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额数字资产遇上全球监管：一个更安全的持有方式正在香港成形

图源于网络

当百万美元级别的数字资产不再只是技术意义上的“地址余额”，而成为全球税务机关可穿透、可追踪、可稽核的金融标的，持有方式的底层逻辑便必须重构。2026年1月1日起，《加密资产报告框架》（CARF）在包括英国及全部欧盟成员国在内的48个司法管辖区正式实施。该框架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主导制定，明确要求“可报告加密资产服务提供商”（RCASP）自动交换客户交易数据，其颗粒度远超仅报告年末余额的《共同申报准则》（CRS）。这意味着，个人名下的每一笔链上交互，在监管视角下正变得前所未有地清晰。

在此背景下，主流机构托管虽在技术层面设定了行业基准——如Coinbase custody与BitGo普遍将绝大部分资产离线存储在冷钱包中的方案，并寻求诸如SOC 1 Type II、SOC 2 Type II等独立审计认证——但其本质仍聚焦于“防黑客”，而非“对监管”。

美国首家联邦特许数字资产银行安克雷奇数字（Anchorage Digital）虽将自身置于银行级审慎监管之下，却未解决个人持有结构在CARF下直接暴露身份的核心矛盾。

一旦大额资产需兑换为法币，传统银行依据反洗钱（AML）规则启动资金来源（SOW）审查时，缺乏合法叙事支撑的个人账户极易遭遇冻结或拒收。

香港市场则提供了一条制度化路径。依据香港《受托人条例》（第29章）及高等法院在CL v HN[2023] HKCFI 1714等判例中的确认，加密货币已被明确认定为可有效设立信托的财产类型。

在此法律基础上，一种融合信托治理与专业托管的架构正在成型：

法律层：由香港信托资产管理有限公司（Hong Kong Trust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HKTCM）这类持牌信托公司担任法律上的受托人，承担《证券及期货条例》及《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下的法定信义义务；

技术层：委托环球数字托管（Global Digital Custody Limited, GDC）这类金融科技公司作为技术执行方，负责私钥生成、冷热钱包隔离及交易签署，其操作严格遵循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财库局）与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于2025年联合发布的《香港规管虚拟资产托管服务的立法建议》所设定的技术与内控标准，并完全契合《香港数字资产发展宣言2.0》对“合格托管服务”的定义。

这种“法律+技术”双轨架构，带来三重实质改变：

• 身份隔离：资产在经过KYC及AML审核注入信托后，其所有权依法归属受托人，与委托人个人财产形成有效隔离。在CARF报告链条中，信托可作为独立的合规主体参与信息申报，避免个人税务身份被直接关联至高频交易行为。
• 出金可信：当信托资产需变现时，资金流向通过信托架构实现，而非无背景的大额个人转账。该路径已通过多家本地持牌银行的合规验证，为高净值客户构建了可审计、可解释、可重复的大额出金通道。
• 安全升级：GDC的技术操作不是商业承诺，而是在信托法律框架下的履约行为。

当然，此类架构设有明确门槛，通常面向百万美元以上资产规模的持有者。其价值不在于短期交易便利，而在于为数字财富提供长期制度依托——在OECD推动全球税收透明、欧盟全面施行《加密资产市场监管条例》（MiCA）、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与货币监理署（OCC）持续细化托管指引的宏观趋势下，资产的未来命运，本质上取决于其所嵌入的法律与监管环境。香港的“信托-托管”融合模式，正是以普通法的确定性、本地监管的前瞻性与专业技术的可靠性，为高净值数字资产构筑了一个经得起跨境审查、时间考验与代际传承的合规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