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进京——突围·机关生活（6）

北京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位置，想必没人不明白。所谓“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我们这一代人，从小耳熏目染，几乎就离不了“北京”两个字。可是，北京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那时候，只有通过有限的图片了解，而且图片还是黑白的，画面还模糊不清。电影里也有，但大多数镜头都是在领导人在书房里接见外国贵宾。唯独的大场面，也都是集中在天安门广场。至于北京其他地方什么样，连点起码的概念都没有。所以，当时的中国人最大的梦想，就是到北京去见毛主席。
我当然也不例外，到北京去见毛主席，是从我懂事以来就有的，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实现。到教育局以后，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7月20日，与我同屋的王正明说要去天津修理打字机，问我去不去。我说我对天津兴趣不大，因为去过两次了。如果去吧北京的话，我倒是可以考虑。他倒好说话：“去北京也行啊，反正不远，多坐一会儿火车的事。”他说可以去北京，我不禁大喜，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啊！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单位事情这么多，我纯粹是陪着王正明去玩，领导同意吗？王正明自报奋勇：“我去与李毅说。”李毅对王正明说：“你去北京修打字机，叫着李洪勉去干嘛？”王正明说：“不就是为了路上有个伴吗？万一有点什么……”我知道李毅那个聪明劲儿，这事瞒不了他，还不如干脆明说了，就说：“我就纯粹是为了去看看北京什么样。我还从没有去过。”李毅知道我从来到教育局之后，一直是高负荷的工作，从来没有正式休过假，所以，也来了个顺水推舟：“也是，你来了之后，还没有正经休息过。你去吧，就当是慰劳你了。”
于是，北京成行。
我俩上了火车，并没有直赴北京，而是先到天津。下了火车，租车直奔和平路打字机商店，将打字机留下待修，王正明又到一家修表店修手表。下午，应我的要求，去了黄河道的新华书店，我买了一本孙犁的《琴和箫》。办完了这些事，天色已晚，如果赶火车，到达北京已经是半夜了，干脆在天津住一夜，第二天一早去北京。
第二天早饭后，我俩在天津站乘坐320次快车，于中午12点到达北京。王正明对北京熟悉，他直接将我带到东直门一家叫草园旅馆的宾馆住下。中午喝了点酒，他回到旅馆就睡下了，我哪里睡得着？想叫他陪我在北京城转转，他躺下就不起来了，我只好自己乘坐公共汽车去了天安门广场。
我真的像刘姥姥一进荣国府，看什么都新鲜。没想到，天安门比图片里更雄伟，广场比电影里看到的更广阔；只是对现实中的金水桥略微有点失望：不就是一条河沟吗？比我在老家挖的排水渠宽不了多少。天安门的门只是高大，倒是那大大的门钉吸引了我的注意，金碧辉煌的，满配得上天安门的雄伟。买了票，进了紫禁城。望着宏伟的故宫，我心里一阵发紧，有点想哭的感觉。这地方，过去别说我这样的草芥小民，就是那些大官，也不是想进就进的。如今，我来了！我使劲踹了红墙一脚。过去，这一脚就是掉头之罪啊！现在怎么样？我想来就来，想进就进，我想踹它一脚就踹它一脚。心里还自得其乐：还是新中国好哇，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了！
进了金銮殿，可能是受电影与老戏的影响，心里更加紧张，尤其是看到皇帝坐的龙椅，仿佛看到了威严至上的万岁爷坐在那里，对着大臣们发号施令；而那些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的大臣们，则战战兢兢，诚惶诚恐。我很想上去坐一坐，这个想法一出现，就把我自己吓得一机灵：有这个想法就是死罪！
夜里下雨，一直到第二天上午九点半才止住。王正明出去了，老是不见回来。我等不及了，就留一纸条，自己出去转悠了。先到动物园，不太感兴趣，匆匆转了一圈，乘坐332路公共汽车赶往颐和园。到了颐和园，眼就更加不够用的，尤其是看到昆明湖上那游动的龙舟，很想去坐坐，但一摸兜里，瘪瘪的，没舍得。下午一点，我登上了万寿台。此时仍然阴着天，雾霭缭绕，看不清四周的景色，有点失望；又怕下雨，赶紧往回返。
这两天，看了天安门，逛了故宫，游了颐和园，虽然还有很多想看而没去看的地方，这已经很满足了。
7月22日早饭后，赶往北京站，乘坐11点半的列车，返回泊头。
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回到泊头后，我给《北京晚报》写信，反映北京市公共汽车售票员报站名口齿不清的问题。真的，几乎所有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报站名的时候，都是有气无力，仿佛声音刚出嘴唇，让顾客根本听不清楚。如果你问，还会不耐烦地怼你几句，让人心里很不舒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