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刚开春,武汉这地界儿出了桩怪事,怪到让人不敢信。
为了安排反特务、防破坏的急活儿,地下党把一帮码头和铁路上的硬汉凑到了硚口油榨厂,就在51号那个不起眼的木屋里开碰头会。
按理说,这种掉脑袋的秘密聚会,门口站岗的肯定是自己人。
可这回邪门了,在外头提着枪、瞪着眼警戒的,居然是死对头——国民党中统汉口站的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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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儿听着像耗子给猫当伴娘,找死。
可这帮特务还真就没抓人,反倒成了最尽职的保安。
在幕后把这盘棋下成这样的,就是当时的中统汉口站“一把手”朱彬。
一个手上有人命案底的老牌特务,咋就心甘情愿给地下党看家护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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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哪是突然良心发现,分明是一场关乎生死的赌局。
朱彬那会儿面临的处境,说白了就是死路一条。
淮海那边仗打完了,国民党这艘破船算是沉定了。
朱彬扒拉着算盘,怎么算都是个赔本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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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条路:跟中统撤台湾。
这条路堵死了。
老娘岁数大了,媳妇挺着大肚子,全家都在这儿拴着。
再说他也不是嫡系圈子里的人,去了那边也就是个填战壕的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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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路:留在武汉硬顶。
白崇禧嘴上喊着“十杀令”凶得很,可谁心里没数?
解放军过江就是分分钟的事。
作为中统站长,一旦城破了,他肯定是头号被清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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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要么吃枪子儿,要么把牢底坐穿。
走不脱,留不得。
朱彬那阵子愁得整宿睡不着,只能把自己泡在酒缸里。
一直熬到大年初三,他硬着头皮去敲了一个人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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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叫徐行,明面上是他的顶头上司兼老铁,中统华中区办事处执行组的副组长。
可朱彬做梦也想不到,这哥们的底色是红的——正儿八经的地下党。
酒过三巡,徐行把朱彬单扣下了。
屋里这就俩人,徐行冷不丁抛出一句:“外头乱成这样,你以后咋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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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彬苦着脸:“想走走不了,想留不敢留。”
徐行接着话茬,语气变得意味深长:“事在人为嘛,真不想走,活路还是有的。”
这话一进耳朵,朱彬没觉得宽心,反倒吓出一身冷汗。
干特务这行的,嗅觉灵得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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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突然劝你别撤,这摆明了是两个坑:要么是在钓鱼执法,要么就是想策反。
朱彬的手顺着裤缝就摸进了兜里,死死攥住了那把早就顶上火的枪。
只要徐行下面那句话不对味,或者门外稍微有点动静,他绝对先下手为强。
徐行是老江湖,一眼就看穿了朱彬那点紧绷的神经。
他屁股都没挪窝,只是随手扭开了收音机,把指针拨到了一个谁听谁掉脑袋的频率——解放区河北广播电台。
广播里正喊话呢:只要放下枪,弃暗投明,就有好日子过。
这哪是广播啊,这是徐行摊在桌上的底牌。
他在告诉朱彬:我没给你下套,我是给你指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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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步棋也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要是朱彬是个死硬派,徐行当晚就得血溅五步。
朱彬插在兜里的手,慢慢松开了。
账算明白了:徐行既然敢亮底牌,说明这条道能走通。
跟着白崇禧那是给棺材板钉钉子,不如搏一把,兴许还能见着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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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大清早六点,在徐行家里,朱彬见到了地下党那边的负责人靳彦俊(化名金耀宗)。
打这会儿起,中统头子朱彬,摇身一变成了自己人。
但这事儿光靠嘴皮子不行,干情报的讲究个“投名状”。
朱彬心里跟明镜似的,自己以前手黑杀过革命党,欠了一屁股血债。
想以后不挨枪子儿,甚至弄个宽大处理,得拿出真金白银的诚意。
他的第一招,就是把手里的权给用了个底掉。
那时候武汉实行宵禁,晚上10点到早上6点谁走抓谁。
这对地下党晚上办事是个大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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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彬二话不说,拿出了一摞中统汉口站的“调查证”。
这玩意儿好使,不光能横着走,还能挂枪。
他一口气签了40多张空白的,把公章、钢印、私章一股脑全塞给了靳彦俊。
这笔账他是这么盘算的:既然反正反水了,就别藏着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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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一张是死罪,给四十张也是死罪。
索性给个痛快,让地下党看看他的决心。
后来一看,这些证件在护送地下党往返武汉、长沙、信阳的路上,真起了救命的作用。
可朱彬觉得这筹码还不够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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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5月初,更惊险的来了。
中统那个叫吴慕风的大头目开会,透了个底:警备司令部弄了个黑名单,打算临跑路前把武汉的地下党这帮人一锅端了。
会开完,朱彬干了件把脑袋别裤腰带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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