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告知1965年军队定级情况及级别问题

1965年6月，解放军取消了军衔制度。所有将帅摘下肩章，改按行政级别拿工资。

同样是副兵团级上将，有人定行政5级，有人却只能拿6级。陈再道不明白，洪学智也想不通。

这一级之差，工资倒是关键是为什么？凭什么？直到七十年代初，在福州的一间病房里，罗瑞卿才对陈再道说出了真相——"有人传话，你的级别不能搞高了。"

1955年9月，中南海怀仁堂。十大元帅、十大将、57名上将接过了沉甸甸的肩章。陈再道站在上将的队列里，肩上三颗金星闪闪发光。那一年他46岁，从木兰山上的游击队员，到红四方面军的军长，再到武汉军区司令员，这三颗星是用二十多年的枪林弹雨换来的。

但这套照搬苏联的军衔制度，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

军长该授中将，结果大多是少将。师长该授少将，拿到手的却是大校。比国外同级军官低了整整一到两级。更要命的是，十年过去，一千多名将帅，竟然没有一个人晋升过军衔。

军衔和薪金不挂钩，军衔和职务也对不上号。这套制度在军队里运转得别别扭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它的必要性。

1958年，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他很不喜欢肩上那两块牌牌。台下不少人点头。到了1964年，毛泽东越发觉得，军队高级干部工资太高，和普通士兵、和老百姓差距太大。这容易脱离群众，容易滋生官僚主义。

1964年8月，北戴河。贺龙和罗瑞卿向毛泽东汇报军队高级干部减薪的方案。贺龙突然问了一句："是不是连军衔也一起取消算了？"

毛泽东几乎没有犹豫："取消！搞掉那块牌牌！我早就想搞掉它了！"

消息传回北京，林彪那边沉默了好几天。

罗瑞卿几次打电话催问，都没有回音。罗瑞卿察觉到不对劲，又让秘书去请示。两天后，林彪才回了四个字："林总同意。"

1965年5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6月1日起，解放军正式取消军衔制度。全军官兵统一佩戴红五星帽徽、红领章，不分将帅士兵。从远处看，只能通过上衣口袋的数量判断是干部还是战士——干部四个兜，战士两个兜。

取消军衔容易，钱怎么发？

军队不能再按军衔拿工资，得改成国家行政干部级别。这就是1965年的"减薪定级"。表面上叫减薪，实际上是把军队工资体系并入地方行政体系。过去军队级别对应的工资比地方高，现在拉平，对很多高级干部来说，确实是减了薪。

定级的原则看起来很简单：主要看军队级别，参考现任职务，军衔只是补充。正兵团级上将，基本上定行政5级。副兵团级上将，大部分也是行政5级。但总有例外。

陈再道拿到通知，行政6级。

他愣了一下。自己是副兵团级，上将军衔，现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大军区一把手。按说怎么也该是5级。可名单就这么定了，王平6级，洪学智6级，刘震6级，唐亮6级，郭天民6级。他们几个副兵团级上将，全是6级。

更让人想不通的是，副兵团级中将里，廖汉生、吴法宪、刘志坚、肖向荣，反倒定了5级。中将比上将级别还高？这账怎么算？

韦国清和阎红彦是6级，这个能理解。

韦国清五十年代就转到地方当省长，主动要求按地方行政级别拿工资。阎红彦根本没有军队级别，一直就是地方干部。但陈再道、洪学智他们不一样，他们是实打实的野战军出身，从红军打到解放军，资历摆在那里。

陈再道不说话，但心里有疑问。洪学智后来在回忆录里写："其他上将是行政5级，自己被压了一级。"这个"压"字，用得很直白。

定级是谁定的？总干部部负责拟名单，报军委办公会议讨论，再呈送上级批准。整个过程不公开，不解释，你是几级就是几级，没有申诉渠道。

对老将们来说，工资差个几十块钱不算什么。他们在乎的是那个看不见的东西——同级同军衔，凭什么你是5级我是6级？这个理由到底是什么？

没人告诉他们。

1967年7月，武汉。"百万雄师"冲击东湖宾馆，打伤了中央来的工作组成员王力。毛泽东连夜登机飞往上海。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被指为"百万雄师"的后台，当场撤职。

这就是震动全国的"七二〇事件"。

陈再道从大军区司令员变成了专案审查对象。批斗，下放，劳动改造。1972年，他被安排到福州军区当副司令员，职务降了，但至少还在军队。

1970年代初，福州。陈再道住进福州医院休养。同一栋楼里，还住着另一个人——罗瑞卿。

罗瑞卿的遭遇比陈再道更惨。1965年12月，他在昆明被紧急召到上海，参加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会上，林彪、叶群、吴法宪等人对他突然发难，指责他"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1966年3月，京西宾馆会议继续批判他。罗瑞卿承受不住压力，从三楼跳下去，双腿粉碎性骨折。后来截肢，从此只能坐轮椅。

两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如今都成了"待定"的废人。但他们还算幸运，至少活着，还能见面，还能说话。

福州的日子很长，长到可以把很多往事重新翻出来想一想。

有一天，罗瑞卿主动找到陈再道，聊起了1965年的定级。罗瑞卿说，当时他是军委秘书长，定级工作经他手。他记得很清楚，有人找他和徐立清，专门传达了一个指示："陈再道的级别不能搞高了。"

陈再道听完，沉默了很久。

罗瑞卿继续说，如果没有这个所谓的"指示"，按照资历、职务、级别来算，陈再道应该是行政5级。副兵团级上将，大军区司令员，土地革命时期的红四方面军军长，抗战时期的冀南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的二纵司令员，这份履历拿出来，5级绝对够格。

但"指示"下来了，相关人员就得按指示办。

谁的指示？罗瑞卿没说。或者说，不能说。

陈再道终于明白了。不是自己资历不够，不是战功不够，不是职务不够。是有人不希望他的级别定高。至于为什么不希望，那就更不能问了。

1976年9月18日，毛泽东逝世。罗瑞卿、谭政、陈再道三个军委顾问，只分到一辆车去参加天安门广场的追悼会。

陈再道当场就火了："罗瑞卿一人就得一台车，他坐轮椅，还得有人推！我们三个人怎么去？"谭政说没车就不去了。罗瑞卿吼了一句："没车我就爬也要爬到天安门去！"

最后还是争取到了两辆车。三个老将军，坐着两辆破车，去给主席送最后一程。

1978年7月，中央为"七二〇事件"平反。11月，武汉召开万人大会，陈再道恢复名誉，恢复政治待遇。1977年，他被任命为铁道兵司令员。邓小平听了汇报，哈哈大笑："还是再道有办法！"

罗瑞卿也恢复了工作，1977年8月复任中央军委常委和秘书长。但他的腿再也站不起来了。1978年7月，他去德国治疗腿疾，临上飞机前对送行的人说："等我回来，我就不坐轮椅了，我要站起来走路。"

一个月后，罗瑞卿死在了德国的手术台上。心肌梗塞，终年72岁。

洪学智活得最长。他是唯一一个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的人——1955年一次，1988年恢复军衔制又一次，被人称为"六星上将"。2006年，他在北京去世，享年94岁。

陈再道活到1993年。晚年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顾委委员。1988年，他获得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4月6日，他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那个1965年定级的疑问，始终没有正式的、公开的答案。

后来有学者研究这段历史，发现1965年的定级工作确实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军队级别和军衔脱钩，同级不同待遇的现象比比皆是。更关键的是，定级标准不透明，缺乏申诉机制，给人为干预留下了巨大空间。

当时的政治背景很复杂。1962年之后，军委内部分裂成两派：贺龙、罗瑞卿一派，林彪、叶剑英、聂荣臻一派。罗瑞卿和贺龙走得近，得罪了林彪。

到1965年，罗瑞卿身兼十几个职务，包括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权力大到让很多元老不舒服。

林彪跟毛泽东抱怨：罗瑞卿这个人变了，从头到脚都是官，他俨然是军队统帅了。

陈再道的定级，会不会也牵扯到这些派系斗争？没有档案，没有证据，只有罗瑞卿在病房里的那几句话。

这几句话，是唯一接近真相的线索。

历史的教训是明确的：人事制度必须公开透明，必须有规可循。用"指示"代替制度，用默契代替规则，最后受伤的永远是那些埋头做事的人。

陈再道、洪学智、罗瑞卿，这些将军打了一辈子仗，最后却在一张定级表上栽了跟头。他们在乎的不是那几十块钱工资，在乎的是一个说法，一个理由，一个公道。

可惜，从1965年到现在，这个说法始终没有给出来。

或许，这就是那个时代留给后人最沉重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