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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90年代日本学者西里扶甬子的采访录所写,访谈内容上略有删减。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日本学者西里扶甬子在一次深入访谈中,记录了原侵华日军士兵金子安次的证言。面对镜头,这名曾经的侵略者首次剖白了自己与同僚在中国犯下的暴行——尤其是针对无辜妇女、被称为寻找“花姑娘”的残酷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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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九一八”事变起,日军的铁蹄践踏中国山河。所到之处,城镇化为焦土,生命沦为草芥。男性往往遭到无情屠杀,女性则备受凌辱,幼童亦难逃毒手。史料记载,侵华期间日军制造的千人以上屠杀事件达154起,而未载入史册的零星杀戮更难以计数。伴随每一次扫荡与攻占的,是对女性尊严的系统性摧残。仅南京一城,遇难者即达数万;若放眼整个战争期间,受害女性的规模已无法以数字简单衡量。
金子安次于1940年冬应征入伍,被编入日军第59师团。他回忆道,当时日本国内正大力鼓吹生育,口号是“生吧,繁殖吧!”,无论男女都被视为战争资源。然而一踏上中国土地,军队灌输的观念骤然扭曲:上级明示暗示,中国女性因为能生育后代,必须“尽量清除”,以防未来复仇的种子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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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扭曲的命令与纵容下,针对中国女性的暴行被默认为“常态”。日本陆军刑法虽规定强奸罪可判刑数年,但这条军律却自动将“敌国女性”排除在外。长官们大多选择遮掩隐瞒,士兵之间更彼此效仿,甚至集体作恶。据金子安次所述,他从未见过有士兵因性暴力受惩,哪怕是最轻微的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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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中等级森严,暴行往往由服役多年的老兵主导。新兵则多被派去把风、搬运物资,或在营房留守。即便是在战事激烈的间隙,寻找“花姑娘”仍是许多日军士兵的“日常”。慰安所虽存在,但对普通士兵而言价格高昂——一次花费相当于月薪的三分之一。于是,“下乡扫荡”成了更“经济”的选择:以清剿游击队为名,凌晨包抄村落,杀害抵抗的男性,再就地掳掠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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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逃不掉的女性,很多还缠着小脚,根本跑不远……”金子安次声音低沉,“她们躲在角落、地窖,被拖出来时浑身发抖……有时就在众人面前施暴。”他坦言,暴行频繁到无人计数,并形容那是“一半戏谑、一半残忍、一半愤怒”的混合。当被问及大概数量时,他沉默片刻:“如果非要估算……一年至少上百人。两年,就是两百个不同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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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罪恶并非个例。正如另一名老兵铃木良雄后来所述:“在中国战场待过的日本兵,在对待女性这件事上,没有一个人是清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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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后,金子安次终于对着采访镜头坦陈往事。这段原始证词,不仅揭开历史的伤疤,更成为血色时代的残酷注脚。即便岁月流逝,字句间渗出的苦痛与屈辱,依然刺痛每一个阅读者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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