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级教授”：中国学术殿堂的“天花板”，当年仅有200余人登顶！你知道吗？

一份尘封的名单，承载着中国现代学术体系草创时期的全部荣光。200余个名字，如同基石，奠定了今日高等教育的宏大格局。

“冯友兰、陈寅恪、梁思成、苏步青……”提起这些名字，你想到的是教科书里的学术泰斗，还是文化史上的璀璨星辰？

1956年，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首次评定“一级教授”。全国仅234人获此殊荣，其中文理工医各领域的奠基性人物云集。

这份名单不仅是一份工资等级表，更是一幅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奠基者图谱”。时过境迁，这个代表着学术地位最高标尺的称号，经历了辉煌、沉寂与试探性的回归，其背后的故事，关乎学术尊严、时代选择与我们对“大师”的永恒追寻。

01 殿堂门槛：何为“一级教授”？

说起“教授”，大家都不陌生，那是高校教师的最高职称。但如果说“一级教授”，很多人可能会愣一下。这可不是随便哪位教授都能挂上的头衔，它是教授职称序列中的最高级别，堪称学术殿堂的“天花板”。

这个称号的诞生，与一次全国性的工资改革紧密相连。1956年，为了改善知识分子待遇，国家决定对高校教师进行评级。教授被分为一至六级（实际执行中多为四个等级），而“一级教授”就是塔尖上的那颗明珠。

评定标准极其严苛。它要求候选人不仅“科学水平较高”，在教学科研上有“显著的成就和贡献”，能指导博士研究生，还必须是“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声望的老教授”。简单说，就是才、学、识、德俱佳，资历与声望并重的泰斗级人物。

02 群星闪耀：一份名单奠定学科基石

那一年，全国数千所高校中，仅有49所（不含独立医学院）拥有这份荣耀。北京大学以41位一级教授（加上北京医学院的12位，共53位）高居榜首，尽显其综合学术实力。

紧随其后的是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这些学校的一级教授数量都超过了10位。

细看这份名单，学科分布特点鲜明：理工农医类教授占绝对主流，高达约78%；相比之下，人文社科类的一级教授仅有30余位，显得格外珍贵。这深刻反映了建国初期国家建设对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的迫切需求。

许多今天看来如雷贯耳的名字，都赫然在列。北京大学的冯友兰、季羡林、朱光潜；清华大学的梁思成、钱伟长；北京师范大学的陈垣、钟敬文；中山大学的陈寅恪……他们中的每一位，都不仅仅是某个高校的瑰宝，更是整个中国现代学科的开山鼻祖和奠基人。

03 开山之功：大师们的学科奠基传奇

一级教授们的价值，远不止于一纸聘书。他们中的许多人，扮演的是“从0到1”的创造者角色。

在北京师范大学，黄药眠先生被称为“黄大师”。他亲手建立了中国第一批文艺学博士学位授权点，是新中国文艺学学科体系当之无愧的开拓者。他的同事钟敬文先生，则一生创建了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两大学科，被尊为“中国民俗学之父”。

同济大学的李国豪老校长，则是一位“临危受命”的帅才。上世纪50年代高校院系调整，同济大学大量精英被调往兄弟院校，一级教授一度仅剩李国豪一人。正是在他的带领下，同济成功实现了从土木单科大学向理工为主的多科性大学的战略转型。

在中山大学医学院（时称中山医学院），曾有八位一级教授，被业界敬称为“八大金刚”。其中的陈心陶教授，在防治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血吸虫病方面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曾两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他们以个人的智慧与坚守，为一个国家搭建起了完整的学术骨骼。

04 时代变迁：沉寂与重启的争议

然而，这份极高的荣誉在特定历史时期后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教授职称一度只简单地分为“正教授”和“副教授”，那个精细的、代表至高学术地位的“一级”似乎被封存于历史。

转机出现在21世纪。2008年前后，国家重新推动高校教师岗位分级管理，教授再次被细分为一至四级。一级教授，这个沉寂已久的称号，似乎有了回归的可能。

但这次的“回归”却伴随着新的时代特征和争议。在多数顶尖高校，尤其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一级教授的岗位几乎与“院士”头衔直接挂钩。这虽然保证了当选者的学术高度，却也引发了一些讨论。

有网友曾调侃：“现在的一级教授，不就是院士的‘校内职务版’吗？感觉少了点1956年那种百花齐放、各学科奠基的传奇色彩。”

更大的争议出现在文科领域。长期以来，理工科有院士制度作为最高学术荣誉，而文科则缺乏一个全国性、公认的顶级学术称号。一级教授制度的重启，被许多文科院校视为填补这一空白的重要机遇。

05 文科破冰：人大的先行与困境

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第一个吃螃蟹”，率先制定了人文社会科学教授一级岗位的聘用办法，一次性聘任了14位一级教授，并授予卫兴华、方汉奇等9位德高望重的老专家“荣誉一级教授”称号。

时任校长纪宝成指出，这是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一种探索，旨在落实“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同等重要”的地位，是对作出开拓性、奠基性贡献的学者的一种尊重和褒奖。

这一破冰之举意义重大。此后，清华大学、山东大学、复旦大学等名校也相继跟进试点。然而，试点至今已十余年，这项制度并未在全国高校，尤其是文科领域全面铺开。

瓶颈在哪里？首先是没有国家层面的统一标准。各校自定标准，导致称号的含金量和公信力难以等量齐观。其次，如何公平、公正地评价文科大师的“开创性贡献”，本身就是一个比评价SCI论文和发明专利更复杂的课题。

06 未来之路：超越复刻，呼唤新的大师时代

近年来，恢复和完善一级教授制度的呼声在学界日益高涨。2022年和2025年，都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相关建议，希望以此破解高端人才评价中的一些结构性矛盾，并特别呼吁扩大文科一级教授的试点范围。

历史的启示是深刻的。1956年的首批一级教授名单告诉我们，真正的学术标高，不仅仅是论文和项目，更是开创一个领域、奠定一种范式、培养一代学人的“奠基之功”。

有网友评论道：“看着那份老名单，感觉那时候的‘一级’是‘开天辟地’；现在有些评选，更像是‘精装修’。我们更需要的是能开辟新天地的人。”

如今，我们需要的或许不是简单地复刻一张“新时代大师名录”，而是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建立一套能够识别、尊重并激励真正具有开创性贡献的学者的制度。这套制度应当跨越文理界限，既奖励在科技前沿“攻坚拔寨”的院士，也褒扬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宗立派”的巨擘。

当一所高校能以拥有数位这样的一级教授为荣，而非仅仅以论文数量、科研经费论英雄时，或许才是中国学术生态真正走向成熟和繁荣的标志。

今天，当我们漫步在任何一所重点大学的校园里，看到的宏伟楼宇、先进实验室，其最初的设计蓝图，或许就出自某位一级教授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构想。

1956年的那份名单，像一颗种子。如今，中国高等教育的森林已枝繁叶茂。未来的“一级教授”，不应只是这棵大树上最亮的装饰，而应继续成为孕育新苗、开拓新土的肥沃根基。

时代在呼唤新的奠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