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三月,国民党军统副局长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他留下的庞大特务组织随即陷入混乱,几位有实力的人物开始争夺局长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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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竞争者包括毛人凤、郑介民和唐纵。毛人凤是戴笠的同乡,长期主持军统内部事务,堪称“大管家”。郑介民则在军中人脉深厚,唐纵也具有一定影响力。
这时,三十二岁的沈醉已担任军统总务处少将处长,掌管财物、人事和物资,地位十分重要。他年轻能干,又是戴笠提拔的亲信,自然成为毛人凤重点拉拢的对象。
毛人凤随后多次把沈醉请到南京家中密谈。他在沈醉面前直言不讳:“郑介民是广东人,和咱们不是一路人。你跟我同心,将来绝不会吃亏。”毛人凤承诺,只要扳倒郑介民,将来必定共享权势。沈醉权衡之后,决定站在毛人凤一边。
两人联手后,很快展开行动。毛人凤利用面见蒋介石的机会,不断暗示郑介民不堪大任。沈醉则借助总务职务之便,暗中搜集郑介民派系贪腐证据。这些材料都被秘密送到毛人凤手中。
一九四七年春。沈醉查明,郑介民的妻子利用丈夫的职权,倒卖紧俏物资,从中牟取暴利。毛人凤把此事直接报告蒋介石。
蒋介石闻讯后极为震怒。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蒋介石下令撤销郑介民保密局局长职务,改任闲职。毛人凤终于如愿坐上局长之位。
庆功宴上,毛人凤紧握沈醉的手,当众高声说道:“没有沈处长,就没有我毛人凤的今天!从今往后,我们就是亲兄弟!”沈醉饮下毛人凤的敬酒,心中热流涌动,自认立下大功,前途必然光明。
此后一段时间,局内事务毛人凤常先征求沈醉意见,表面上的重用让沈醉颇感满足。然而,这段密切关系并没有持续太久。官场友谊往往在利益面前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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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醉没有料到,自己协助毛人凤清除对手,反而成了毛人凤心中的隐患。因为他知晓太多内情,且能力过强。一九四八年五月,沈醉接到一纸调令,任命他为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即刻赴昆明任职。
此项任命表面上是委以地方重任,其实是把他从南京权力核心区调往边陲。沈醉心中顿时凉了半截,他明白自己已被边缘化。
随后沈醉不得不收拾行装前往昆明。云南站办公室可眺望滇池,景色宜人,他却没有心情欣赏。更令他不安的是,来到昆明不久,毛人凤便开始把他从南京带去的旧部逐一调离,换上新人。
在昆明的沈醉多次写信给南京,委婉表达希望调回。回信却总称“云南工作重要,仍需要坐镇”。至此,沈醉对毛人凤产生心结。他暗中留了一手,把重要文件偷偷备份保存。
同时,他主动结交云南本地掌握实权的军政人物,悄悄为自己铺设后路。沈醉在云南初步安顿后,一道令他左右为难的命令从重庆传来。
一九四九年九月,沈醉收到局长毛人凤亲发的绝密手令,让他马上想办法暗杀正在昆明策划起义的原陆军大学校长杨杰。
这道命令让沈醉如坐针毡。杨杰将军和沈醉的母亲罗裙交谊深厚,两人以兄妹相称,杨杰亦是沈家常客。一边是上级强硬的暗杀指令,另一边是母亲挚友的性命和母亲的恳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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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命令后,沈醉在书房独坐整夜。第二天,他把电文拿给母亲观看。母亲阅后泪流不止,拉着他的手说:“杨先生是正人君子,你不能做这种伤天害理之事。你若下手,我往后也没有颜面活下去。”
母亲的眼泪促使沈醉下定决心。他并没有执行暗杀,而是采取应付之计。一面派遣特务监视杨杰住所,制造正在行动的假象;另一面又暗中派人向杨杰示警。
杨杰得讯后很快就离开昆明,他先赴香港,后转往北平。暗杀任务因此不了了之。沈醉自以为计策高明,却低估了毛人凤的警觉。他迟迟没有行动,很快引起保密局的怀疑。
毛人凤接连发电催促,语气一次比一次严厉。沈醉只能以“目标防范严密,正在寻找时机”加以搪塞。但他心知肚明,毛人凤绝非易欺之人。
以他对毛人凤的了解,对于不听话或可能坏事的下属,毛人凤从来手段狠辣。沈醉感到危机正向自己逼近。他推测毛人凤可能在利用完他最后的价值后,以“贻误战机”或“通敌”之名把他清除。
求生的本能压倒了一切。通过特殊渠道,沈醉秘密获取两种毒药。一种据称是进口药物,无色无味,连服三日后半月内身亡;另一种是本地土药,服后半年发作,死时痛苦万分。
他把药粉分装于小玻璃瓶中,藏入办公室抽屉暗格。一个计划在他心中成形,待毛人凤下次来昆明,就在接风宴上动手。
一九四九年九月下旬,毛人凤专机果然降落在昆明巫家坝机场。他此行名义上是视察云南工作,部署“应变”任务。沈醉把毒药瓶放入西装内袋,前往机场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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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见面仍像以前一样握手寒暄,笑容满面,仿佛他们曾经的友谊没有改变。当晚接风宴上气氛紧张。沈醉几次端着酒走近毛人凤,手指在内袋中能清晰触到冰凉的药瓶。
然而每当他想把药投入酒中,脑中总会闪现往日画面。戴笠死后他和毛人凤在书房一起谋划时的情景,以及母亲流泪哀求的模样,这些都如绳索般捆住了他的双手。
第二天,毛人凤匆忙召开会议,要求沈醉等人“加强控制,必要时进行破坏”,随即赶往机场返回重庆。最后时刻来临,停机坪上,沈醉送毛人凤登机。
就在毛人凤转身踏上舷梯之际,他忽然停步回头,压低声音对沈醉说:“如今时局艰难,你好自为之。若真到山穷水尽之时,可暂且假意投诚,保全性命,以待将来。”
此言如冰水浇透沈醉全身。他完全明白话中深意,自己终究只是一件可用工具。为达更大图谋,这件工具甚至可作为“假投降”的弃子。这般彻底的利用,反而浇灭了他心中最后的杀意。
沈醉松开了握紧毒药瓶的手,目送毛人凤登机起飞,直至飞机消失在云端。他最终没有等到毛人凤的处置,因为时代已然剧变。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夜,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起义部队很快控制昆明,扣押滞留城内的国民党高级官员和军官,沈醉也在名单之中。
在卢汉指挥部,沈醉权衡再三,最终在起义通电上签下姓名。正是这个签名,成为后来新中国政府确认他身份的重要依据。
他随即下令,要求云南所有公开和潜伏特务上交武器器材,前往指定地点报到。此后,沈醉在战犯管理所度过十年时光。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他作为第二批特赦战犯获释。
晚年,沈醉出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专员,潜心撰写回忆录,著有《我这三十年》、《军统内幕》等作品,以亲身经历述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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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零年,经过有关部门核实,确认其在起义通电上签字的事实,其身份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并连续担任多届全国政协委员。
一九九六年三月,沈醉在北京去世,享年八十二岁。他的一生从军统少将转变为新中国公民,而在昆明机场松开毒药瓶的那一刻,无疑是其中重要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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