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省市共建高新区，三类城市吃到长三角一体化红利，部分城市陪跑

长三角地区的41个城市，GDP总量合计能占据全国的四分之一左右份额，但41城的GDP增量，有6成以上都流向区域内的万亿GDP城市。可以说，越来越多的GDP增量被以万亿GDP城市为代表的头部城市拿走，长三角地区的整体大盘趋势向上，整个城市队列稳步向前，但梯队状也愈发明显。

被寄予厚望的长三角一体化不是“雨露均沾”的福利派发，其本身仍是一场不断筛选的发展竞赛，那些选准赛道、踩准节奏的城市，才能拿到最大的红利蛋糕，被动跟随的城市只能逐渐成为陪跑者。

上海溢出的各式红利，能接到的才是赢家

作为长三角地区的领头羊，上海大都市圈的核心引擎，GDP突破5万亿的上海，每年都会向外溢出大量产业资源、创新要素和市场机会，为长三角区域内的城市发展提供了重要助力。

但很多人存在一个认知误区：离上海越近的城市，吃到的溢出红利就越多。

事实并非如此。仅从2025年前10个月的企业迁徙数据来看，上海外迁企业中，迁入杭州147户、苏州125户，尽管部分城市与上海地理距离更近，但实际迁入量反而是杭州更占优势。

这一时期杭州全市迁入企业总量达2613户，位居长三角万亿城市榜首，其中44.5%来自金华、绍兴等浙江省内城市，15.2%的省外迁入企业来自上海。苏州同期迁入企业1407户，上海迁入企业占其省外迁入总量的22%，城际产业协同特征显著。

核心问题不在于地理距离，而在于城市的承接能力。

苏州之所以能成为上海外迁企业的核心承接地之一，根源在于其过硬的产业底子。2025年苏州工业园区规上工业总产值冲刺7200亿元，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74.5%，这一占比在全国工业园区中处于领先水平。上海外迁的多为配套产业链环节和创新孵化项目，这类资源对承接城市的产业配套能力、技术储备水平要求极高，若没有相应的基础支撑，即便企业主动上门，也难以实现有效承接和良性发展。

杭州的表现更具代表性。杭州之所以能虹吸浙江全省乃至上海的优质资源，关键在于抓住了数字经济这一核心赛道，新质生产力加速突破。强劲的产业爆发力，让杭州成为长三角南翼无可替代的核心增长极，也使其在承接上海溢出资源时更具竞争力。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上海的溢出效应更像是一场“资格考试”，考核的不是地理距离的远近，而是产业匹配度、创新承接力和要素承载能力，只有考试合格的城市，才能拿到更多溢出红利的分配权。

高铁网络重构资源分配

2025年12月30日，合新高铁合肥至泗县段正式开通运营，这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线路，让泗县等县市迈入高铁时代、融入合肥“一小时通勤圈”，更推动长三角高铁网络进一步完善。截至2025年底，长三角高铁营业里程一举突破8100公里，较2018年底增长近一倍，“轨道上的长三角”正加速重构区域资源分配格局，民众出行便捷度提升的同时，产业和人口的流动效率也大幅提高。

高铁被视为产业和人口的“传送带”，谁能成为这条传送带上的关键节点，谁就能更高效地获取核心城市的资源辐射，实现快速发展。

合肥便是重要受益者之一，其崛起之路与高铁网络的完善密不可分。作为长三角向西辐射的核心枢纽，合新、合福等高铁线路让合肥快速接入长三角核心圈，既能高效承接上海、苏州的产业转移，又能辐射皖北乃至中部地区，“承东启西”的枢纽优势日益凸显。

同样受益于高铁红利的还有绍兴。其新兴产业全面开花，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增加值保持两位数增长，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等产品产量增速均超25%。绍兴的快速爆发，离不开长三角“超级环线”高铁的加持，这条跨越三省一市的环线高铁，让绍兴实现与上海、杭州、宁波三大核心城市的快速对接，形成“1小时产业圈”，原本分散的产业资源得以快速整合，催生了多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高铁的红利并非“人人有份”。在长三角41市中，尚有10个左右的城市经济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城市要么高铁通达性较差，未能融入核心城市“1小时经济圈”，要么未能与核心城市形成有效的产业联动，难以承接要素辐射。这类城市虽不会被边缘化，但在区域竞争中的存在感持续弱化，与头部城市的发展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政策赋能，国家级平台才是红利放大器

国家级平台是政策红利的放大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以上海临港新片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等为核心，打造改开新高地和一体化发展样板，这些平台所在的城市，正享受着政策红利的“超额分配”，发展优势持续扩大。

上海临港新片区作为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其核心优势不仅在于政策倾斜，更在于制度创新的先行先试，在人才引进、产业准入、金融开放等领域的一系列创新举措，让其成为长三角吸引外资和高端产业的“强磁场”，进一步强化了上海的龙头带动作用。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走出了一条跨省域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径。作为全国首个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该区域打破省际行政壁垒，在生态保护、公共服务、产业协同等方面实现了多项“一体化”突破。2026年1月，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正式批复，同意将“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跨省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命名为“长三角青吴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这是对三省共建开发区发展成效的充分肯定，也为其争创全国首个跨省域国家级高新区奠定了基础。

除了这些核心平台，拥有国家级新区、自贸区、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城市，也在政策红利分配中抢占了先机。合肥的合芜蚌自主创新示范区、苏州的自贸区苏州片区，都成为当地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的“发动机”，为优质资源落地提供了重要政策支撑。

政策红利的分拨，不是“撒胡椒面”式的平均分配，而是天然向有基础、有潜力、有定位的城市和平台倾斜。在政策赋能的逻辑下，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愈发明显，具备平台优势的城市将持续占据发展高地。

城市竞争的下一阶段，圈层协同

长三角一体化的终极形态，是圈层协同的共赢发展。未来，能够在一体化进程中获得最多红利的城市，必然是那些身处核心圈层、具备较强产业承接能力、占据交通枢纽位置、拥有政策赋能平台的城市，这类城市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核心引领型城市，以上海、苏州、杭州为代表。上海承担龙头引领职责，掌控创新策源、高端服务等核心功能。苏州专注于产业落地与集群打造，工业园区的产业规模和质量全国领先，形成了强大的产业承载力。杭州聚焦数字经济特色优势，新兴产业增速领跑全国。三者分工协同、优势互补，共同主导着长三角地区一体化红利的分配格局。

第二类是枢纽承接型城市，以合肥、绍兴、南通为代表。它们凭借高铁枢纽等交通优势，成为核心城市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同时又能辐射带动周边区域发展，在圈层协同中扮演“二传手”的关键角色。合肥承接上海、苏州产业转移的同时，辐射皖北及中部，绍兴对接沪杭甬核心资源带动浙东区域，南通依托临江近海优势承接苏南产业外溢，都在协同发展中分享了丰厚的产业和人口红利。

第三类是特色赋能型城市，以舟山、芜湖、金华为代表。它们聚焦特色领域做精做强，凭借差异化优势占据区域生态位。舟山依托海洋经济优势，在相关领域增速领跑长三角。芜湖深耕汽车制造业等特色产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金华依托民营经济活力和外贸优势，已经跻身外贸万亿城市序列。

与之相对的是，那些远离核心圈层、产业基础薄弱、交通通达性差、缺乏政策平台支撑的城市，未来可能面临人口和资源持续流失的压力。

长三角一体化不是“大锅饭”，而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淘汰赛”，城市间的差距将在这场竞赛中进一步拉大。对于大多数城市而言，唯有找准自身定位、补齐发展短板、主动融入区域协同格局，才能在一体化浪潮中站稳脚跟，避免被时代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