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民权：读胡景翼《致吴佩孚书》

文/王民权

诚如拙稿《浅说胡景翼<哭张义安>诗》所提到的，这封信的照片和胡景翼将军手书《哭张义安》诗条幅一样，也是郗慎基（1892—1974）先生之女遐龄老人发给市文史馆，然后由文史馆雷凡同志转发给我的。并信皮共11页，其中信皮为制式，右起第一行仅“面交”二字，中间一行为“吴玉帅勋启”，均系毛笔书写；第三行“国民军第二军驻京办公处缄”，显为事先印制，首字之上现写一“自”字， “处” “缄”之间又写有“一日”二字。至其正文则悉用国民军第二军驻京办公处用笺，凡10页，每页竖格8行，亦为制式。

内容如下：

玉帅钧鉴：

翼素以国家为前提，亦知玉帅爱国更胜于翼。但玉帅受曹珊帅厚恩，年余以来，一任宵小把持政柄，对国家无丝毫办法，即此次战胜奉军，而鸟尽弓藏，将来决难得良好结果，征之保洛往事可断言也！为今之计，莫若听张敬舆总理之言，飘然下野，犹不失为识时之英雄。国人皆知政治不良，乃极峰引用私人所致，非玉帅之罪，（如段合肥）他年国家犹当有借重之一日。否则一意孤行，穷兵黩武，不惜残民以逞，即赢得亦不过保持数人之禄位财产，无益于国民，则玉帅失败甚矣。情在知己，故慨切陈之，惟祈垂察。敬请

钧安

景翼谨上

十一、一

许是昧于原信体式和字草难认的缘故，遐龄老人所拍照片误将信的第三、第四页和第七、第八页前后错乱，以致读起来颇多滞碍。

吴佩孚(1874—1939)，字子玉，山东蓬莱人，清末秀才，曾为北洋军阀直系著名首领，将军信中所称“玉帅”，显然是将军对其本人的尊称。

吴佩孚

信中所涉其他数人，曹珊帅即曾因贿选总统而声名狼藉的曹锟（1862—1938），天津大沽口人，也曾是北洋军阀直系著名首领之一，因其别字仲珊，故有此称；张敬舆即张绍曾（1879—1928），河北大城人，亦北洋军阀直系首领，曾任北京政府陆军部长、内阁总理，敬舆其字，将军如此呼之，系从俗表敬，似无深意；段合肥则是“北洋三杰”之一的段祺瑞（1865—1936）原名启瑞，字芝泉，系著名皖系军阀首领，曾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北京临时政府执政，旧时习惯以籍贯称人，因其籍隶安徽合肥，将军以此呼之，兼具从俗与表敬之意。

冯玉祥

如所周知，国民军即中华民国国民军，是冯玉祥在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联合景翼将军和孙岳等发动北京政变（亦称“首都革命”）后，将其所统政变各部改得的名称，冯以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将军与孙分任副总司令兼第二、第三军军长，并拥戴段祺瑞为国民军大元帅；而北京政变就是冯与将军等人不满曹锟、吴佩孚的统治和排挤，乘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两军相持之际，从前线秘密回师北京，囚禁总统曹锟，迫使北京政府下令停战，并解除吴佩孚本兼各职的军事政治事件。

政变的部署为一方面密结奉系张作霖和皖系段祺瑞，一方面与国民党人徐谦及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黄郛保持联系；其具体时间则是10月21日晚星夜回师，翌日占领北京要地，并囚禁曹锟，23日联名发表主和通电，24日迫使曹锟下令免吴职务，25日在北苑召开军事政治会议，决定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挽留颜惠庆内阁，以维持局势的稳定。为使北京市民及社会各界了解政变的真正意图，在25日冯玉祥布告表示“用特主和停战，班师回驻燕京；推重国内贤豪，共同解决内争；军人不干政治，义惟绝对服从”之后，26日将军与孙岳，又联衔发表通电，进一步表明宗旨称：

溯自辛亥革命告成，颠覆专制，创建共和，号称民国，《约法》并有“主权在民”之条文，应见民权日张，官权日弛，奈何十四年来适得厥反，而且祸福（乱）相寻，灾害并至，国有宁土，土无宁民，振古迄今，国家人民未有如斯之衰落憔悴也！推其近因，无非以执政者多贪权当国之徒，拥兵者以借势凌民为武，政客施其妙腕从中牟利，伟人肆其野心一味争功。

于是有洪宪复辟之乱，及直皖、直奉之役，驱我护国卫民兵士，为个人争最高之地位，断头陷胸丧亡于兵火枪弹下者，前后无虑数十万，其结果只闻某司令、某督军囊满腰肥。因为其剥削攫夺之资财，垄断市利惟曰不足，民益贫而官益富，民愈劳而官愈逸，甚至权力进展之地，自由之寸草不生，金钱之纵横不羁，博爱之微光不灵，无怪乎忘外侮，急内讧，怯于战，勇私斗！有若最近所谓“讨逆之役”，直可云发挥军阀淫威极矣！乱拉车马，城乡为之一空；预征钱粮，贫富两窘，以致国民呻吟叫号鞭筹之下、催科之中者，不乐生而乐死，不怕死而怕生。

《诗》云：“我生不辰”，又云：“不如无生”，殆为今之人民咏焉！景翼、岳等生长田间，备知艰苦，从戎以来惟以扫除民障、发扬民权为职志，目睹现状，良用疚怀，乃当素抱爱国爱民宗旨，虽统兵向无军阀野志。如冯、王两公者，密谋挽救，共举义旗，冀停无名之内战，期觅革命之全功，将电请各省邀集元老会议，解决一切政治问题，不论地位，不分党派，总以创造国家改进社会为其目的，果有良谋图画，能措国家于磐石之固，俾人民有衽席之安，则景翼、岳首先解甲归田、长为农夫以享太平之乐，所甚愿也。谨布腹心，愿海内外明德，有以教正之。

其时，吴佩孚还统领着20万大军，急忙将对奉作战指挥权交予他人，从山海关旋师天津，一面以曹锟名义电令江苏督军齐燮元、湖北督军萧耀南，火速率部北上，共同讨奉；一面敦请前内阁（汪大燮内阁）总理张绍曾以要求冯玉祥“速行下野，以免殃及池鱼”进行所谓“调停”，同时欲釜底抽薪，派张敬尧往晤驻防通州的将军，以任将军为第三军总司令为条件，收买将军同其合作，企图软硬兼施，旋转乾坤。

可惜张敬尧甫到将军司令部表明来意，即被将军命人押至总部，交冯玉祥处理，供出一切实情；张绍曾则于北京见冯之后，只要求冯“不可过为已甚”，消灭吴的武力即可，给其留条活路，冯允之，但要求吴即刻下野，勿存负隅顽抗之想。

但吴兀自拒绝下野，战祸迫在眉睫。于是，在10月30日联衔布告悬赏购捕吴佩孚，并部署三面包围吴军的同时，史载将军为缩短战时，减少军队伤亡和生民涂炭，11月1日，曾亲自致信于吴，剀切陈说利害，劝其看清形势，迅速下野，尽快结束战争。

从信皮、信笺所署“国民军第二军驻京办公处”，和信的内容以及信中亦有劝吴“ 飘然下野”之句和落款时间“十一、一”等诸方面考察，遐龄老人提供的这封信，应该就是史书所载的那封信。虽然后来的结果并不如将军所愿，然其存史证史的珍贵价值，仍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面对这幅照片，反复琢磨，发现此信本身似乎也有不少疑点。

首先，郗慎基先生是否将军金兰之交，姑置不论，但其为将军信任和倚重，当是事实，证据便是受将军委任，出任将军亲自命名、亲手所创、亲为题词“阐发最新的学说，陶冶理想的人格，创造健全的社会”的富平立诚学校校长。

然而北京政变期间，先生筚路蓝缕，正忙于立诚学校的校务，并没有随将军北上，信是将军写给吴佩孚的，何以竟会落入先生手中？从将军11月1日写信，11月2日即下令总攻吴军，11月3日《顺天时报》报道将军致书劝吴看，也许写成后情况有变，信未致送或送而不达，但这中间到底有着怎样蹊跷的过程，或曰精彩动人的故事？不得而知。电话质诸遐龄老人，也略无所得。因为据老人讲，她诞生的时候，其父亲已50多岁，因为年龄的原因和政治环境的制约，父亲并未给其讲过多少自己既往的经历和交往。

老人致市文史馆信中说，将军五弟胡景通（曾任政协陕西省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及民革陕西省副主任委员）1985年在郗家看到将军墨迹后，深为震惊，曾有“真是金兰之交胜过亲兄弟”之叹，感慨自己作为亲兄弟手里都没有这些，遂复印一份留作纪念。言下之意，此信包括上篇文章讨论的《哭张义安》诗条幅，当是将军亲自交给先生保存的。

无如疑点太多，譬如，是将军回陕交给先生的，还是先生去北京或河南看望将军，将军给先生的，或者是将军什么时候托人辗转交予先生的？而内容如此重要的文件，将军又何以会专门交给先生？凡此一概说不清楚，恕我期期不敢苟同。

其次，承遐龄老人提示，说5集文献纪录片《传奇将军胡景翼》中，《胡景翼传》的作者、电视片撰稿与编剧李凤权先生曾展示过此信的另一个文本，两下稍有差异。

我认真看了几遍，发现果然如此：两者都是将军的笔迹，也都是写在国民军第二军驻京办公处信笺上，信皮也同样是国民军第二军驻京办公处的信皮，一切佥同，但是信笺的栏线粗细不同，片中的明显要粗一些，且顶线、底线均为双线，而遐龄老人提供的这件，则一律单线。

这不免又让人讶然疑怪：将军戎马倥偬，又值非常时期，有可能同时写两份吗？就是能写两份，为什么又要用两种信笺呢？这中间有何讲究，又有何蹊跷呢？遐龄老人提供的这件没送出去，难道文献片中的那件也没送出去吗？它又是如何落在谁手里，又怎样为凤权先生看到的呢？桩桩件件，都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陵谷几变，逝者如斯。将军正当有为之年遽然病殂，留给后世的不仅是惋叹与怅痛，也有一连串难解待解的谜团，这封《致吴佩孚书》，包括前篇提到的《哭张义安》条幅，只占这许多谜团的N分之几。遐龄老人希望给出答案，我亦何尝不作此想，唯其实在是戛戛乎其难哉。谓予不信，或者果有兴趣，博雅诸君尽可放胆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