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政权下，中国留学生加速“逃离”日本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在中国学生的留学选择中，一直占据着一个相对特殊的位置。

它并不张扬，也很少被包装成“改变命运”的目的地，但在现实层面，却提供了一条清晰、靠谱、性价比高的路径。尤其是在研究生阶段，日本曾被不少学生视为“风险相对较低”的发达国家选项。

成本是最直观的因素。与欧美主要留学国家相比，日本国立大学的学费长期维持在相对温和的区间，制度变动节奏缓慢，涨幅有限。生活成本虽然不算低，但城市结构紧凑，交通、医疗、租房等规则透明，只要规划得当，并不容易失控。对许多并非富裕家庭出身的中国学生来说，日本意味着不必为了留学而承受过高的不确定性。

制度层面的稳定感同样重要。签证规则清楚，更新逻辑明确，只要按部就班完成学业，很少遭遇突发性的制度风险。对计划读完修士、继续攻读博士的学生而言，这种低波动环境，本身就是一种难以替代的优势。

在学术层面，日本大学的国际声量或许不及美英高校突出，但在具体研究领域，尤其是理工科、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些细分方向，仍然保持着扎实的积累。博士阶段对外国学生的接纳度较高，不少研究室在实际运转中高度依赖国际学生。对已经适应日本研究体系的人来说，从修士继续读博，原本是一条顺理成章的延伸路径。

正因如此，过去来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并非短期停留。他们中有人从高中阶段便来到日本，有人本科开始在这里扎根，对语言、制度和研究环境都相当熟悉。很多人认真规划过在日本长期生活，甚至将取得长期居留身份，视为人生规划的一部分。

京都大学研究生A，正是这一代留学生中的典型。

A来自上海，中学毕业后赴日读高中，随后完成本科与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对他而言，日本并不是一次尝试性的选择，而是已经深度嵌入人生轨迹的一部分。他曾明确计划继续攻读博士，甚至认真考虑过取得日本国籍，把未来长期放在日本。

但这种确定感，在最近几个月开始松动。

真正让A动摇的，并不是单独某一条的政策，而是一系列变化叠加后形成的整体环境。日本社会层面，如今围绕外国人的针对性讨论明显增多，语境逐渐趋紧；政策讨论中，“管理”“区分对象”“加强审查”等表述频繁出现。对普通留学生而言，这些变化未必会立刻影响日常生活，但当时间维度被拉长到五年、十年，心理上的不安便开始累积。

与此同时，研究生阶段最现实的条件也在发生变化。国立大学学费陆续上调，日本长期以来“学费相对稳定”的优势正在被削弱。对博士生而言，影响更为直接的是支援制度的调整。原本被视为博士阶段重要保障之一的生活费补助项目，在调整后对外国学生的适用范围明显收紧。这种变化不仅关乎金额，更直接影响到对未来是否可预期的判断。

A坦言，促使他最终转向欧洲读博的关键，并非待遇高低，而是规则是否清楚、身份是否稳定。博士阶段意味着长期投入，一旦在研究尚未完成前，生活和身份本身就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那么风险几乎完全由个人承担。

这种考虑，并不只存在于A一人身上。

他提到，身边越来越多中国留学生，都在认真讨论类似的问题。有的人原本已经联系好日本的博士研究室，最终却选择放弃；有的人将申请方向转向欧洲；也有人在家人的反复提醒下，重新评估长期留在日本的风险。这些讨论并不激烈，也不情绪化，更多是冷静的现实计算。

在这些同学中，并非所有人都打算回到中国。对不少人来说，回国并非理想选项，但在当前环境下，也不愿意继续把博士阶段押在日本。转向第三国，反而成为一种相对稳妥的折中选择。

从外部看，这种变化很容易被理解为“留学生减少”，但从内部看，更像是路径选择正在被重新排序。日本不再自动出现在“首选位置”，而是被放入一个需要反复权衡的选项之中。

从规模上看，这并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现象。根据日本官方统计，截至2024年5月，日本国内在籍的外国留学生约为33.6万人，其中中国籍留学生约12.3万人，占比接近四成，长期位居第一。这一规模并非短期形成，在疫情之前，中国留学生人数就已稳定在10万人以上，是日本高等教育体系中最重要的国际学生来源。

更关键的是，这12万多人并不集中在单一层级。除了大学本科和研究生，中国学生还大量分布在日本语学校、专门学校等教育机构中，构成了一条完整的留学梯队。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并非“读完就走”，而是在日本连续完成多个教育阶段，对当地社会和制度的熟悉程度，远高于外界想象。

也正因为基数足够大，日本顶尖大学研究生阶段中国学生占比偏高，并不令人意外。在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国立大学的博士阶段，中国学生往往占留学生的相当比例。在现实运转中，他们不仅是“被接收者”，也是实验室、研究项目和论文产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这个角度看，近两年在研究生、尤其是博士阶段出现的“犹豫”“转向”“提前离场”，并非零星个案，而是发生在一个庞大群体内部的方向调整。

这一变化，也很难完全脱离当前中日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的大背景。在关系持续对立的情况下，人员流动本身就会趋于谨慎。对年轻学生而言，留学不仅是学术选择，更是对未来生活环境的判断。当不确定性不断累积，日本自然不再是那个无需多想的默认答案。

对日本来说，这种影响未必会立刻体现在留学生总量上，却可能首先显现在研究生、尤其是博士阶段。那些已经在日本完成多年教育、熟悉研究体系、原本最有可能长期留下来的人，正是在关键节点选择离开的那一批。

对日本而言，这种变化的影响，未必会立刻反映在留学生总人数上，却很可能最先出现在研究生、尤其是博士阶段。那些已经在日本完成多年教育、熟悉研究体系、原本最有可能长期留下来的人，正在关键节点上选择离开。

而日本过去反复强调的，是要在未来十年内接收四十万名留学生，把高等教育作为国际竞争力的一部分来经营。这个目标建立在一个长期现实之上——中国留学生始终是日本留学生体系中规模最大、结构最完整、参与度最高的群体。

如果在当前中日关系持续对立的背景下，这一群体逐渐从“核心参与者”转为“犹豫对象”甚至缺席者，日本所设想的留学生扩张蓝图，是否还能按原计划推进，恐怕并不是一个只靠政策口号就能回答的问题。

新闻来源：东洋经济1月27日《「日本に貢献する研究者を手放していいのか」 京大院留学生が語る、高市政権下で《中国からの優秀な学生の“日本脱出”》が加速するワ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