醒了多尔衮的文化危机意识，此时是顺治二年五月，李自成已死，南明弘光政权也垮台了。

多尔衮认为大局已定，于是下令“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

这下好了，江南各地皆反，看似已经底定的大局再度鼎沸，反抗规模太大，八旗兵分身乏术。

这下怎么办？只能让洪承畴南下了。

多尔衮给他“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印，许他“便宜行事”，也就是全权处理。

但这种民族仇恨哪有那么容易化解，于是洪大学士拿出当年平定西北流寇的手段：杀无赦。

搞了一年多，总算是让南方人都乖乖剃头了，但汉人并未就此认输。

到了顺治六年，江南再度告急，各地南明部队纷纷告捷，李定国还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打得清朝一度计划放弃南方七省。

如果局势继续发展下去，南明似乎有机会变成南宋，于是又该洪承畴出场救火了。

此时多尔衮已死，但顺治帝对洪承畴的信任不减，命他经略南方五省，总督军务兼理粮饷，还严旨吏、兵两部不得掣肘，户部不得稽迟，更许洪承畴“便宜行事，事后报闻”。

这是洪承畴人生中最后一次站在历史转折点上，很多人认为如果他这时选择联合永历帝反清，那极有可能创造第三次南北朝对峙的局面，至少可保汉人半壁江山。

但洪承畴太了解明朝官僚体系的问题了，南明内部的倾轧比明末还可怕，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了，那下场肯定是玉石俱焚。

洪承畴不是姜维，他是钟会，他拿出了对汉人军阀来说最有用的招抚政策，一举平定了大西南。

当然了，他并没有把事情做绝，他拒绝了去缅甸追击永历帝的任务，上书请求回北京养老。

顺治帝准奏后，西南军政大权都交给了吴三桂。

也许正因为他没有“克尽其功”，后来吴三桂在云南晋封“亲王”，而洪承畴仅得到“三等轻车都尉”。

这个爵位在清代爵位中排行倒数第四，与洪承畴的巨大影响形成讽刺性的对比。

总结

那洪真愁真的忠于清朝吗？

或者说明末那一批降清的文臣武将他们是真心喜欢剃发留辫，真诚的向女真首领叩拜效忠吗？

只怕未必，形势逼人，不得已也！

要不是大明统治机构彻底朽烂，谁又愿意抛弃故国衣冠，整天陪笑脸做亡国奴呢。

女真人也知道这一点，不知道为什么文字狱之类的思想审查一代接一代搞得没完没了，洪承畴抛弃了朱明，但不愿意抛弃汉文化。

所以联合朝中有志一同的汉官，以“裨益以我大清江山社稷”为名，存我中华文脉不绝。

这些汉臣高举的政治正确无可争辩，所以清朝统治者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顶多是在百年后意识到这些人口服心不服。

于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编一部《二臣传》恶心他们一下，如此而已。

这份谨慎与狡猾的生存之道的确很像“獾”，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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