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作层剥离后，算动产还是不动产？所有权主体不明确带来什么麻烦

咱们国家的耕地保护形势真的挺严峻，从2009年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到2019年第三次调查，十年时间里耕地总面积减少了1.13亿亩。

这个数字摆在那儿，让人心里不是滋味。

面对这种情况，耕作层剥离技术逐渐被重视起来。

简单说就是在建设占用耕地前，把表层那些肥沃的土壤剥离下来，运到别的地方再利用。

技术本身不复杂，可问题来了，这些剥离下来的耕作层到底算什么？所有权归谁？

这不是个小问题，耕作层从原来的土地上分离出来，变成了可以移动、可以储存、可以再利用的东西。

按传统理解，土地是不动产，所有权要么归国家要么归集体。

但剥离下来的耕作层还能这么算吗？法律上没有明确说法，实践中就容易出现扯皮。

剥离耕作层到底算什么东西

我国宪法和民法典规定得很清楚，土地所有权采取相对主义原则。

啥意思呢？就是把土地看成一个整体，包括地表、地下空间、地上空间，所有权人对这个整体有排他性的支配权。

传统理论强调土地的整体性，这有它的道理。

土地不能随便移动，各个部分连在一起才有价值。

但剥离耕作层的情况有点特殊，判断一个东西是动产还是不动产，主要看几个标准，能不能移动、移动后性质会不会变、价值会不会减损、需不需要登记。

耕作层剥离技术现在已经很成熟了，通过评价、剥离、运输、储存、覆土改良这些环节，完全可以实现移动。

更重要的是，剥离后耕作层的性质不但没变，反而通过再利用实现了价值提升。

原本可能要被建设占用的肥沃土壤，剥离下来覆盖到贫瘠土地上，不就让更多土地变得肥沃了吗？现行法律和地方实施方案也没要求对剥离耕作层进行强制登记。

从这几点看，剥离耕作层更符合动产的特征。

再从民法上"物"的构成要素来分析，一个东西要成为法律意义上的"物"，需要满足三个条件，需求要件、支配要件、独立要件。

需求要件是说它得存在于人体之外，能满足生产生活需要，这个没问题。

支配要件是说能为人力所支配，剥离耕作层可以运输、储存、使用，也满足。

关键在独立要件，剥离耕作层有明确的物理边界和形态特征，这点很清楚。

有人可能会说，它原本是土地的一部分啊，怎么能算独立的物呢？

这就要提到"物之成分"理论了，民法上认为，如果某个部分是物的"重要成分"，分离会损毁物体或者费用过高，那就不能单独成为权利客体。

但耕作层剥离技术已经很成熟，成本也可控。

河南卫辉市有个案例，通过剥离耕作层再利用，年增净收益能达到200万元以上。

分离既不会损毁土地，费用也不算过高，所以耕作层不属于土地的"重要成分"。

综合来看，剥离耕作层满足民法之物的全部要件，属于独立的物。

既然是独立的物，就需要明确所有权，这样才能确保权利人的支配权，促进流转，避免权利冲突。

为什么不能套用现有规定

有人可能会想，既然耕作层原本是土地的一部分，那就按土地法律法规来处理呗。

但这行不通，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城市土地国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

这些规定针对的是特定地块的整体性权利，不是土地的构成部分。

剥离耕作层经过运输、覆土这些环节，已经和母体土地分离了，处于独立状态。

现有土地制度是基于不动产的不可移动性、稀缺性设定的，限定所有权主体只能是国家或集体。

如果剥离耕作层也这么规定，那因为所有权主体受限，就没法灵活利用了。

这不符合它作为动产的特点，再说调整重点也不一样，土地不动产法律关注的是土地用途管制、征收补偿这些问题。

剥离耕作层的法律调整应该侧重在可持续利用、环境保护、市场交易秩序这些方面。

那能不能直接套用现有动产理论呢？也不行。

剥离耕作层承载的价值比较特殊，它不只是个使用价值的问题，还涉及土壤资源、生态环境、农业可持续发展这些多重价值，和传统动产的单一使用价值有明显差异。

涉及的利益主体也很复杂，土地所有者、剥离实施者、再利用者、政府监管部门，这些主体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利益关系网。

简单套用现有动产所有权规定，很难妥善处理这些关系。

更何况，如果随意适用动产制度，可能导致剥离耕作层被肆意占用。

这对保护利用很不利，从利益理论来分析，剥离耕作层保护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也不损害个人利益。

从必要性来看，现有制度解决不了它的所有权变动问题，需要专门的规则来保障保护利用。

明确所有权主体能带来什么好处

确立剥离耕作层所有权主体的实践价值还真不少，责任边界能明晰起来。

建设单位负责剥离，所有权主体负责存储、运输、再利用。

各管各的，不会出现责任推诿的情况。

以前可能会出现剥离了没人管，或者大家都觉得不是自己的事儿，现在有了明确的所有权主体，这些问题就好解决了。

所有权主体的保护主动性也会被激发出来，当他们认识到这个资源有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就会主动探索最适合再利用的区域，加强日常管理维护。

毕竟是自己的东西，肯定会更上心。

对政府监管来说也方便多了，监管部门可以针对所有权主体制定规范标准，对剥离、储存、运输、再利用各个环节严格监督。

发现违规行为能及时处罚，责任主体明确，执法效率自然就高了。

权属纠纷也能减少，所有权主体明确后，各方权益界限清晰，纠纷发生的可能性就降低了。

可以建立具体的保护规范，明确侵权责任，提供法律救济途径，构成完善的物权保护体系。

管理效率也会提升，规范化登记、监管、调配，避免物权变动过程中的纠纷。

责任明确了，出现问题能快速解决，不用扯来扯去搞不清楚。

对农业市场化的推动作用

2023年商务部等13部门发布了关于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强调农业市场化法治化的重要性。

在这个背景下，明确剥离耕作层所有权主体的意义就更明显了。

各方权益能得到保障，土地所有者、剥离方、再利用方这些利益主体，在交易、使用、储存过程中的权益有了基础保障。

大家心里有底，才愿意参与进来。

市场活力会被激发出来，耕作层土壤使用权可以灵活转让交易，社会资本看到有利可图，自然会参与进来。

这对推动市场化体系发展很有帮助，资源利用效率也能提高。

使用权转让给最能实现其价值的主体，土地资源就能得到优化配置。

哪里最需要、哪里最能发挥作用，耕作层就流向哪里，这不就是市场机制的作用吗？

贵州省、广东省这些地方已经有了关于耕作层剥离再利用的地方性规定。

它们在责任主体、剥离方案编制、费用列支这些方面积累了实践经验，这些经验对全国性制度的完善很有参考价值。

如此看来，剥离耕作层因为可移动性、价值保持性和独立性，已经从传统土地不动产转化为新型动产了。

它不再适用现有土地所有权主体制度，这点应该没什么争议。

同时因为价值特殊性和利益主体多元性，也不能简单套用一般动产权属规则。

这就需要专门的制度安排，确立剥离耕作层所有权主体有坚实的法理基础，也有多元的实践价值。

能明晰责任边界、激发保护主动性、便于政府监管，还能减少权属纠纷、促进农业市场化体系建设。

最终实现的是耕地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建议立法机关在民法典配套法规或者土地管理法修订中，明确剥离耕作层的法律地位和所有权主体确定规则。

这个事儿不能再拖了，实践中的需求已经很迫切，建立全国统一的耕作层剥离再利用管理平台也很有必要。

完善登记、交易、监管机制，让各个环节都有章可循。

在乡村振兴和粮食安全战略背景下，剥离耕作层所有权主体制度的确立，对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提升耕地质量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不是个纯理论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的大事。

耕地保护是个系统工程，剥离耕作层所有权主体制度只是其中一环。

但这一环很关键，它能把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结合起来，让耕地保护更有抓手、更有效率。

搞不清楚产权归属，再好的技术也推广不开，再好的政策也落实不了。

很显然，明确剥离耕作层所有权主体，既是法理逻辑的必然要求，也是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

这个制度建立起来，对耕地保护、农业发展、乡村振兴都会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