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机场那一刻的懊悔：沈醉放走毛人凤，却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一九四六年三月，国民党军统副局长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他留下的庞大特务组织随即陷入混乱，几位有实力的人物开始争夺局长职位。

主要竞争者包括毛人凤、郑介民和唐纵。毛人凤是戴笠的同乡，长期主持军统内部事务，堪称“大管家”。郑介民则在军中人脉深厚，唐纵也具有一定影响力。

这时，三十二岁的沈醉已担任军统总务处少将处长，掌管财物、人事和物资，地位十分重要。他年轻能干，又是戴笠提拔的亲信，自然成为毛人凤重点拉拢的对象。

毛人凤随后多次把沈醉请到南京家中密谈。他在沈醉面前直言不讳：“郑介民是广东人，和咱们不是一路人。你跟我同心，将来绝不会吃亏。”毛人凤承诺，只要扳倒郑介民，将来必定共享权势。沈醉权衡之后，决定站在毛人凤一边。

两人联手后，很快展开行动。毛人凤利用面见蒋介石的机会，不断暗示郑介民不堪大任。沈醉则借助总务职务之便，暗中搜集郑介民派系贪腐证据。这些材料都被秘密送到毛人凤手中。

一九四七年春。沈醉查明，郑介民的妻子利用丈夫的职权，倒卖紧俏物资，从中牟取暴利。毛人凤把此事直接报告蒋介石。

蒋介石闻讯后极为震怒。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蒋介石下令撤销郑介民保密局局长职务，改任闲职。毛人凤终于如愿坐上局长之位。

庆功宴上，毛人凤紧握沈醉的手，当众高声说道：“没有沈处长，就没有我毛人凤的今天！从今往后，我们就是亲兄弟！”沈醉饮下毛人凤的敬酒，心中热流涌动，自认立下大功，前途必然光明。

此后一段时间，局内事务毛人凤常先征求沈醉意见，表面上的重用让沈醉颇感满足。然而，这段密切关系并没有持续太久。官场友谊往往在利益面前不堪一击。

沈醉没有料到，自己协助毛人凤清除对手，反而成了毛人凤心中的隐患。因为他知晓太多内情，且能力过强。一九四八年五月，沈醉接到一纸调令，任命他为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即刻赴昆明任职。

此项任命表面上是委以地方重任，其实是把他从南京权力核心区调往边陲。沈醉心中顿时凉了半截，他明白自己已被边缘化。

随后沈醉不得不收拾行装前往昆明。云南站办公室可眺望滇池，景色宜人，他却没有心情欣赏。更令他不安的是，来到昆明不久，毛人凤便开始把他从南京带去的旧部逐一调离，换上新人。

在昆明的沈醉多次写信给南京，委婉表达希望调回。回信却总称“云南工作重要，仍需要坐镇”。至此，沈醉对毛人凤产生心结。他暗中留了一手，把重要文件偷偷备份保存。

同时，他主动结交云南本地掌握实权的军政人物，悄悄为自己铺设后路。沈醉在云南初步安顿后，一道令他左右为难的命令从重庆传来。

一九四九年九月，沈醉收到局长毛人凤亲发的绝密手令，让他马上想办法暗杀正在昆明策划起义的原陆军大学校长杨杰。

这道命令让沈醉如坐针毡。杨杰将军和沈醉的母亲罗裙交谊深厚，两人以兄妹相称，杨杰亦是沈家常客。一边是上级强硬的暗杀指令，另一边是母亲挚友的性命和母亲的恳求。

接到命令后，沈醉在书房独坐整夜。第二天，他把电文拿给母亲观看。母亲阅后泪流不止，拉着他的手说：“杨先生是正人君子，你不能做这种伤天害理之事。你若下手，我往后也没有颜面活下去。”

母亲的眼泪促使沈醉下定决心。他并没有执行暗杀，而是采取应付之计。一面派遣特务监视杨杰住所，制造正在行动的假象；另一面又暗中派人向杨杰示警。

杨杰得讯后很快就离开昆明，他先赴香港，后转往北平。暗杀任务因此不了了之。沈醉自以为计策高明，却低估了毛人凤的警觉。他迟迟没有行动，很快引起保密局的怀疑。

毛人凤接连发电催促，语气一次比一次严厉。沈醉只能以“目标防范严密，正在寻找时机”加以搪塞。但他心知肚明，毛人凤绝非易欺之人。

以他对毛人凤的了解，对于不听话或可能坏事的下属，毛人凤从来手段狠辣。沈醉感到危机正向自己逼近。他推测毛人凤可能在利用完他最后的价值后，以“贻误战机”或“通敌”之名把他清除。

求生的本能压倒了一切。通过特殊渠道，沈醉秘密获取两种毒药。一种据称是进口药物，无色无味，连服三日后半月内身亡；另一种是本地土药，服后半年发作，死时痛苦万分。

他把药粉分装于小玻璃瓶中，藏入办公室抽屉暗格。一个计划在他心中成形，待毛人凤下次来昆明，就在接风宴上动手。

一九四九年九月下旬，毛人凤专机果然降落在昆明巫家坝机场。他此行名义上是视察云南工作，部署“应变”任务。沈醉把毒药瓶放入西装内袋，前往机场迎接。

两人见面仍像以前一样握手寒暄，笑容满面，仿佛他们曾经的友谊没有改变。当晚接风宴上气氛紧张。沈醉几次端着酒走近毛人凤，手指在内袋中能清晰触到冰凉的药瓶。

然而每当他想把药投入酒中，脑中总会闪现往日画面。戴笠死后他和毛人凤在书房一起谋划时的情景，以及母亲流泪哀求的模样，这些都如绳索般捆住了他的双手。

第二天，毛人凤匆忙召开会议，要求沈醉等人“加强控制，必要时进行破坏”，随即赶往机场返回重庆。最后时刻来临，停机坪上，沈醉送毛人凤登机。

就在毛人凤转身踏上舷梯之际，他忽然停步回头，压低声音对沈醉说：“如今时局艰难，你好自为之。若真到山穷水尽之时，可暂且假意投诚，保全性命，以待将来。”

此言如冰水浇透沈醉全身。他完全明白话中深意，自己终究只是一件可用工具。为达更大图谋，这件工具甚至可作为“假投降”的弃子。这般彻底的利用，反而浇灭了他心中最后的杀意。

沈醉松开了握紧毒药瓶的手，目送毛人凤登机起飞，直至飞机消失在云端。他最终没有等到毛人凤的处置，因为时代已然剧变。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夜，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起义部队很快控制昆明，扣押滞留城内的国民党高级官员和军官，沈醉也在名单之中。

在卢汉指挥部，沈醉权衡再三，最终在起义通电上签下姓名。正是这个签名，成为后来新中国政府确认他身份的重要依据。

他随即下令，要求云南所有公开和潜伏特务上交武器器材，前往指定地点报到。此后，沈醉在战犯管理所度过十年时光。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他作为第二批特赦战犯获释。

晚年，沈醉出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专员，潜心撰写回忆录，著有《我这三十年》、《军统内幕》等作品，以亲身经历述说历史。

一九八零年，经过有关部门核实，确认其在起义通电上签字的事实，其身份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并连续担任多届全国政协委员。

一九九六年三月，沈醉在北京去世，享年八十二岁。他的一生从军统少将转变为新中国公民，而在昆明机场松开毒药瓶的那一刻，无疑是其中重要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