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顺寂静岭的回声：看一纸不起诉决定如何腐蚀强奸罪的血肉

本文作者：李靖宇

序章：一则社会新闻的解剖课

日子像被水泡过的旧报纸，上面的铅字慢慢晕开，最后只剩下模糊的轮廓，和一股说不清的霉味。

2025年深秋，一则来自山西和顺的消息，就是这样一则新闻。它不长，标题规矩得如同讣告：“和顺县检察院依法对张某军作出不起诉决定”。字是冷的，规矩的，贴在官方通告的栏位上，像一张崭新的封条，贴在了一口深不见底的井上。

可井下有声音。细听，是女人的呜咽，是婴儿的啼哭，是长达十三年的、被泥土和沉默掩埋的时光。

那口井，叫“山西和顺女硕士案”。掉下去的人，叫卜某，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女硕士。扔下绳子，或者说，趴在井口向下望了望，然后决定盖上盖子的人，叫张某军。而最后，为这个盖子刷上官方红漆、让它看起来合理合法、甚至温情脉脉的，是2025年10月24日由和顺县人民检察院出具的一纸《不起诉决定书》。

决定书说，2011年5月26日，卜某从晋中市榆次区的家中走失，自此消失在寻常人间的秩序里。它说，张某军收留了她，与她同居，育有多名子女。它甚至提及了其中一个婴儿被送养，换回了四万元抱养费的事实。然而，笔锋一转，结论轻巧得像一片羽毛：“张某军的行为与强奸犯罪存在本质区别，符合‘犯罪情节轻微、无需判处刑罚’的法定情形”。本质区别在哪？检方仁慈地给出了答案：在于张某军的目的，在于“组建家庭共同生活并长期照顾女方”，在于一种“稳定的同居状态”。

于是，一个收留了流落街头的重症精神病人、与之发生关系、令其多次生育、并将孩子送人换钱、且目睹同村他人对其性侵而未加阻止的男人他的行为被法律的天平滑稽地称量后，竟获得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评价。而同村那两个直接施暴的村民，则被稳稳地以强奸罪提起公诉。看客们揉了揉眼睛，仿佛在看一幕荒诞剧：手持利刃的强盗被判了刑，而那个把受害者诱入巢穴、长期捆绑、并从其痛苦中分一杯羹的“收留者”，却得到了法律的赦免，理由是他最初可能想过要给她一个“家”。

这个决定，像一枚生锈的钉子，楔进了中国强奸罪法律适用的木板上，也楔进了公众对司法常识的认知里。它引发的质疑声，起初是低语，而后汇成了闷雷。人们问，难道强奸罪的认定标准，已从“是否违背妇女意志”，悄然漂移成了“行为人是否有良好的主观目的”？当一名女性，尤其是一名丧失辨认与控制能力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她的身体、她的生育能力、她作为人的基本尊严，是否可以被一个“组建家庭”的温情幌子，合法地、持久地侵占与处置？

笔者将在这篇文章中，像法医解剖一具观念尸体般，剖开这起不起诉事件。我们将追踪那被“家庭”叙事稀释的犯罪疑点，倾听法律条文在具体案例中发出的、痛苦而扭曲的呻吟，并最终揭开覆盖在“寂静岭”上那层名为“司法裁量”的浓雾。雾之下，是法律对弱者系统性失语的深渊，是社会观念中那些根深蒂固的、将女性物化为“妻职”与“母职”容器的霉菌。

第一章：事实的拼图，或，被“家庭”叙事剪碎的证词

让我们先把时间倒回，像拼凑一面被打碎的镜子，试图映出事件模糊的倒影。这面镜子，每一片都锋利，能割伤试图轻易握住它的手。

第一片：她是“谁”？

卜某，女硕士。这个标签在报道中总被前置，仿佛“硕士”二字能为其悲剧增添一抹更刺目的荒诞。但真正关键的定语在后面：她患有精神分裂症。这是一种重性精神障碍，意味着她的认知、情感、意志行为都可能严重偏离现实。在法律语境下，这直接指向一个冷酷的核心问题：性同意能力。一个在发病期、很可能丧失对自身行为性质和后果辨认能力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她对于性行为的“意愿”，能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同意”？早在1984年，《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就曾明确指出，“明知妇女是精神病患者……而与其发生性行为的，不管犯罪分子采取什么手段，都应以强奸罪论处”。尽管该司法解释已废止，但其背后保护精神障碍患者性自主权的法理精神，在司法实践中依然通过“性防卫能力”鉴定得以延续。司法鉴定实践常将精神病人分为“无性自我防卫能力”、“性自我防卫能力削弱”等情形，前者几乎直接推定无法做出有效同意。卜某的司法鉴定结果，本应是此案定性不可回避的基石。然而，在不起诉决定书那概括性的叙述中，这一关键事实的血肉被抽离了，只剩下“患有精神分裂症”一个干瘪的标签，与“组建家庭”的温情描述并列，产生了某种诡异的调和。

第二片：他做了“什么”？

张某军的行为图谱，是由一系列在道德峭壁上行走的动作构成的。

A.“收留”与“同居”：将一个流落街头的、无自我保护能力的重症精神病患者带回家中。这一行为的起点，就笼罩在巨大的权力不对等阴影之下。

B.“发生关系”与“生育”：长期与处于上述状态下的卜某发生性关系，并致其多次怀孕、分娩。这是整个事件的核心动作。

C.“送养”与“获利”：将所生婴儿中的一名送养他人，并收取四万元“抱养费”。这彻底撕开了任何温情的面纱，将女性身体及其生育功能，赤裸裸地置于一个可交易、可处置的客体位置。

D.“目睹”与“未阻止”：当同村其他男性对卜某实施性侵时，张某军在场目睹，却未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制止。这不仅是对其所谓“照顾者”身份的讽刺性背叛，更可能涉嫌其他刑事犯罪（如不作为的强奸共犯或遗弃）。

然而，检察机关的审查逻辑，完成了一次惊人的“剪辑”。他们将B（发生关系与生育）从A、C、D构成的残酷序列中单独剥离出来，将其嵌入一个全新的叙事框架：“组建家庭共同生活并长期照顾女方”。于是，性行为成了“夫妻生活”，生育成了“家庭繁衍”，一个建立在绝对控制、剥削与漠视基础上的畸形关系，被修辞的力量重塑为一段虽不合常规但动机可悯的“民间结合”。至于C（送养获利）和D（目睹不救），在这幅“家庭”画卷中，成了无关紧要的、可以忽略的污点，或者，被更诡异地解释为“生活所迫”或“无奈之举”，从而进一步稀释了整体行为的恶性。

第三片：法律说了“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和顺县检察院援引的，正是此条。他们将张某军上述所有行为的集合，评价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这是一个价值判断，一个定性。而这个定性与公众直观的道德判断、与强奸罪刑法条文所保护的法益（女性的性自主权），产生了撕裂性的断层。

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对强奸罪的规定，核心在于“违背妇女意志”。对于无性同意能力的精神病人，法律推定其意志无法真实形成，因此“明知”状态下的性侵入，即构成对意志的违背。在这里，检察机关似乎引入了一个新的、不成文的“除外条款”：如果行为人长期、稳定地实施该“违背意志”的行为，并将其包装在一种类婚姻的外壳下，那么，行为的性质就发生了“本质区别”，其危害性就变得“轻微”了。这无异于宣告，对特定女性（尤其是失能、失语的女性）性自主权的持续性、系统性侵犯，只要披上“过日子”的外衣，就可以获得刑法的豁免。法律的刚性，在这套叙事面前，柔软得像一团可以随意捏塑的橡皮泥。

争议，便从这三块无法严丝合缝的拼图裂缝中喷涌而出。公众的愤怒与困惑，正源于此：当一起案件的事实要素如此清晰地指向剥削与控制，司法文书为何能运用“目的论”和“状态论”（稳定同居），完成一场近乎魔幻的现实主义变形记？

第二章：法律的荒诞剧，或，“强奸”定义的漂移

法律条文是死的，是白纸黑字。但适用法律的人是活的，他们的心中有一架天平，天平的砝码，名叫“裁量权”。在和顺案中，我们目睹了这架天平一次令人窒息的倾斜。倾斜的方向，是让强奸罪的构成要件，发生了一场静默而危险的“漂移”。

漂移之一：从“客体受害”到“动机审查”

强奸罪保护的核心法益，是女性的性自主权，即是否发生性关系、与何人发生、在何种条件下发生的自我决定权。判断的核心，在于行为是否违背了妇女的意志。对于精神病人，法律通过“性防卫能力”鉴定来推定其意志状态。然而，和顺县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展现的逻辑重心，发生了微妙的偏移。它并未着力论证卜某在每一次性行为中是否具备或表达了同意（鉴于其病情，这几乎不可能），而是转而审视张某军的主观目的。“组建家庭”、“共同生活”、“长期照顾”——这些充满生活烟火气的词语，被引入刑事定罪的分析框架。于是，一个本应聚焦于“被害人是否被侵犯”的客观判断，被置换成了一个“行为人意图是否良善”的主观探询。这好比判断一起盗窃案，不去看财物是否被非法占有，反而去追问小偷是否因为家境贫寒、想用偷来的钱给家人治病。动机或许能影响量刑时的酌情考量，但绝不能颠覆定罪的基本逻辑。将动机抬高到决定罪与非罪的地位，等于在强奸罪的城墙下，埋下了一颗“目的正当即可免责”的炸弹。

漂移之二：从“行为定性”到“关系定性”

“稳定同居状态”这是不起诉理由中另一个刺眼的词组。它试图将张某军与卜某之间的关系，锚定在一种类婚姻的、持续的共同体描述中。这种描述隐含着一个危险的预设：一旦双方形成了某种长期、稳定的同居关系，那么发生在这种关系内的性行为，就天然地获得了某种“默许”或“推定同意”的色彩，从而与那种陌生人之间一次性的、暴力明显的强奸“存在本质区别”。这直接触动了中国刑法学界一个长期争论的敏感神经：“婚内强奸”的认定问题。尽管在极端情况下（如分居、离婚诉讼期间），司法实践已开始有限地承认婚内可构成强奸，但将婚姻或类婚姻关系作为阻却强奸罪成立的理由，在观念深处仍有市场。和顺案将这种模糊地带的理论争议，直接应用到了一个连“婚姻”幌子都没有（双方未登记）、且一方完全无同意能力的畸形关系中，这是一种双重的倒退。它既变相认可了“关系即同意”的封建糟粕，又为利用某种长期控制关系（尤其是针对残障人士）实施性剥削，提供了潜在的免责借口。

漂移之三：从“综合评判”到“情节肢解”

如前所述，张某军的行为是一个连贯的、多面向的整体：收留（控制）、性侵（剥削）、生育（利用）、送养（获利）、漠视（纵容）。这些行为相互关联，共同描绘出一个剥削者的完整画像。然而，了不起诉决定似乎运用了“外科手术式”的切割法。它将“性侵+生育”这一核心组合，单独剥离出来，用“组建家庭”的纱布包裹，贴上“情节轻微”的标签。而对于“送养获利”这一最能暴露其工具性利用本质的行为，以及“目睹不救”这一彰显其冷漠与不负责任的行为，则在“情节轻微”的整体评价中被淡化、吸收甚至消解了。这种切割法，违背了刑法评价应综合考量全部案件事实、整体把握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基本原则。它人为地制造了一个“法律盲区”：只要一个持续性性侵行为被套上了“长期关系”的壳，那么附着在这个核心罪行上的其他剥削性、牟利性行为，就似乎都可以得到“赦免”。这无疑是在鼓励一种更为隐蔽、更具欺骗性的犯罪模式。

这种法律适用的“漂移”，危害是深层的。

首先，它模糊了强奸罪的犯罪边界，使得本应清晰的法律标准变得摇摆不定，给了司法擅断以空间。其次，它极大地削弱了刑法对精神病人等最弱势群体性权利的保护力度。传递出的信号是：侵犯她们的代价，可能比侵犯一个心智健全的女性要低，只要你事后能编织出一个看似合理的“生活故事”。最后，它严重侵蚀了司法公信力。当法律推理与公众最朴素的正义感发生如此剧烈的冲撞时，人们怀疑的不仅仅是这一个决定，而是支撑这个决定背后的整个司法价值体系。

学术研究中早已指出，中国强奸罪的法律条款（刑法第236条）被认为“过于原则”，相关司法解释也相对陈旧，司法实践工作者有时对大众的性观念变迁和社会期待把握不足。和顺案，恰恰是这种“原则”与“陈旧”在遇到复杂现实时，滑向危险歧途的一个鲜活注脚。它将司法实践中的诸多争议点——如“骗奸”行为的定性、“明知”的认定特殊关系下的同意推定——以一种最不利于保护弱者的方式，集中呈现并“解决”了。这个“解决”方案，不是厘清，而是混淆；不是进步，而是倒退。

第三章：寂静岭的生态，或，系统性的冷漠如何滋生

和顺县，这个名字听起来平和而顺畅。但在“女硕士案”的映照下，它仿佛成了作家笔下那个雾气弥漫的“寂静岭”。在这里，罪恶并非总是以狰狞的面目嘶吼，更多时候，它穿着日常的衣衫，在人们的沉默、回避甚至默许中，缓慢地滋长。

第一层雾：法治的“山村盲区”

此案中，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细节是：张某军并非唯一的加害者。同村另有两人因强奸卜某被提起公诉。这意味着，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名流落至此、精神异常的女性，成了这个小村庄里一个半公开的、可以被轮流侵犯的“物件”。张某军的“收留”，并未为她提供庇护，反而可能为她划定了一个更固定的受害场所。整个村庄，对此集体失语。这种失语，是基层法治生态溃败的缩影。它可能是出于对精神病人的歧视与恐惧，可能是宗族人情社会中对“外人”苦难的漠然，也可能是对性暴力、对侵犯弱势女性行为的极度麻木与容忍。当执法力量的光芒无法穿透这层厚重的乡土迷雾时，罪恶便在阴影中疯长。不起诉决定，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对这种扭曲生态的一次司法背书。它似乎告诉人们：在这种环境下，这种“收留-占有-利用”的模式，是一种可以被理解的、甚至无罪的“生存策略”。这无异于向无数个潜在的“寂静岭”发出了危险的信号。

第二层雾：“有用”VS“人”的价值排序

检方在阐述张某军目的时，强调其“组建家庭共同生活”。这背后隐藏着一个冷酷的社会潜意识：对于一个精神失常、丧失正常劳动和生活能力的女性，其最大的、或许也是唯一的“价值”，就在于其生育能力和性功能，从而成为某个男性“组建家庭”的工具。在这里，卜某作为“人”的个体尊严、情感需求、精神痛苦，被完全遮蔽了。她被视为一个承载“妻职”与“母职”功能的容器，只要这个容器被放置在某个男人的屋檐下，并履行了这些功能，那么占有这个容器的过程是否合法、是否人道，都可以被忽略。这种物化女性的观念，是父权制最顽固的遗产之一。不起诉决定，不经意间为这种物化逻辑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它暗示：只要结果是“组成家庭”（无论多么畸形）、是“生儿育女”（无论孩子被如何处置），那么手段的正当性是可以大打折扣的。这对于那些因疾病、贫困、残疾而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无异于一道冰冷的判决：她们的身体和生育能力，可能先于她们的人格与权利，被社会和法律所定义和处置。

第三层雾：对精神疾病的污名与系统性抛弃

卜某的“精神分裂症”标签，在此案中扮演了一个矛盾的角色。一方面，它是其丧失自我保护能力、无法做出有效同意的医学基础，本应触发法律最强的保护机制。另一方面，在社会的认知和潜意识里，精神疾病往往与“不可理喻”、“负担”、“危险”相连。这种污名化，导致社会（包括其原生家庭、社区乃至部分司法人员）在潜意识里降低了对她们所遭受痛苦的感知阈值和共情能力。“她是个疯子，懂什么？”“能有人收留她就不错了。”——这类想法，可能是弥漫在案件周围、未曾言明却影响巨大的背景音。不起诉决定中那种轻描淡写的语调，那种试图将一场漫长的性剥削重新诠释为“照顾”与“共同生活”的努力，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系统性漠视在司法文书上的投射。它反映出一个更深刻的社会问题：我们是否真的准备好了，将精神障碍患者视为拥有完整性自主权和其他公民权利的、平等的人？当她们的权利被侵犯时，法律的天平是否会因为她们的“异常”而悄然倾斜？

和顺案不是孤例。司法实践中，对精神病人性侵案件的认定本就存在诸多争议与模糊地带。有研究指出，在具体案件中，需要从女方是否为精神病人、嫌疑人是否明知、女方性防卫能力、女方是否同意等多个维度综合认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如何平衡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与刑法谦抑性原则，如何准确评估“性防卫能力”，常常考验着司法者的专业与良知。

和顺县检察院的选择，是在这条困难的道路上，滑向了保护不足、甚至变相宽纵的那一端。它让我们看到，当法律遇到一个复杂的、充满人性阴暗与系统失灵的案件时，如果没有坚定的、以保护最弱者权利为优先的价值导向，就很容易被种种“现实考量”、“朴素情感”（甚至是对加害者的某种扭曲同情）带偏方向，最终作出一个在法理和情理上都难以自洽的决定。

尾声：回声，或，我们如何走出迷雾

一纸不起诉决定书，可以盖棺定论一个司法程序，却无法平息那些从事实裂缝中涌出的疑问，更无法抚平伤痕。它像一个拙劣的休止符，强行摁在了一曲未完成的、充满杂音的乐章上。然而，声音并未消失，它变成了回声，在法律的殿堂里，在社会的舆论场中，在每一个关注此事的普通人心头，反复激荡。

这回声在质问：我们的法律，尤其是关乎性暴力、关乎最弱势群体保护的法律，其解释与适用的权力边界在哪里？检察机关的裁量权，是否可以如此深度地重构犯罪事实的社会意义，以至于改变行为的根本性质？当“情节显著轻微”这样的弹性条款，被用于一个涉及长期性剥削、人身控制、甚至人口贩卖疑点（送养获利）的案件时，法律的刚性尊严何在？

这回声在警示：和顺案可能成为一个危险的先例。它像在强奸罪严密的法网之上，切开了一道口子。这道口子，允许以“长期关系”、“生活目的”为由，对持续性、控制性的性侵行为进行出罪处理。它尤其威胁着那些失能、失语、无法为自己呐喊的群体——精神障碍患者、智力残障者、陷入极端依赖关系的女性。她们本就身处黑暗，而这纸决定，可能吹熄了法律本该为她们点亮的那盏微弱的灯。

这回声也在呼唤：呼唤更为精细、明确、以保护被害人为中心的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对于涉及精神病人、智力残障者的性侵案件，法律需要更清晰的标准，来界定“性同意能力”的评估，来规范“明知”的认定，来杜绝任何试图用“关系”、“状态”、“动机”来稀释核心罪责的操作空间。同时，司法公开与说理亟待加强。一份引发巨大争议的不起诉决定，不能仅仅用几句格式化的法条引用和定性陈述来敷衍。它需要直面质疑，详细展示事实认定的全过程、法律推理的每一步，尤其是如何处理那些明显具有剥削性的关联行为（送养孩子）。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也是消除公众疑虑的唯一途径。

和顺女硕士案，没有刀光剑影，却充满了制度与人性交织的冰冷；它的人物没有嘶声呐喊，但他们的命运却在无声中控诉着系统性的失灵。

走出这片“寂静岭”，不能仅靠对一两个具体决定的抨击。它需要我们整个社会直面那层层迷雾：打破对精神疾病的污名，检视物化女性的深层观念，强化基层法治的光照与温度，并在每一次司法决断中，都将天平最重的砝码，毫无保留地放在保护弱者、捍卫人的基本尊严那一侧。

否则，今日和顺的回声，终将在别处，变成另一场无声的雪崩。而那纸盖棺定论的决定书，多年后被人重新翻阅时，或许只能证明，在一个特定的时刻，法律曾如何悲哀地，与它所应守护的正义，擦肩而过，并留下了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这伤口，不仅在被害人及其家人身上，更在法律的公信力与社会道德的脊梁上。

李靖宇，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主攻刑事证据法学。目前，一方面主要致力于为网络游戏相关产业提供刑事辩护以及合规服务，例如跨境赌博犯罪、网络数据安全犯罪等。另一方面主要从事“涉性犯罪”的辩护与研究，仅2023年上半年已经成功为5例涉嫌强奸罪案的蒙冤者争取到了撤案或者不起诉的良好结果，近期也收获了检察院法定不起诉和法院判决无罪的理想裁判结果。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通过办理大量虚拟币（USDT/比特币等）相关犯罪案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