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红军他炮炸元帅年夜饭，投诚后执意去台被囚25年，下属安享晚年

近日读聂帅回忆录时，身经百战戎马半生的他回忆红军时期的艰苦作战时，对他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战事，便是1933年年底发生在江西永丰古县镇丁毛山攻坚战，他在回忆录中记述：

我至今印象还很深，在丁毛山地区，我们的斗争很艰苦，军务工作也很繁忙，可是军团却没有一个好参谋长。军团原先有一个好参谋长徐彦刚同志。徐彦刚和黄公略同志一起工作过，黄公略很赏识他，说他“做参谋工作当指挥员都行，文武全才”。后来二师缺师长，军委就又命令他到二师任师长。徐彦刚同志这个当过军长的人毫不计较，欣然赴任，真正做到能上能下，党性过人。他在二师当师长也很出色。第五次反“围剿”刚开始，他被调到了湘鄂赣任司令员。以后我们长征走了，徐彦刚同志就在湘鄂赣牺牲了。到了年底，军委派左权同志来当军团参谋长，以补徐彦刚的遗缺。我们想对新任参谋长有所表示，趁过年准备了一顿淡薄的年饭，谁这顿年饭刚端上，一炮打来炸掉了，结果年饭也没有吃成。

要知道，聂帅那时是红一军团政委，什么样的敌人能把指挥机关的年夜饭炸掉呢？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事呢？

原来，这是红军时期著名的第五次反“围剿”的是“丁毛山攻坚战”。丁毛山即在现在江西永丰古县镇、瑶田镇、藤田镇之间的一条不过20公里的防线上，这一带峰峦巍峨，群山环抱,道路蜿蜒盘旋，沿途峭壁如刀削般垂直,一不小心就可能坠入万丈深渊,极为惊险，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站立山上远眺,只见云蒸霞蔚,遍地峰峦,犹如一座孤峰突兀其中。

当年，驻扎在丁毛山的“围剿”红军的一支部队，就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一支另类，便是税警第四团，税警四团，听这番号的名字顾名思义，是一支用于缉私征税的非正规部队，属于保安团之类的，其实这是一支连中央军甲级正规军都无法比拟的精锐武装部队。就单说这个团的人员编制相当庞大，团统辖三营，一营辖四个连，另配特务、特种、高炮、通讯、机枪连等七个， 三排为一连，六班为一排，每班战斗人员14人，一团战斗兵员共5000余人，相当于一个正规师。

其次是税警四团的作战指挥人员，大都是留学的军事人才，尤其是当时的团长孙立人，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毕业，他把在美国学到的军事理念和中国军队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套独特的训练方法，被部下称为"孙氏操典"。他的训练有多严格？据记载，孙立人规定军人必须做到"五要"：要有铁一般的体力，要有钢一般的毅力，要有高尚的道德和敏锐的智力，要有勇敢牺牲的精神，要有铁的纪律。

孙立人亲自督导射击、格斗、体能课目，经常在夜间紧急集合部队进行操练。夏天还带着全团官兵学游泳，三个月内让所有人——包括伙夫——都学会了游泳。正是他的这种强化操作，就在来到江西中部“围剿”红军期间，在南昌举行了一次射击总比赛，第四团获得了团体总分第一的优异成绩，而且在前十名的个人成绩中，税警四团的射手竟有七名，这正是孙立人近两年辛勤汗水及其聪明才智的结晶。 第四团的全体官兵，无论是传令兵、伙夫还是一应后勤人员，都被要求练习射击，以作为危急时刻的预备兵力。

有一回在第四团的驻地附近，一支友军在150米外练习打靶，靶子是一个装火油的废弃铁桶，这支部队的大部分士兵连同一个排长都屡打不中。这时恰巧第四团一个传令兵经过，见这群人射击水平如此差劲不免对其取笑了一番，对方不服气，就要该传令兵显显身手，结果这个传令兵三枪三中，不想那个传令兵却说道：“我只是个传令兵，我在税警四团里打靶都是不及格的啊！”由此可见的确是训练有素。

再就是税警四团单兵作战能力极强，先是招募关，根据当年其招募公告显示，标准为 18 岁以上、30 岁以下，品行端正，不能有不良嗜好，身长在五尺四寸以上，体重在 120 磅以上，五官端正，四肢伶俐，素无疾病史，要求初中以上学历，在识字率低的军阀混战的年代，这属于高标准，为日后的战斗力强打下基础。有文化的人进入团里后，要进行一年军官速成教育，学习战术、地形、兵器、筑城四大教程以及一般小教程(指典、范、令等)，结业后分配为排连长。

这还不算，税警团官兵的军饷，普通士兵单月最高军饷为20银元，最低10银元零五角（刚入伍时），中级军官为50银元以上，高级军官上百银元以上。 无论是军官还是普通士兵，除开固定军饷，每个月还有单独的餐补，一般是5银元，军饷在每月1号由财政部直接发放，从不克扣和拖欠，待遇比中央军还好，那时普通百姓吃饭都成问题，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逃兵现象极少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税警团的武器装备是数一数二的，当时中央军的步枪大部分是国产仿制的汉阳造，子弹经常卡壳，他用的却是德国进口的1924年式毛瑟步枪，或者比利时生产的FN步枪，精度高、故障少，还装备了欧立根防空机炮、维克斯两栖战车，甚至还有英国进口的"卡登·罗伊德"超轻型坦克。这些装备在当时的中国，连中央军的嫡系部队都没见过的重武器。

税警四团来到江西之后，先是接管原先一个师的防地，要知道，永丰原是反围剿的主战场，群众基础极好，前二年第一次反“围剿”的时候，著名的师长张辉瓒就在此处活捉，因此，税警四团刚立足这里时，经常遭到红军游击队袭击，虽然那时红军武器装备非常差，几乎没有自动武器和重武器，所以白天不敢出击，但一到晚上必去偷袭，为防止晚上被偷袭的威胁，决策层决定反其道而行之，即部队白天出击，以便将红军赶得远远的。

这一时期，由于战事流通受阻，部队的粮草供给十分困难，特别是长年战事和经济封锁，食盐严重匮乏，乃至于很多地区几个月都吃不到一粒盐，从外地调来的税警四团则备了几大车的食盐，规定凡卖米一石（120斤）给四团的，就可以得到半斤赠盐，数量以此类推。在这种诱惑下，竟然神奇般地解决了粮食问题，可见他对围剿红军是下了功夫的。

税警四团扎在这里对红军的威胁极大，当时，红一军团为了打破敌人的堡垒封锁线，决定采取“短线突击”的方式消灭丁毛山的这颗钉子，上级领导的想法是，只要拿下这支部队，其余各部都会溃逃，当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是林总、政委聂帅，担负主攻任务的是红1师，师长李聚奎、政委谭政，战斗打响之后，红1师3团团长黄永胜打头阵，打得十分勇猛，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包围敌军，却啃不动敌人，自身伤亡还十分惨重。

据后来师长李聚奎、政委谭政提交的《关于丁毛山战斗经过详报》描述： “敌人先以炮兵轰击我靠近马路的堡垒，并以炮火、机枪火力掩护其步兵猛烈突击。七时半占领我靠近马路小高地的堡垒，上坑西北堡垒的守备部队，在敌人向左翼攻击时毫无戒备，在敌人接近时竟无抵抗的仓惶溃退，致重要阵地被敌很容易的占领，使上坑西北高地堡垒陷于孤立，受右侧敌人侧射，于九时许亦被敌占领。敌夺取我阵地后，即迅速改造堡垒，加修工事固守，我军则撤在竹嵩岭、刀石及下坑后面一带山地，与敌对峙至十四时许。”

这次丁毛山战斗，红3团伤亡十分严重，一个团九个连，18名连级干部阵亡了13名，单指挥人员就伤亡45人之多，当时就有人听到三团一个当排长的瑞金老兵发牢骚说：“不知捣啥鬼哟？我们一夜不困觉做了一个堡垒，人家一炮就打翻了；而人家的堡垒，我们只有用牙齿去咬！我们没有重火器，天天同人家比堡垒，搞什么鬼！”后来，遵义会议作总结时，把这次战斗也归入“拼命主义”战斗之列。

因为丁毛山这次战斗，黄永胜还荣获一枚黄铜材质，直径3.8厘米的三级红星奖章。使他高兴了大半辈子，当然，税警四团这边为了没邀功宣传称击毙团长黄某，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传回老家的竟然是他战死的消息。因此，只是在清明节，他咸阳黄铁村家里在空余的餐桌上摆上一双筷子和一只碗，以纪念这名曾经是家中成员的老四。

给红一军团造成重大损失的丁毛山这次战斗中，在老蒋眼里税警四团“功勋卓著”，尤其是该团机枪连连长的李鸿指挥的那颗落在指挥机关的年夜饭的炸弹，所幸的是还没有开席，只是桌椅碗筷饭菜四处乱飞，准备围上去就聚的几位领导吃了一肚子烟尘和窝囊气而已。

李鸿，原名李凤藻，字健飞，1904年1月4日出生在湖南湘阴玉华乡来龙村一户世代务农的农民家庭，幼年被父亲送到离家不远的蒋氏私塾去读书。李鸿生性沉静，敏而好学，塾师教过的书文，他从不大声朗读，一个人静静地默诵数遍，即熟记在胸。15岁那年李鸿因家境日困，被迫弃学帮助父亲种田。1925年7月，李鸿赴广州投奔在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师任秘书长的表叔杨觉庵，被介绍考入中央警官学校。警校毕业后又考入黄埔军校第5期工兵科，毕业后从军先后任班长、排长，期间因与自己的顶头上司孙立人志趣相近，他担任税警四团团长时，即调他为机枪连连长。

由于有这一经历，李鸿在随后几年晋升为营长、团长、教育长，抗战期间改编为新编第38师，他担任少将师长，成为远征军，参加了缅北反攻作战，抗战胜利后，李鸿率新38师进驻广州，内战开始后，李鸿率新38师奉令从九龙登船开赴东北葫芦岛参战，接着便开始经沈阳北进先后占领四平、长春、吉林、德惠等地，和我军隔松花江相望。孙立人兼任东北第四绥靖区司令官，李鸿兼任吉林城防司令。

后所部改编为新7军驻守长春，李鸿任被任命为中将军长兼长春警备司令。长春，位于东北腹地伊通河畔，是京哈、长图等东北境内各铁路线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我东北野战军已牢牢把握了东北战场主动权，解放区的面积已占整个东北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老蒋仍固执认为“长春乃伪满故都，亚洲第一大都市，放弃则国际影响极坏。且长春城防坚固，日寇留下的永久工事足以长期坚守，可牵制共军大量兵力，为锦州、沈阳防线争取时间。”并乘专机亲赴沈阳，向坚守东北的嫡系面授机宜，再三叮嘱，必须“集中兵力、重点防守，确保沈阳、锦州、长春，相机打通北宁线”。

然而，我军“围”而不“攻”，在两军的对峙下，上演了一幕幕不见硝烟的战斗，守军在城内以“杀民养兵”为策略，官员与军官穷奢极欲，而普通百姓则在饥饿、疾病和死亡的边缘挣扎，最终民心尽失，加之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长春守军郑洞国和李鸿一起选择率部投诚。

新7军在长春投诚时，副军长史说、参谋长龙国钧向解放军代表提出了如下条件：一是全军放下武器后，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有关这一点，是基本原则，双方很快便同意通过了；二是不参加群众斗争大会并保障任何人亦不得在群众大会上受斗争。这此当官的就怕批斗会，我军也痛快答应；三是请保留一个小农场，并允许自由耕种。这一项我军也爽快答应。四是愿意参加革命工作的，按原级录用，不愿参加工作的发放路费遣送还乡。这一项我军不同意，改为“给予工作”，不能保留原职。五是不得抄腰包，亦不得侮辱眷属。这一点我军一向是如此，通过。

李鸿投诚后，正担心15年前那一炮炸了对手年夜饭的情况，但当年担任军团长的林总似乎并不记得这件事情，还亲自接见了他，他深知李鸿的军事才能，加上又是黄埔学弟，因此，热烈欢迎他加入我军，共同为建立新中国而努力。然而，对方不在在乎过往，李鸿自己却耿耿于怀，他声称只想回到老家，过平静的务农生活，他婉拒了林总的邀请，表达了自己只想回乡做农民的愿望。

根据上面的约定，我军决定尊重他的选择，并发给足够的路费，让李鸿回到老家湖南湘阴玉华乡来龙村，那个时候他的家乡并没有解放，回到家乡之后的李鸿得到消息自己的老长官孙立人在台湾正如日中天，而自己在大陆是没有一点根基，尤其又与红军有过节，他思考了很长时间，并不顾当地组织和亲友的苦苦劝阻，终于还是下决心去台湾追随孙立人。

于是化装成商人，带着妻子及家人先跑到广州，又跑到香港，然后坐轮船到台湾后，孙立人派人到基隆，将他接到屏东，安排他们住下。当天晚上，孙立人邀请他晚宴，两人相见，仿若隔世，情绪甚为激动，当谈到自己新手组建的新1军灰飞烟灭，两人都感到很伤心。

谁知几天之后，李鸿就被抓了起来，这一年他47岁，在台湾等待他的不是新的机遇和挑战，而是一场漫长的牢狱之灾，身在狱中的李鸿心中也充满了悔恨，悔恨自己为何要来到台湾，陷入这个万劫不复的深渊。直到老蒋去世后，查明他的所谓的间谍纯属虚无子有，他才被放了出来，此时已经73岁，成了两鬓苍苍、形容枯槁的老人。站在监狱门口，李鸿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去了台湾。”

而李鸿在监狱里苦苦挣扎的时候，与他一起投诚的新七军副军长史说和参谋长龙国钧留在大陆为新中国服务，却真的搞得风生水起。

先说副军长史说，别号习之，浙江富阳人。生于1910年。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南京交通技术学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交通科、陆军大学第十期毕业。后调南京中央南军军官学校任战术教官。抗战后，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作战科科长，湖南省政府高级参议，湖南省保安处第一科科长，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长沙分校教育科科长，中央通信兵学校教育处处长，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军务处处长。后任远征军新1军参谋长，1946年任新1军新38师师长、1948年7月，任新7军副军长兼军官训练团教育长。要说他还是老蒋的同乡，但看到长春成为一盘死棋，便毅然率部参加起义。

新中国成立后，史说任东北军区司令部研究员，东北军政学校战术教员。1955年任哈尔滨第一中学及哈尔滨师范专科学校教员。1960年调上海任比东中学、向明中学教员。1980年任民革中央候补委员兼上海市委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参事室主任，上海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及顾问，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成为一名副部级领导干部，直到1994年9月逝世。

再说参谋长龙国钧，湖南长沙人，1906年生。1926年，上海复旦大学肄业，黄埔六期通信科、清华大学化工系、陆军大学第十七期毕业。曾在兵工署武汉兵工厂、军令部、参谋本部任职，陆大毕业后到远征军任职。历任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上校参谋、参谋处作战科长，新1军上校参谋处长、副参谋长、新38师参谋长等职。

龙国钧这个人，可不简单，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妥妥的一个学霸。1948年初任新7军少将参谋长。投诚后先后任沈阳化工学校、长沙轻工业技术学校及广州轻工业（化工）学校教员，也成为一名为新中国建设作贡献的英雄人物，1974年5月30日在广州逝世。

　1988年8月，李鸿在台病逝，享年85岁。追悼会遗像上方端悬孙立人

亲书的一副长联：六十年亲似弟兄，喜训善战。本望长才大展，精练雄师。奈竖子预定阴谋，削我股肱，构陷诏狱 ！常胜军纵横南北，能守能攻。那期上将平庸，牺牲劲旅。愿总统未遭蒙蔽，还君清白，洗尽沉冤 !

这对联的内容，不管是真也罢，假也罢，李鸿虽然与红军作对，但至少是位曾经英勇抵抗侵略的虎将，他一生没做过什么坏事，雄才大略，蹉跎半生，老死蓬蒿，默默无言。后来，他的骨灰由夫人马真一带回长沙，安葬于金盆岭，一代名将终于长眠故土。单一针对他后悔去台湾的遭遇，而他下属得以安享晚年这一事，在场的每一个人得知他的事情后，都会向他的墓碑深深鞠一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