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盖房时挖出四枚金饼卖50万，后来才发现，金饼出现在了我家

金饼

我大伯盖新房那年，我刚上初二。地基挖到两米深时，铁锹“当”的一声磕在硬物上，震得我堂哥虎口发麻。他蹲下去扒开浮土，四个圆滚滚的东西滚出来，沾着泥却挡不住亮光——是金饼，沉甸甸的，巴掌大，边缘还带着模糊的花纹。

那天全村都炸了锅。大伯蹲在地基边抽烟，烟卷烧到手指才惊觉，最后是村支书过来拍板：“先交上去看看是不是文物，别私藏，犯法。”大伯没说话，用化肥袋把金饼裹紧了塞给我爸：“你先拿回家锁起来，我心里慌。”

我爸抱着化肥袋的手直抖，到家就塞进了衣柜最底层，压上了我妈的棉袄。夜里我起夜，听见爸妈在低声吵架。我妈说：“万一真是文物，上交能领奖金；要是普通金子，卖了能给娃攒学费。”我爸骂她糊涂：“那是他大伯的东西！”

没过三天，大伯突然上门，脸阴得能滴出水。“金饼呢？”他劈头就问。我爸赶紧去拿，打开化肥袋却傻了眼——里面是空的。我妈当时就哭了：“我没动啊！是不是你忘在哪了？”大伯冷笑一声：“除了你们谁还能碰？”

吵到最后，大伯放了句狠话：“这亲戚算是做不成了。”摔门而去时，正撞见放学回来的我，他瞪了我一眼，那眼神像冰锥子。

从此两家人就断了来往。我爸隔三差五就翻箱倒柜找金饼，衣柜里的棉袄被翻得皱巴巴的，我妈偷偷抹泪，说对不起大伯。有次我在学校被堂哥堵住，他一拳砸在我胸口：“是不是你家吞了金饼？我爸为这事儿天天喝闷酒，胃都喝坏了！”

我没还手，因为我也怀疑我妈。那段时间她总往镇上跑，回来就塞给我爸几百块钱，说是“打零工赚的”。直到有天我放学早，看见她从镇上的金店出来，手里攥着个红布包，见了我慌忙塞进兜里。

“妈，你是不是把金饼卖了？”我堵着她问，眼泪直掉。她愣了愣，突然蹲下来抱着我哭：“妈也是没办法，你爸最近总咳嗽，想给他做个体检，还有你下学期的学费……”

我没告诉爸，也没告诉大伯。只是从那天起，我妈给的零花钱，我一分没花，全塞进了储蓄罐。过年时，大伯家贴了新对联，却没挂红灯笼——往年都是我爸帮忙挂的。我看着空荡荡的门框，突然觉得那四枚金饼像块石头，把两家人的日子都砸出了坑。

这事儿过了五年，我都上大学了。暑假回家，发现我妈总往医院跑，一问才知道，大伯胃癌晚期，住院呢。我爸提着水果去看，被挡在病房外，堂哥说：“我爸不想见你们。”

那天晚上，我妈把我叫到厨房，从米缸底下摸出个铁盒子。打开一看，里面是五沓崭新的钞票，还有一张收条。“这是卖金饼的钱，”她声音发颤，“当时卖了五十万，我存了定期，想着等你大伯气消了还给他。可现在……”

我拿着钱冲到医院，堂哥正在收拾大伯的东西，全是药瓶。“这是你家的钱。”我把铁盒子递过去。大伯突然从床上坐起来，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他指着盒子笑：“五十万？我挖出来的金饼，怎么也值一百万！你们还敢留一半？”

“爸！”堂哥急了，“医生说不能激动！”

“我没激动，”大伯喘着气看我，“那年盖房，我本想挖出来分你家一半，毕竟地基是你爸帮忙打的……”

我突然就哭了。原来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独吞。

大伯还是走了。出殡那天，我妈把铁盒子放在他棺材旁，磕了三个头：“哥，对不起。”堂哥把盒子又塞回我手里：“我爸临了说，这钱给娃当学费，他不恨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四枚金饼根本不是文物，就是普通的足金，是早年间地主埋在地下的。我妈卖的时候，金店老板说，看花纹像是民国时期的，值不少钱。可再多钱，也换不回蹲在地基边抽烟的大伯，换不回我爸翻衣柜的背影，更换不回两家人过年时一起包的饺子。

现在我工作了，每年都会给堂哥寄点钱，他总说不用。前阵子他突然寄来个包裹，打开一看，是块金灿灿的牌匾，上面刻着“家和”两个字。他附了张纸条：“我爸说，钱是死的，人是活的。”

我把牌匾挂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有时我妈看着牌匾发呆，会念叨：“要是当初没卖那金饼就好了。”我爸就会接一句：“不卖也未必是好事，人心这东西，经不住考验。”

理是这个理，可我总想起大伯挖地基那天，阳光特别好，金饼滚出来时，他眼里的光比金子还亮。那时候多好啊，大家都觉得，挖到的是宝贝，没想到最后埋进去的，是两家人的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