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批以运9万顶帐篷，巴25万人仍陷洪水

以色列对庇护所物资和药品的限制，让流离失所的家庭在严冬中束手无策，新生儿正因暴露在恶劣环境和可预防疾病中相继死亡。

2025年12月18日，在加沙地带汗尤尼斯的纳赛尔医院，一位名叫阿萨德·阿布丁的父亲怀抱着他仅一个月大、因受冻而身亡的儿子赛义德。这一悲剧性的画面，仅仅是这个寒冬加沙危机的冰山一角。

上周，穆罕默德·阿布·贾拉德回到位于加沙城达拉吉区的帐篷时，发现他三个月大的女儿莎扎浑身冰冷，已无呼吸。家人将她紧急送往医院，但医生最终宣告她死于体温过低。

这起悲剧发生之前，汗尤尼斯另一名仅一个月大的婴儿艾莎·艾什·阿加同样因体温过低而离世。而在加沙地带北部与中部，两周内还接连发生了另外两起婴儿冻亡事件：死者分别是出生仅一周的马哈茂德·阿克拉，以及两个月大的穆罕默德·维萨姆·阿布·哈比德。

据当地巴勒斯坦卫生官员和国际组织“救助儿童会”统计，今年冬季已有10名婴儿因低温和严寒死亡。自2023年10月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发动进攻以来，因寒冷导致的婴儿死亡总数已达约24人。所有死于帐篷中的婴儿，其家庭在严酷的冬季里都面临着同一困境：束手无策，无法为孩子提供保暖。

面对日益严峻的局势，加沙的医疗专家为这些悲剧性的死亡创造了一个新术语。本月早些时候，加沙伊斯兰大学微生物学教授阿卜杜勒·拉乌夫·阿尔马纳马博士使用“潮湿帐篷综合症”一词来警示这一危机。

他解释道，这并非一种特定的单一疾病，而是一种由严酷生活环境引发的综合症状——包括极端寒冷、潮湿和通风不良，这些正是当前加沙帐篷生活的典型特征。

帐篷居民面临着多重健康风险。首要威胁是呼吸系统疾病，包括反复发作的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肺炎以及恶化的哮喘。帐篷内极其潮湿的环境与恶劣的卫生条件——加之淋浴设施、干爽衣物和洗手设施的极度匮乏——还极易引发皮肤病，如真菌感染、脓疱疮（细菌感染）、皮疹和剧烈瘙痒。

严寒天气与长期的营养不良导致人体免疫功能低下，进一步加剧了上述风险——这不仅增加了感染的易感性，更严重阻碍了康复进程。此外，此类恶劣环境还引发了严重的心理问题，包括睡眠剥夺、极度焦虑及抑郁。

正是这些同时作用于身体的极端压力导致了“潮湿帐篷综合症”，其主要受害者是幼儿、老人、孕妇、慢性病患者和残障人士。鉴于加沙当前的人道主义状况，数十万人正面临这一风险。

目前，该地区几乎所有居民都流离失所，15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居住在帐篷或临时搭建的建筑中。大多数流离失所者营地都面临着洪水威胁；仅上个月就有超过3万顶帐篷因暴风雨天气被毁或严重损坏，导致约25万人再次无家可归。

尽管停火协议已经生效，以色列政府仍以“军民两用物品”为由，严格禁止房车、临时住房及建筑材料进入加沙，声称这些物资可能被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用于军事目的。

虽然以色列军方宣称自停火生效以来已协助运入“近38万顶家庭帐篷、防水布及庇护材料”，但援助组织指出其中绝大多数仅仅是防水布，实际运入的帐篷数量仅略超9万顶——这对于历经两年种族灭绝式战争、亟需紧急庇护的加沙民众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

为寻找西方世界的类似医学案例，我查阅了新冠疫情期间关于美国和加拿大无家可归者的研究报告。数据显示，无家可归者的感染率显著更高，并发症报告和重症监护室收治率是普通人群的20倍，死亡率更是拥有安全住所者的五倍。

医学界多年来的共识是：潮湿环境会助长霉菌和细菌滋生，进而增加呼吸道感染、哮喘、过敏风险，最终导致严重的慢性肺病。世界卫生组织（WHO）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分别于2009年和2015年发布指南，明确指出此类风险，并要求避免工作场所和住宅出现不当潮湿状况。

一个典型的案例发生在英国。2020年，英国曼彻斯特的两岁男童阿瓦布·伊沙克因不明原因的呼吸道疾病离世。两年后延迟进行的尸检证实，其死亡的根源在于居住环境——因通风不良与过度潮湿导致黑霉滋生，而这间单间公寓正是他与家人唯一的栖身之所。

为此，英国政府于2023年修订了公共住房法，颁布“阿瓦布法案”，规定房东必须处理其名下住宅物业的潮湿与霉菌隐患。此外，2024年8月英国卫生部更新了相关指南，认定除阿瓦布案例中的呼吸系统疾病外，劣质住房条件还会损害人们的皮肤、眼睛及心理健康。

当英国因一名幼儿因住房条件恶劣而死亡就推动公共政策变革时，加沙地带数十万民众却只能生活在没有地板、屋顶、床铺、被褥、电力和供暖的帐篷里——而旨在确保上周的受害者成为最后一批受害者的努力，却微乎其微。

去年11月至12月席卷以色列的甲型流感疫情，近期已蔓延至加沙地带。加沙北部的希法医院与南部的纳赛尔医院均报告住院率和发病率显著上升，并出现支气管炎、哮喘发作及肺炎等流感并发症。

作为一名在以色列中部大型公立医院工作的儿科医生，我记忆中自2009年猪流感大流行以来，从未见过如此严重的流感发病率。每当将患有大范围肺炎或严重哮喘发作等流感并发症的儿童从儿科病房转入重症监护室时，我都会想到：如果类似的疫情在加沙地区爆发，后果将是多么致命。

在加沙地带，恶劣的生活条件不仅阻碍了患者从呼吸道病毒感染中康复，更致命的是，当地正面临止痛药、退烧药及哮喘治疗所需医疗设备的严重短缺。

本月初，加沙北部的巴勒斯坦家庭医生埃兹丁·沙哈卜博士曾欣喜地告知我：经过漫长的等待，间隔器终于运抵加沙地带。这种配有面罩的塑料装置可连接吸入器，能显著提高药物输送效率。沙哈卜博士与以色列多位同行保持着联络，他是我们中许多人的消息源。由于当地断电导致雾化器完全无法使用，这是加沙地区目前治疗哮喘幼儿的唯一途径。

但沙哈卜带来消息后的短暂欣慰很快被打破。两周前，纳赛尔医院儿科与产科主任艾哈迈德·法拉医生告知我，加沙地带已无任何万托林（吸入器库存——这意味着尽管有了间隔器，却根本没有药剂吸入器可供配合使用。

在战乱灾区，流离失所者因恶劣居住条件引发的疾病发病率长期缺乏科学研究的关注，这并不令人意外。尽管原因众多，但最关键的症结在于医疗数据的严重匮乏。

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医疗体系的破坏规模之大，导致计算机化记录已成为不可能；甚至连最基本的纸笔记录也时常无法实现，迫使赴加沙志愿服务的外国医生不得不自带纸笔记录病案。

但我并不认为我们需要科学上的“证明”才能确信这一点：帐篷中的生存条件——尤其是在冬季的雨雪冰冻与洪水肆虐中——叠加加沙医疗体系近乎全面崩溃的现状，已酿成一场彻头彻尾的人道主义灾难。而如今，这场灾难已深陷第三个寒冬，仍无终结的迹象。

米哈尔·费尔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