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时期冯道其人其事

五代十国时期冯道其人其事

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政治伦理谱系中，冯道是一个极具争议的独特存在。这位活跃于五代十国乱世的士人，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侍奉十一位君主（含契丹辽太宗），始终位居将相、三公、三师之位，成为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乱世中“铁打的营盘”。

他自号“长乐老”，在《自叙》中坦然罗列仕宦履历，自诩“孝于家，忠于国”，却被欧阳修斥为“不知廉耻”，被司马光列为“奸臣之尤”。对冯道的评价，本质上是对乱世道德底线与士人使命的千年叩问，唯有置于五代特殊的时代语境中，方能窥见其行为背后的复杂逻辑。

一、乱世浮萍：五代语境下的生存底色

冯道的传奇与争议，皆源于他所处的极端乱世。从公元907年朱温灭唐到960年赵匡胤建宋，短短五十三年间，中原地区五易其姓，先后更迭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政权，平均每个王朝寿命仅十余年，君主在位时间最长者不过十余年，最短者不足一年，且多数君主死于非命，或被臣子篡杀，或死于家族内讧。正如欧阳修所言，“五代之君往往不得其死”，这一时期不仅政权更迭频繁，更伴随严重的道德崩坏。

彼时中原大地武夫当政，强权与杀戮成为权力更迭的主旋律，传统纲常伦理全面倾覆。后梁太祖朱温与儿媳乱伦，最终被儿子朱友珪弑杀；后梁诸子为争夺皇位手足相残，末帝朱友贞因猜忌宗亲加速王朝覆灭。“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为时代常态，社会道德调控体系几近崩溃，士人在强权面前要么殉节而死，要么苟且偷生，冯道则走出了第三条道路——以务实姿态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试图在乱世中留存一丝民生福祉与文化火种。

二、仕途传奇：四朝十帝的“政坛不倒翁”

冯道（882-954年），字可道，瀛州景城（今河北沧州）人，出身耕读世家，自幼“好学能文，不耻恶衣食”，早年以孝行闻名乡里。他的仕途始于刘守光麾下，后因劝谏触怒君主而亡命奔唐，从此开启了横跨四朝的宦海生涯。在后唐时期，冯道凭借才学与务实作风逐步晋升，历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等职，深得明宗李嗣源信任。他曾以“井陉之险”为喻劝谏明宗：“蹈危者虑深而获全，居安者患生于所忽”，提醒君主居安思危，又在明宗询问百姓疾苦时直言进谏，展现出对民生的关切。

后唐灭亡后，冯道无缝衔接入仕后晋，历任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职，

成为宰辅重臣。后晋被契丹所灭，辽太宗耶律德光攻入中原，冯道主动朝见，面对契丹君主的刁难从容应对，以“此时百姓，佛再出救不得，唯皇帝救得”的说辞，巧妙化解契丹对中原百姓的屠戮威胁，最终官至契丹太傅。契丹北撤后，冯道又相继侍奉后汉、后周君主，始终位居三公之列，直至周世宗显德元年病逝，享年七十三岁，追封瀛王，谥文懿。

纵观冯道的仕途，他打破了“一臣不事二主”的传统伦理，在五姓十君之间游刃有余。《旧五代史》记载其“累朝不离将相、三公、三师之位”，这种罕见的政治稳定性，既源于他深谙乱世生存之道，更在于他具备超越派系利益的行政能力与人格魅力——他不依附于某一强权，而是以“为天下苍生效力”为标榜，成为乱世中维系行政运转的重要纽带。

三、处世哲学：“长乐老”的三重坚守

冯道晚年撰写《长乐老自叙》，坦然回顾自己的仕宦生涯，提出“三不欺”的立身准则：“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这份看似狂妄的自白，实则蕴含着他独特的处世哲学。这种哲学并非简单的圆滑投机，而是包含三重核心坚守，使其在乱世中既能自保，又能践行初心。

其一，坚守民生为本的执政理念。冯道始终将百姓疾苦置于首位，超越了对具体君主的忠诚。在后晋时期，他多次劝谏石敬瑭减轻赋税，避免穷兵黩武；面对契丹的残暴统治，他以柔克刚，尽力减少战乱对百姓的伤害。他在诗中写道“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这份“好事”的核心便是守护民生，这种理念使他在改朝换代中始终能获得底层百姓与部分官员的认可。

其二，坚守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五代时期斯文扫地，文化典籍损毁严重，冯道任宰辅期间，力主校刻儒家经典《九经》，组织学者对经文进行校勘、刻印，历时二十余年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官刻儒家经典。此举使战乱中濒临失传的儒家文化得以传承，为宋代文化复兴奠定了基础，元代王祯曾高度评价这一功绩，称其“为往圣继绝学”。

其三，坚守清正廉洁的个人操守。尽管身居高位，冯道却始终保持简朴作风，“所得俸禄，悉以周济亲旧”，自己则“恶衣食”，不贪恋财物美色。《新五代史》记载他出使中山时，“徒步于野，就逆旅而寝”，拒绝地方官员的馈赠，这种清廉品格使其在腐败盛行的五代官场中独树一帜，也成为他能被各朝君主信任的重要原因。

四、千年争议：忠节困境与历史评价的演变

冯道的一生，始终深陷“忠节”的道德困境。宋代以降，主流史家对其持严厉批判态度。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痛斥：“余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将他列入《杂传》，否定其士人品格。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更是直言：“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将其定为“奸臣之尤”，这种评价影响后世近千年。

宋代史家的批判，源于宋代强化中央集权与儒家伦理，“一臣不事二主”成为士人核心道德准则，冯道的履历显然违背了这一价值体系。但跳出宋代的伦理框架，后世学者逐渐对冯道产生多元评价。明末王夫之认为，冯道“周旋于乱君之间，曲全其民”，虽无忠节之名，却有安民之实；近代学者则更多从时代背景出发，肯定冯道在乱世中的务实选择——当君主皆为篡夺上位、纲常荡然无存时，苛求士人殉节无疑是道德绑架，冯道以“忠于天下”替代“忠于一姓”，体现了超越时代的政治智慧。

事实上，冯道现象本质上是五代道德崩坏的集中体现。他的存在，既暴露了乱世中士人面临的生存困境，也展现了部分士人试图以个人力量弥补时代裂痕的努力。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忠臣，也绝非纯粹的奸臣，而是一个在道德废墟中寻找生存价值的复杂个体——他以牺牲个人名节为代价，换取了乱世中民生与文化的存续，这种选择的是非功过，注定需要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被重新审视。

总而言之，冯道是五代十国乱世的标志性人物，他的一生充满矛盾与争议，却也为我们理解乱世中的人性与伦理提供了独特视角。他的“长乐”，不是苟且偷生的安逸，而是历经磨难后的通透；他的“无节”，不是道德沦丧的投机，而是乱世中无奈的务实。千年之后，当我们再评冯道，更应看到他背后那个纲常倾覆的时代，方能读懂这份复杂人生背后的沉重与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