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潘建伟

潘建伟是中国当代最具国际影响力的物理学家之一，也是全球量子信息科学领域公认的领军人物。他以在量子通信、量子计算和量子精密测量等方面的开创性工作闻名于世，被广泛誉为“中国量子之父”。他的科研生涯不仅推动了中国在量子科技领域的跨越式发展，更使中国在全球新一轮科技竞争中占据了战略制高点。然而，要真正理解潘建伟的成就与局限，不能仅停留在媒体塑造的“科技英雄”形象上，而需深入其成长轨迹、学术选择、技术突破、遭遇的质疑、团队建设、国家战略角色以及未来挑战等多个层面，全面、客观、细致地还原一个兼具科学家理性、战略家眼光与民族使命感的真实人物。

潘建伟1970年3月出生于浙江东阳一个普通家庭。东阳素有“教育之乡”之称，重视读书的传统深深影响了他。少年时期的潘建伟性格内向但思维敏锐，对自然现象充满好奇。他曾回忆，小时候看到夜空中的星星，会思考“光从那么远的地方传来，是不是还能保留最初的信息？”这种朴素的哲学式追问，后来竟成为他投身量子物理的内在动因。1987年，他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中科大是中国理论物理和前沿科技的重要摇篮，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为他提供了理想的成长土壤。大学期间，他不仅打下了坚实的量子力学基础，还展现出独立思考的能力。他并不满足于课本上的哥本哈根诠释，而是主动阅读爱因斯坦、薛定谔等人关于量子纠缠和实在论的原始论文，对“量子非定域性”这一核心悖论产生浓厚兴趣。这种早期对基础问题的关注，决定了他日后科研方向的独特性——不是追逐热门应用，而是从最根本的物理原理出发，探索其技术可能性。

1996年，潘建伟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安东·蔡林格（Anton Zeilinger）——一位在量子纠缠实验领域享有盛誉的物理学家，后来于2022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在蔡林格实验室，潘建伟首次亲手实现了多光子纠缠态的制备与操控，这是验证贝尔不等式、实现量子隐形传态等关键实验的基础。1997年，他作为第一作者在《自然》杂志发表论文，首次实现量子隐形传态（quantum teleportation），即利用纠缠将一个光子的量子态“传送”到另一个遥远光子上，而无需物理载体传输。这项工作被《科学》杂志评为“年度十大科技进展”，标志着人类首次在实验上验证了量子信息传输的核心原理。这一成果不仅奠定了他在国际量子信息界的学术地位，也让他深刻认识到：量子纠缠不仅是哲学思辨的对象，更是可被工程化利用的资源。

然而，潘建伟并未满足于在西方顶尖实验室中做一名优秀研究员。他始终怀有强烈的家国情怀。1997年博士尚未毕业时，他就向导师提出：“我想在中国建一个世界一流的量子实验室。”蔡林格起初不解：“你在这里条件这么好，为什么要回去？”潘建伟回答：“我做科学不是为了留在国外，而是为了让中国在这个领域不落后。”这种信念源于他对国家科技落后的切肤之痛。90年代的中国，在基础科学尤其是前沿物理领域投入有限，高端实验设备几乎空白，人才大量外流。他意识到，若不主动布局，中国将在即将到来的“第二次量子革命”中彻底掉队。

2001年，潘建伟回国，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组建量子物理与量子信息实验室。起步极其艰难。初期经费不足百万，设备简陋，连稳定的单光子探测器都买不起。他白天上课、带学生，晚上自己动手搭光路、调激光。为了节省成本，他常去二手市场淘旧光学元件，甚至用自行车链条改装实验台防震装置。更严峻的是人才短缺。当时国内几乎没有量子信息专业背景的研究生，他不得不从零开始培养。他亲自编写讲义，开设《量子信息导论》，鼓励学生“先理解物理图像，再学数学工具”。这种手把手的教学方式，为日后“潘建伟团队”的崛起奠定了人才基础。

尽管条件艰苦，潘建伟的战略眼光极为清晰。他没有盲目跟进国际热点，而是聚焦三个相互关联的方向：量子通信（利用量子态实现无条件安全的通信）、量子计算（利用量子叠加与纠缠实现超快计算）、量子精密测量（利用量子效应提升测量精度）。其中，他将量子通信作为突破口，因其技术路径相对清晰，且具有明确的国家安全和民用价值。

2003年，他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提交“量子通信与量子信息技术”重大项目建议书，首次系统提出构建天地一体化量子通信网络的构想。这一设想在当时被视为“天方夜谭”——地面光纤传输损耗大，百公里已是极限；卫星链路则面临大气湍流、轨道精度、单光子探测等多重技术瓶颈。许多专家质疑其可行性，认为“太超前”。但潘建伟坚持论证，并联合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等单位组成跨学科团队，逐步攻克关键技术。2008年，团队在合肥建成首个城域量子通信试验网，连接4个节点，距离17公里；2012年，扩展至“合肥量子通信试验示范网”，覆盖46个用户，成为当时全球规模最大的同类网络。这些地面实验不仅验证了技术可行性，也为后续国家项目争取了支持。

真正的里程碑是“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2011年，在潘建伟团队多年呼吁下，中科院启动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A类）“量子科学实验卫星”，潘建伟任首席科学家。这是全球首个空间量子实验平台，目标包括：星地量子密钥分发、千公里级量子纠缠分发、地星量子隐形传态。项目耗资数亿元，风险极高——一旦失败，不仅资金打水漂，更可能打击整个领域信心。潘建伟承受巨大压力，但他以极强的组织能力和技术判断力统筹全局。他要求团队“每个螺丝钉都要可追溯”，建立近乎苛刻的质量控制体系。2016年8月16日，“墨子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升空。此后一年，团队连续取得三项世界级成果：2017年6月，实现千公里级星地双向量子纠缠分发，验证了爱因斯坦所谓“鬼魅般的超距作用”在如此尺度下依然成立；同年8月，完成从卫星到地面的量子密钥分发，密钥生成速率比地面光纤高20个数量级；9月，实现地星量子隐形传态，将地面光子的量子态传送到500公里高空的卫星上。这三项成果分别发表于《科学》杂志封面，被国际同行称为“开启了全球化量子通信的大门”。

“墨子号”的成功不仅是一项科学成就，更是一次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集中展示。它证明中国有能力主导高风险、高投入、长周期的前沿大科学工程。以此为基础，2017年，世界首条千公里级量子保密通信干线“京沪干线”正式开通，连接北京、上海等城市，服务于金融、政务、电力等领域。2021年，中国建成全球首个集成“墨子号”与“京沪干线”的天地一体化广域量子通信网络，覆盖4600公里，用户超150家。这一网络虽尚未大规模民用，但已具备实战能力，成为中国信息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量子计算领域，潘建伟同样采取“多路线并行”策略。他深知通用容错量子计算机尚需数十年，因此聚焦近期可实现的“量子优越性”（quantum supremacy）——即量子处理器在特定任务上超越最强经典超级计算机。2017年，团队研制出“光量子计算原型机”，处理玻色采样问题比当时最快超算快2.4万倍；2020年，“九章”光量子计算原型机问世，处理高斯玻色采样问题比日本“富岳”超算快100万亿倍；2021年，“九章二号”将速度优势提升至10的24次方倍；2023年，“九章三号”进一步优化，同时团队推出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号”系列，在随机线路采样任务上也实现量子优越性。这些成果使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在光量子和超导两条主流技术路线上均实现量子优越性的国家。

潘建伟的成功经验可归结为几点：第一，基础与应用并重。他始终从量子力学基本原理出发，但又紧盯技术落地的可能性，避免陷入纯理论空转。第二，战略前瞻性。早在2000年代初就预见到量子通信的实用价值，并提前布局卫星方案，抢占先机。第三，卓越的组织协调能力。他能整合高校、中科院、航天、电子等多方力量，形成“大兵团作战”模式，这是单一实验室无法完成的。第四，人才培养机制。他培养的学生如陆朝阳、陈宇翱、彭承志等，如今都是各自领域的领军者，形成强大的“中科大量子军团”。第五，善于争取国家支持。他能用通俗语言向决策层解释量子科技的战略意义，将科学愿景转化为国家意志。

然而，潘建伟的科研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也存在争议与局限。首先，在技术路线选择上曾有过犹豫。早期他专注于光学系统，对超导、离子阱等其他量子计算平台关注较少。直到2010年代后期，面对谷歌、IBM在超导路线上的快速进展，他才迅速组建超导团队，推出“祖冲之号”。这种“后发追赶”虽最终成功，但也反映出在多元化技术布局上的初期滞后。

其次，量子通信的实用化仍面临挑战。“京沪干线”和“墨子号”虽技术领先，但成本高昂、速率有限、应用场景狭窄。目前量子密钥分发（QKD）主要服务于高安全需求的政府和金融客户，难以进入大众市场。相比之下，基于数学难题的经典加密（如RSA）配合后量子密码（PQC）算法，可能以更低的成本提供足够安全。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已于2022年选定首批PQC标准，而中国在该领域布局相对较晚。潘建伟团队虽也在研究PQC，但公众和政策层面对其重视不足，存在“押注单一技术”的风险。

第三，关于“量子优越性”的实际意义存在学术争议。批评者指出，“九章”解决的玻色采样问题是人为构造的，无直接实用价值；而谷歌的“悬铃木”虽也解决特定问题，但其架构更接近通用量子计算机。潘建伟回应称，光量子系统在特定任务上具有天然优势，且可扩展性强，未来或可用于量子化学模拟、机器学习加速等。但截至目前，尚未有明确的杀手级应用出现。这种“为优越性而优越性”的质疑，是所有量子计算团队共同面临的困境。

此外，商业化进程相对缓慢。尽管潘建伟参与创办了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科创板上市），但公司主要依赖政府采购，营收规模有限，市值波动剧烈。相比之下，美国的IonQ、Rigetti等量子初创公司已与亚马逊、微软等云平台合作，提供量子计算服务。中国量子企业在生态构建、软件栈开发、开发者社区培育等方面仍有差距。

在个人风格上，潘建伟也被部分同行认为“过于强势”。作为项目总负责人，他掌握资源分配和成果署名权，有时被指压制年轻学者的独立性。例如，有匿名科研人员反映，在大型项目中，一线实验人员的贡献常被简化为“潘建伟团队”，个体声音被淹没。当然，这种“明星科学家”模式在大科学工程中普遍存在，并非其独有。

世人的评价总体高度正面。在国内，他被视为“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代表。201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18年获“未来科学大奖”物质科学奖，2020年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章”，2021年被授予“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官方媒体称他“让中国量子科技领跑世界”，民间则称其“用量子守护国家安全”。在国际上，他多次入选《自然》《科学美国人》等权威期刊的年度人物，2017年被《自然》评为“十大科学人物”之首，理由是“让量子通信从实验室走向现实”。诺贝尔奖得主戴维·温兰德评价他“兼具深刻的物理直觉和卓越的工程实现能力”。

但也有冷静的声音提醒：不应将中国量子成就完全归功于潘建伟一人。量子科技是集体工程，离不开郭光灿、杜江峰等前辈的奠基，也依赖无数工程师、技术人员的默默付出。“墨子号”的成功，是中科院空间中心、上海技物所、长春光机所等数十家单位协作的结果。过度突出个人，可能掩盖系统性创新的复杂性。

潘建伟本人对此有清醒认识。他多次强调：“我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赶上了国家重视科技的好时代。”他拒绝“量子之父”的称号，称“这是整个中国量子科技工作者的荣誉”。

截至2026年，潘建伟已56岁，仍活跃在科研一线。他当前的重点包括：一是推进“量子星座”计划，发射多颗低轨量子卫星，构建全球覆盖的量子通信网络；二是研发“量子互联网”原型，实现多用户、可编程的量子网络；三是探索量子计算在材料设计、药物研发等领域的实际应用；四是加强量子精密测量在引力波探测、暗物质搜寻中的应用。

展望未来，潘建伟的遗产将不仅体现在技术成果上，更在于他为中国基础科学研究树立的新范式：以重大科学问题为导向，以国家需求为牵引，以国际合作为补充，以自主可控为目标。在中美科技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量子科技已成为战略必争之地。美国《国家量子倡议法案》、欧盟“量子旗舰计划”均投入百亿美元级资金。中国“十四五”规划将量子信息列为前沿科技攻关方向，预计未来十年将持续加大投入。

潘建伟团队的优势在于系统集成能力和国家支持强度，劣势在于核心器件（如高性能单光子探测器、超导量子比特芯片）仍部分依赖进口，基础软件生态薄弱。未来能否从“跟跑”“并跑”转向“领跑”，取决于能否在原创算法、新型量子硬件、交叉应用等维度实现突破。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潘建伟的成功改变了中国社会对基础科学的认知。过去，人们常问“量子有什么用？”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今天的“无用之用”，可能是明天的“国之重器”。他让公众看到，科学家不仅可以发论文，更能造卫星、建网络、护安全。

当然，他也面临新的挑战。随着年龄增长，如何培养接班人、平稳交接团队领导权？在科研日益政治化的国际环境中，如何保持开放合作而不被“脱钩”？在资本涌入量子赛道的热潮中，如何避免浮躁、坚守科学初心？这些问题，将考验他作为科学领袖的智慧。

总结而言，潘建伟是一位罕见的“战略型科学家”——既有探索自然奥秘的纯粹热情，又有服务国家需求的务实担当；既能做出诺奖级的基础发现，又能推动国家级工程落地。他的成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科技体制逐步完善、国家实力持续增强的缩影；他的局限，也折射出中国在原始创新、生态构建方面的短板。他不是完人，但正是这种真实，使其成就更具启示意义。

今天，当我们使用手机支付、登录政务系统时，或许并未意识到背后可能有量子密钥在守护安全；当未来某天量子计算机破解新药分子结构时，其源头或许可追溯至潘建伟实验室的一束纠缠光子。他的工作，正在悄然重塑人类信息社会的底层逻辑。

正如他常说的：“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让中国在量子时代不再缺席。”这一使命，仍在继续。而他的故事，远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