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大别山恶霸地主拟判死刑，张体学得知，立即出手相救

1951年的秋天，安徽宿松出了档子稀罕事。

有个已经被大伙儿定性成“恶霸”，眼瞅着就要拉出去吃枪子的死刑犯，居然在刀口底下被人给救了。

出手捞人的这位，名头响亮得很——正是当时坐镇湖北大冶的地委书记，张体学。

哪怕搁到现在，这事儿听着都邪乎。

那会儿正是土改和镇反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

宿松县东门外五里墩有个叫徐斐章的，那是当反面教材给揪出来的。

公审台上一站，十几家佃户轮流指着鼻子骂，数落他怎么占地、怎么欺人。

县法院一锤子定音：罪名没跑，死刑。

照那会儿的风向，这案子早就钉死在板上了。

可张体学偏偏不信邪，硬生生把这块铁板给撬开了。

您可能会纳闷，堂堂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犯得着为了个过街老鼠似的地主去蹚浑水吗？

搁现在，这叫“走后门”。

但在那个节骨眼上，张体学心里头那杆秤，比谁都准。

这事儿得往回倒腾五年，说说1946年那场鬼门关的经历。

那阵子的张体学，日子过得比死囚牢里的徐斐章还窝囊。

正赶上中原突围最惨烈的那档口。

张体学带着独立二旅，为了给大部队打掩护，先往东边晃悠，紧接着接到死命令，又得掉头往西杀回大别山。

这一来二去，队伍就被冲得七零八落。

旅长吴诚忠自个儿跑出去了，张体学身边打到最后，也就剩个二三十号人。

等到了鄂皖交界那块儿，也就是黄梅、宿松地界，连这点儿家底也被打光了。

最后咋样？

张体学身边就剩根独苗：鄂皖地委书记赵幸初。

俩大活人，手里攥着三杆枪，外头铺天盖地都是抓他们的赏格。

这时候的张体学，真是叫天天不应。

咋活命？

赵幸初给支了一招：去找宿松县伪长山乡管粮草的头头，徐斐章。

这一招听着跟送死没区别。

咱们看看这徐斐章啥背景：国民党那边的官儿，五里墩响当当的大地主，家里大院就是粮站，整天人来人往的。

奔他那儿去，跟把脑袋拴裤腰带上没两样。

不过赵幸初手里有张牌：他亲哥叫帅启明，跟徐斐章是铁哥们。

再加上情报显示，这姓徐的虽然吃着国民党的饭，但心里头对上面也不爽，为人处世挺讲究，也就是江湖上说的“够义气”。

这简直就是拿命梭哈。

赢了，捡条命；输了，连抓捕队都不用费劲，直接把自己打包送上门。

结果呢，张体学这一把还真押对了。

帅启明领着路，大半夜去砸徐斐章的门。

徐斐章一听来人是谁，愣是没犹豫，直接把人给让进了自家后院。

要知道那会儿查得有多严？

到处都在搞“连坐制”，一家来生人，五家跟着倒霉。

老百姓见着生面孔都绕道走，更别提窝藏俩全县通缉的共军要犯了。

徐斐章这么干，那是把一家老小的脑袋都别在腰带上了。

为了不漏风声，他对外撒谎说病了，谁都不见。

后院门口专门派人盯着，千叮咛万嘱咐家里人把嘴闭严实了。

可光藏着也不是长久之计，得把人送走才行。

这时候就看出徐斐章这人的胆色了。

他没让张体学他们钻狗洞这种下三滥的路子，而是借着手里的权，走了套“正规流程”。

他托关系搞了几张没填字的“通行证”。

紧接着，找来理发师，给张体学和赵幸初改头换面，换上早就备好的绸缎褂子、戴上礼帽，那三杆枪也藏妥帖了，直接把俩人包装成了出门谈大生意的阔老板。

那天晚上，徐斐章亲自带道，专门挑没人的荒野小路走，一直护送到太湖县徐家桥的水边。

船早就雇好了。

徐斐章就站在岸边，眼瞅着船没影了才回头。

靠着这些空白证件和这身行头，张体学他们一路闯关，顺顺当当到了南京，最后经过董必武同志的安排，回了解放区。

这就是换命的交情。

镜头切回1951年。

当徐斐章的儿子连夜跑到湖北，扑通一声跪在张体学跟前求救命的时候，摆在张体学面前的，是个烫手的山芋。

管，还是不管？

那时候张体学是大冶的一把手。

要是为了私交去插手隔壁省的土改镇反，弄不好自己还得背个“包庇反动派”的黑锅。

可要是不管，徐斐章这条命铁定是没了。

张体学这一手办得漂亮。

他没拿官威压人，而是讲究个“有一说一”。

他立马写了两封公函，一封发给宿松县委，一封发给县政府。

信里头，他没嚷嚷着让人家“无罪释放”，而是把1946年徐斐章怎么冒死救人的细节，一五一十全写出来了。

逻辑硬得很：徐斐章是地主成分不假；但他对革命有救命之恩，这功劳也不能一笔勾销。

他建议当地按“将功折罪”的政策，给徐斐章留条活路。

紧接着，他又给蹲大牢的徐斐章写了封私信。

这信写得那叫一个有水平，既念旧情，又站稳了立场：

“盼望先生还能拿出当年保护革命干部的劲头，听政府的话，顺应土改，接受老百姓的批评，向大家低头认错，把家产交出来…

你看，张体学没因为他是恩人就让他跟土改对着干。

反过来，他劝徐斐章看清大局，散尽家财，靠劳动吃饭。

这才是真救人——不光救肉身，还给指了条在新社会活下去的道儿。

接到信的宿松县委哪敢含糊，立马派人去安庆找地委书记桂林栖汇报。

桂林栖也是大别山打游击出来的老革命，跟张体学是老战友，当年的事儿心里也有数。

1951年9月7日，这案子峰回路转。

照着“惩办宽大相结合”的路子，法院最后没判死刑，给了个15年有期徒刑。

有人可能觉得，费这么大劲捞人，还得蹲15年大狱？

您得看那个大环境，能从枪眼底下捡回一条命，那已经是天大的造化了。

再说了，这15年就是个名头——没过多久，徐斐章就办了“保外就医”，大摇大摆回家了。

说白了，这就等于变相放人。

1954年冬天，徐斐章在自个儿家里老死，也算是得了善终。

临走前，他把儿女叫到跟前，嘱咐一定要听国家的话，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

后来，他的孩子都成了国家干部，还光荣入了党。

这事儿还没画句号。

到了1986年，改革开放拨乱反正那会儿，安庆中院又把这陈年旧案翻出来了。

法院复查觉得，徐斐章当年掩护我党干部的行为那叫“重大立功”，按政策，以前那些旧账就不算了。

1986年9月9日，安庆中院发了份“（86）刑监字第154号”判决书，彻底把当年的判子给撤了。

那一天，徐斐章的坟头鞭炮响成一片。

人走了32年，终于等来了官方的一句准话：这是个干过大好事的好人。

再回过头琢磨这段往事，你就知道张体学有多高明。

一般人坐那个位置，碰上这档子事，要么为了避嫌装聋作哑，要么就是仗着权势硬捞。

可张体学走了第三条道：在政策法律允许的框框里，拿事实说话，既保住了恩人的命，又没坏了规矩。

就像后来大伙儿评价的那样：“他是党员干部的一杆旗。”

这杆旗，立得那是相当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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