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延平
武安乡贤、曾任吏科左给事中的宋之韩撰写的《重修儒学记》中写到:“邑父母于侯,齐之名士也。入宰吾邑,即加意生儒,顾岁洊饥,惟赈恤抚字之急;既又厚储蓄,清刑罚,弭寇盗,邑大治,曰:“民可使矣。”乃出俸余,新学校,自大成殿、两庑、明伦堂、斋号,莫不焕然咸饬,逾月成功,民无扰焉。”
现代汉语意思是:“本县父母官于侯,是齐地的名士,到武安任知县后,就格外关心读书人。恰逢连年饥荒,他先忙着救济安抚百姓,随后又充实储备、清理刑罚、平息盗贼,全县治理得井井有条。之后他说:‘百姓已可教化了。’于是拿出自己的俸禄,重修学校,从大成殿、东西厢房,到明伦堂、各类斋舍,都修整得焕然一新,仅一个多月就完工,没打扰当地百姓分毫。”
于侯指时任武安知县于承庆,曾用自己俸禄重修儒学,民众要求宋之韩撰写《重修儒学记》,以为纪念。
今天,我们聊聊武安知县于承庆的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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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安县志•职官志》记载的于承庆
《武安县志•职官志》记载:“于承庆,山东新城人,由岁贡万历十五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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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安县志•学校志》记载的于承庆
《武安县志•学校志》记载:“文庙,在县治东南,……万历年间,知县于承庆重修,邑人宋之韩有碑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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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安县志•艺文志•重修儒学记》记载的于承庆
《武安县志•金石志•重修儒学记》记载:“……侯讳承庆,字子延,眷吾别号也,齐桓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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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县志•选举志》记载的于承庆
《新城县志•选举志》“恩选”记载:“于承庆,选贡,武安知县。”
根据以上文献记载,于承庆的简历为:于承庆,字子延,别号眷吾。男。汉族。籍贯山东省济南府新城县,今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唐山镇于堤村。选贡国子监生员。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任武安知县。任上赈济百姓、充实储备、清理刑罚、平息盗贼、重修学宫、重视生儒。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南直五河县选贡凌一耀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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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安县志•艺文志•重修儒学记》宋之韩撰
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选贡国子监生员于承庆经过吏部考核合格,被任命为武安知县。
选贡,指明代科举制度中由地方选拔贡入国子监的生员。明代在岁贡之外还经过考试选拔“学行俱优”的生员进入国子监学习,重点培养,作为后备官员。
选贡虽然没有进士、举人的身份高,但也多是优秀人才。据《明史》称:“选贡多英才,入监课试辄居上等,拨历诸司亦有干局。”
也就是说:明代选贡出身的人,大多也是拔尖英才;进了国子监读书,每次考核都名列前茅;后来派到六部、都察院等部门任职,个个干练有魄力,办事能力也很出众。
于承庆也是选贡的佼佼者之一。他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府新城县。新城县是一个文化昌盛的地方。1914年,新城县因与其他县重名而改名,由于境内有“齐桓公戏马台”,于是新城县更名为“桓台县”。因此宋之韩文中称于承庆为“桓台人”,看来还是有远见的啊。
桓台县唐山镇于堤村于氏家族“耕读传家,人才辈出”。明清时就有于璧、于利、于颖然、于觉世、于崇勅(chì),于文鐄(huáng)等人中举人,正如村中“于氏祠堂”楹联所书:“渊源来自赤山远,世派衍同系水长”。由于笔者没有看到《于氏家谱》,所以不能确定这些人和于承庆之间有什么关系。希望该村的于氏后人能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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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安县志•艺文志•武安儒学记》宋之韩撰
于承庆上任武安这一年是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
那一年,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由于在立储等问题上矛盾激化,从此近三十年不上朝,导致朝政瘫痪,大明朝由盛转衰,因此有“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即万历帝)”之说。
那一年,《大明会典》颁行。官员常以儒家伦理与道德标准替代法律条文,导致裁判模糊、效率低下、人治大于法治。
历史学家黄仁宇曾写有一本畅销书《万历十五年》,书中分析了大明王朝从兴盛走向衰颓的原因,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我们聊过的武安知县没有一个人不崇文重教,多以儒家德治思想来管理县政,以道德教化来端正民风。当然,国子监的高材生于承庆也不例外。
宋之韩在《重修儒学记》记述了武安当时重视道德教化的情形,翻译成现代汉语意思是:“我年少时,见家乡的老百姓没有正当的营生,常常百十成群地聚众斗殴,十天半个月都停不下来。有钱有势的人,用豪华的衣食车马向他人炫富,贫寒的读书人只能抬头仰视,不敢和他们理论。等到我参加科举考试前往京城,见那里的人特别敬重读书人,我甚至恨不得生在那样的地方。如今,勇武好斗的人懂得了人才的可贵,改变了炫耀武力的念头;有钱的人知晓了礼义的荣耀,收敛了炫富的言行。若不是教化的力量,怎么能达到这样的局面呢?”
这种道德教化的力量,当然也有知县于承庆的一份功劳!
于承庆上任的前一年,即从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开始,武安经历了长达四年的大旱灾。“大旱期”又恰逢“严寒期”,也就是严重的干旱加上异常的寒冷,现代人为这种极端天气起了名字叫“小冰河期”。这一时期,田地荒芜,作物绝收,粮食危机造成居民逃荒要饭,流离失所,社会治安日益恶化,人口大量减少。
于承庆上任武安后,正值连年饥荒,他先把救济灾民、安稳民心当成头等大事来抓,外调粮食,抑制粮价,安抚民心。等饥荒稳住后,他又忙着囤粮以充实粮仓、厘清冤假错案以整顿刑罚、清剿盗寇以保一方平安,一番操作下来,武安百姓才得以安居乐业,他才笑着点头:“这下百姓能好好教化啦!”正如管仲曾所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紧接着,他直接掏了自己俸禄里省下来的钱,着手重修武安文庙和学宫。从祭祀孔子的大成殿,到两旁的廊庑厢房,再到讲学用的明伦堂、学子们读书住宿的斋舍号房,全都翻修得崭新规整、样样齐备。更绝的是,这么大的工程,一个多月就干完了,全程没折腾老百姓,没给大家添半点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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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安县志•艺文志•重修儒学记》宋之韩撰
于承庆干的这些好事,宋之韩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有一天,县学博士苍梧人黄节卿、覃怀人张健夫、淮阴人章汝捷,以及生员谢允登、韩承华、王三诏、籍惟礼等人找到宋之韩说:“于侯为武安立下了不朽的功业,为什么不写一篇文章来铭记它呢?”
宋之韩听后说:“我们武安真是何等幸运啊!读书人的志气,全靠上位者来激励。激励,读书人就会进取;进取,就能有所成就;不激励,就会止步不前;止步不前,就会荒废学业。前代贤达善于激励读书人,确实有成效啊。于侯又继承了前人的功业,孜孜不倦地激励读书人,那么读书人的志向会更加奋发,学业会更加精进,将来定能与武安的先贤们相媲美,也不辜负孔子的教诲。这比起只靠法制禁令来治理,效果何止相差千万倍!于侯真是深明治国的根本啊!”
大家看,宋之韩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道德教化在当时社会的重视程度,同时也可以看出明代“重道德教化、轻法制约束”的核心弊端,即过度推崇教化万能论,让社会治理陷入“德治至上却无兜底”的困境。道德是拔高修养的,法制是据守底线的。没底线约束,再好的教化也容易跑偏,最后要么是嘴上喊着仁义道德,背地里干坏事,要么是出了事没规矩可依,乱成一锅粥。所以说把社会治理的宝全压在道德教化上,虽然理想很丰满,但现实超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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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安县志•艺文志•重修儒学记》宋之韩撰
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南直五河县贡生凌一耀继任武安知县,自万历十五年至万历二十四年,如果之间没有漏掉其他知县记录的话,于承庆在武安任上履职近九年时间,也是明代在武安任职时间较长的知县之一。
总之,于承庆承先贤之德,恤民如子,充实储备,清理刑罚,平息盗贼,崇文兴教,廉能自持,也可以说是一位好县官!
附:重修儒学记
宋之韩
士者,民之望也,学者,士之薮(sǒu)也。士重则民知礼,民知礼则化自成,故惇崇学校治之枢功之钜也。明王驭世,率首图焉。纵强弱,远迩俗,不能尽同要之,归于雍睦,则圣教维持之功大矣。
武安为邑,肇自春秋。当六国时,秦图赵计,塞上党之路,洎(jì)得,又以武安君守之。隘口错列,只一线可通,固扼塞之地也。
史载:邑南山鼓对峙,一鸣于齐,再鸣于周,龙潭在其阳,凤台峙其北,而郡曰“神钲”,岂山川之秀效其灵耶?远者勿论,若宋丞相韩公令坤之出将入相,金状元胡砺之文章名世,元少保刘公秉忠之运筹帷幄,功业载在史册,昭然可考。
入我朝郭忠襄公,固根本,运饷馈,为靖难首功。说者谓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讵非教化之泽,有以成其刚直明达之才,故能各自表见于时乎?自忠襄而后少替,岂气运之不能常胜耶?抑或教化之少衰也。
世宗中年,有关中东溪张公,首兴文会,沧州乾峰王公,又创建启圣祠,泮池凿于守道少参张公,学田治于巡道宪副冯公,皆振作士类者也,故青矜济济,获对公车者接迹焉。
予垂髫日,见乡人无上事,率十百为群斗力,旬月不止。财富者,以服食舆马夸人,寒士仰视莫敢较。及以试事入大方,见其人惟重士,而又恨不得生其地也。值今强者知名器之重,变其夸力之念,财者知礼义之荣,禁其夸富之吻,非教化之力,乌能臻此哉!
邑父母于侯,齐之名士也。入宰吾邑,即加意生儒,顾岁洊(jiàn)饥,惟赈恤抚字之急,既又厚储蓄,清刑罚,弭寇盗,邑大治,曰民可使矣。乃出俸余,新学校,自大成殿两庑明伦堂斋号,莫不焕然咸饬,逾月成功,民无扰焉。
一日邑博士苍梧黄君节卿、覃怀张君健夫、淮阴章君汝捷、弟子员谢生允登、韩生承华、王生三诏、籍生惟礼诣予曰:“此不朽之功也,盍一言以寿之。”
予闻而拜首曰:“吾邑一何幸哉?夫士气也,上所以鼓之者也。鼓则进,进则成;不鼓则止,止则废。先正之善鼓者,良有验矣。于侯又集先人之成,而鼓之不倦焉。则士志益奋,士业益精,且将媲美邑之先哲,而求不负宣尼之训矣。视求治于法制禁令之末,何千万也,侯其深识政体哉?
抑又有说焉,兴学劝士,令之职也;学务明伦,士之分也。凡游泮水者,无论仕未仕及已仕,勿忘立学本意。为臣必忠,为子必孝,处兄弟夫妇朋友,举不违乎道,而无愧于乡之善士也,则力者财者,见而愧愧而服,莫不敬且畏矣。此吾之所以自重也,否则所重者文焉而已。彼且指其隙也,奚足重哉?此又侯属望之深意,而予为之谆谆焉。睹兹石者,当警于心矣。
侯讳承庆,字子延,眷吾,别号也,齐桓台人。
参考文献:《武安县志》《彰德府志》《新城县志》《重修儒学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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