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黄扫到军属：缺乏保障的近代军嫂

1812年萨拉曼卡会战当中，英军第68步兵团编外中士邓恩（Dunn）被法军实心弹削掉双腿，几分钟之后就一命呜呼。同团的大头兵约翰·格林（John Green）后来回忆说：

没过多久，辎重和妇女到了，其中有邓恩中士的妻子，而中士在交战伊始就阵亡了。当她听说丈夫去世时，这个可怜的女人几乎就要疯掉。她的损失无疑是巨大的。但不到一周，她[邓恩夫人]就和同一个连里一位名叫吉尔伯特·海因兹（Gilbert Hinds）的中士成了家，并且一起生活到今天。这个可怜的女人相当不幸，因为她已经失去过五位丈夫：海因兹是她的第六任！

按照奥曼（Charles Oman）在《威灵顿的军队：1809~1814年》（Wellington’s Army 1809-1814）里的说法：

每当有士兵阵亡，只要其遗孀年轻能干、样貌尚可，不出48小时，她就会收到至少六份求婚请求。

匆匆改嫁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是狼多肉少，但林恩（John Lynn）也在《近代早期欧洲的妇女、军队与战争》（Women, Armies, and Warfa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里给出了另一个重要原因：

行军作战期间，绝望与饥饿也会迫使军人的妻子和寡妇出卖身体换取食物。1809 年塔拉韦拉会战结束后，英军陷入严重的补给危机。一名军需官曾报告，衣衫褴褛的军人妻子们为了换取半条面包，不惜委身于任何愿意施舍的男人。那些在战役期间失去丈夫的寡妇处境尤为艰难，这也解释了她们为何会在丈夫离世后不久便急忙再婚。

如果说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军人在对待随军娼妓的态度上诚实得令人惊讶的话，那么，在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运动后，道德说教下的新一代军方人士则一方面企图打击公用妇女或者说娼妓，另一方面又赋予看似忠诚的军婚眷属相应权利。

林恩曾在书中摘引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于1621年颁布的一条严苛军令，它后来也成为各国效仿的模板：

军营中严禁娼妓逗留，但士兵若愿携带妻子随军，则不受此限。若营中发现未婚女性，其相好可获准与之合法成婚，否则必须将其驱逐。

△虔诚的古斯塔夫

然而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由此产生：军队看似限制、取缔了娼妓，并赋予合法妻子随军特权，可恰恰是这些妻子，又时常会实质性沦为娼妓般的人物。

由于士兵的军饷微薄，驻防营地的眷属往往不得不靠打零工补贴家用，而这些工作通常薪资极低。一旦生计难以为继，部分眷属便会被迫卖身。普鲁士、撒丁军队的一些眷属就曾陷入这样的困境。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柯克伍德（Kirkwood）的特拉华团便于1777年下令检查团内随军妇女是否罹患性病——当然，这当中还是留了些许体面口子，若是确系军嫂，可以由丈夫代受检查。

法国也不遑多让，1714年，也就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最后一年，巴黎的某座城门口有9名军嫂公然拉客，此事引发民众投诉。但当局考虑到她们的丈夫远在前线作战，最终并未将其逮捕。

更令人惋惜的是，士兵的女儿们也极易走上卖身之路——至少在普鲁士尤为突出。

林恩书中便提到了这么一出悲剧，1717年，普鲁士当局针对柏林个体娼妓聚居区与妓院展开特别打击行动，结果发现，从事娼妓行业的女性中，占比最高的群体竟是这座驻军城市的士兵之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