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城忠义祠：祠宇演变与人物牌位的变迁

钓鱼城，矗立在重庆合川的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交汇处，因1259年“钓鱼城之战”重创蒙古大军，使蒙古大汗蒙哥丧命城下，从而延缓蒙古铁蹄踏入欧亚非，影响世界格局走向而载誉史册。这场持续36年的宋末抗元坚守，终以1279年守将王立献城画上句号——这一“献城”之举，让王立成为历史争议的焦点，也为城中忠义祠的建立、演变，以及祠内人物牌位的“进与出”埋下了伏笔。忠义祠的兴衰，本质是不同时代对“忠”与“义”、“名节”与“生命”价值判断的生动镜像。

明代：官方敕建“王张祠”——抗元主将的祭祀正式登堂

明初虽有百姓缅怀钓鱼城抗元将领，但“王张祠”的建立并非民间自发，而是经官方层层审批的正式祭祀场所，祠中“王张”所指抗元核心主将王坚与张珏。

明代弘治五年春，在朝中任户科给事中的合州人王玺，于回乡守孝期间游览钓鱼城，对王坚、张珏二将的忠烈甚为感念，然而却没有列入祀典，实在是一件憾事。王玺遂向朝廷上书，请求为二人立祠，以表纪念。朝廷随即派员赴合川实地查勘，核实二人功绩后，由明孝宗批准，正式修建“王张祠”。

此时，最终献城的王立尚未被纳入祭祀范畴——一方面，王立献城虽有“保民”之举，但“降元”行为与明初推崇的“忠君守节”观存在冲突；另一方面，明代建祠核心是表彰“钓鱼城之战”及后续坚守的抗元功绩，王坚、张珏作为战役核心与坚守代表，自然成为祭祀核心。“王张祠”的敕建，标志着钓鱼城抗元将领的功绩得到官方正式认可，祠宇也从潜在的民间纪念，升级为承载国家“忠义”教化的官方场所。

清代前中期：从废墟重建到“忠义祠”定名——王采增祀与五人共祀

明末清初，战火纷飞，“王张祠”在清兵入关的战乱中被毁，祠宇沦为废墟，祭祀中断数十年。直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 ，满清江山已稳固，统治者亟需通过提倡“忠孝节义”巩固统治、凝聚民心，时任合州知州王采敏锐捕捉到这一需求，倡议重建祠宇。

此次重建并非简单复原，而是对钓鱼城抗元“功勋群体”的全面追认：王采在原“王张二人”（王坚、张珏）基础上，新增了三位对钓鱼城抗元起到“奠基性作用”的人物——余玠（南宋四川制置使，主持构建以钓鱼城为核心的四川抗元防御体系，是钓鱼城战略的总设计者）、二冉（冉琎、冉璞兄弟，是钓鱼城防御设施的倡议者。受余玠委托，实地勘察后设计并主持修建钓鱼城，以“山为城、江为池”的独特布局，让钓鱼城成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军事堡垒）。

至此，祠宇祭祀对象从“前线守将”扩展为“战略设计者+堡垒建造者+前线坚守者”的完整抗元群体，共五人。王采遂将祠宇正式更名为“忠义祠”，既贴合祭祀内涵，也呼应了清廷“忠孝节义”的教化需求，这一名称沿用至今。

清代中期：陈大文增祀李德辉、熊耳夫人——“保民”功绩的官方首次认可

乾隆之后，清代对钓鱼城历史的评价出现新视角。曾任合州知州的陈大文，深入研究1279年钓鱼城最终献城事件后，认为这段历史不应只聚焦“抗元”，更需关注“民生”：当时元朝安西王府相李德辉奉命劝降，明确向王立承诺“若献城，可保合州全城百姓无屠城之祸”；王立的义妹熊耳夫人与李德辉是兄妹，主动承担“斡旋者”角色，多次沟通双方，最终促成“献城不屠民”的约定，让合州十万生灵免于战火。

在陈大文看来，李德辉的“止战”、熊耳夫人的“斡旋”、王立的“献城抉择”，共同避免了生灵涂炭，其“保民之功”不亚于王坚、张珏等人的“守土之忠”。于是，他未报奏朝廷，直接在忠义祠内增设李德辉与熊耳夫人的牌位，将王立也纳入祭祀名单，与此前五人（王坚、张珏、余玠、二冉）并列。忠义祠因增祭王立、熊耳夫人、李德辉，又相继改名为“功德祠”和“贤良祠”。这是历史上首次由地方官员公开为三位“非传统抗元者”正名，却也为后续的牌位争议埋下伏笔。

清代晚期：华国英的“正名”与王立的彻底移出——争议的白热化

陈大文的举措，在百余年后引发了激烈反弹。光绪十八年（1892年） ，时任合州知州华国英募资修缮忠义祠廊舍，将祠名改回为忠义祠。同时以“回归忠义本真”为由，对祠内牌位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

1. 移祀与清出：将李德辉、熊耳夫人的牌位从主祠移至别室，不再与核心抗元将领并列；更彻底清出王立的牌位，明确将其排除在“忠义”祭祀范畴之外；

2. 刻碑申斥：华国英专门刻碑撰文，态度鲜明地批判王立“为宋之叛臣，元之降人”，认为其“献城”是背弃家国的“不义之举”，毫无忠义可言；同时上纲上线指责前任知州陈大文，称其当年“不报奏朝廷而私请王立三人入祀”，质疑其“不知何心”，完全否定了陈大文“以保民为忠义”的价值判断；

3. 楹联明志：他还为忠义祠楹柱撰写对联，将立场刻入建筑本身：“持竿以钓中原，二三人尽瘁鞠躬，直拼得蒙哥一命；把盏而浇故垒，十万众披肝沥胆，竟不图王立贰心。”上联直指王坚率军民重创蒙哥的功绩，下联则痛斥王立“贰心降元”，与“十万众披肝沥胆”形成鲜明对比，彻底否定了王立的历史地位。

华国英的调整，本质是晚清内忧外患背景下，官方对“忠义”定义的极端收缩——此时清廷亟需以“绝对忠君、绝对守节”的符号凝聚人心，王立的“献城”、李德辉的“元臣身份”、熊耳夫人的“斡旋行为”，均被视为“不符合忠义标准”，自然成为被清理的对象。

近现代：争议人物的评判，映射时代的价值取向——最终走进历史

民国的“摇摆”：民国时期，“忠”的内涵从“忠君”转向“忠于国家与民族”，部分学者与地方人士重提王立“保民”之功，认为其行为是“以民为本”的体现，曾将王立牌位恢复至忠义祠别室与李德辉与熊耳夫人的牌位并列。但因“降元”的历史标签仍具争议，祭祀争议始终未平息。

当代的“正视”：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近年来，历史研究更注重“以人为本”的视角，强调历史评价的客观性与复杂性。2006年，忠义祠恢复了清乾隆二十四年重建时立牌位的风貌。将王立、李德辉、熊耳夫人供奉在忠义祠堂左室，立匾“丹心云表”，牌位旁有楹联：“顺时谋札传千里；托疏回天力万钧”，并配以详细文字说明。既不回避王立“献城降元”的历史事实，也肯定其“避免屠城、保全百姓”的积极意义；既承认李德辉的“元将”身份，也认可其“止战”的作用；同时还原熊耳夫人居中斡旋的历史细节。如今的忠义祠，不再是简单的“道德评判场”，而是解读宋末元初“战争与民生”关系的历史课堂。

结语

如今，忠义祠坐落在与护国寺相邻的两级台地上，建筑宏伟。走进正厅，迎面可见高悬的“忠义千秋”四个金色大字，彰显着这座古祠的历史底蕴。正厅门前的黄葛古树，栽种于明天启年间（1621-1627年），历经400多年风雨仍枝繁叶茂，象征着合川人民的自强不息与英勇顽强精神。此树，或许正是钓鱼城精神的最好见证与守护者。

从明代弘治年间王玺倡议、明孝宗敕建“王张祠”（祀王坚、张珏），到清代乾隆王采重建更名“忠义祠”（增祀余玠、二冉，共五人）、陈大文增祀王立、李德辉、熊耳夫人，再到光绪华国英清牌申斥、楹联明志，钓鱼城忠义祠的数百年变迁，始终围绕“谁配享‘忠义’祭祀”这一核心问题展开。

牌位的“进与出”，本质是不同时代对“忠义”的定义差异：明初以“抗元守节”为核心，清代中期兼顾“保民”，晚清则回归“绝对节义”。“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我们无需站在现代视角评判陈大文与华国英的对错，也无法简单定论王立当年应“死守”还是“献城”；如今回望忠义祠，更应铭记的是余玠、二冉的战略远见，王坚、张珏的坚守决心，以及所有为守护家国、保全生民付出的努力——这才是忠义祠真正的精神内核，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珍贵启示。

历经700多年的沧桑变迁，钓鱼城依然屹立不倒，默默地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见证着时代的更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