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准备对蜀汉动手的前夕,相国司马昭家里来了一位客人,正是这次伐蜀大战总指挥钟会的亲哥哥钟毓。
钟毓见到司马昭,开口就说了一番不太寻常的话。他表示,自己的弟弟钟会平时做事喜欢张扬,而且心里藏着不小的野心,把这么大的事交给他,恐怕不太妥当。
听了钟毓的担忧,司马昭的回答挺干脆:如果将来钟会真的造反,你们一家不会受到连累。
其实,钟毓不是唯一一个反对钟会挂帅的人。早在决定出兵之前,就有人提出钟会不适合当主帅。理由是曹魏一向有规矩:将领带兵外出,必须留下儿子在都城作人质。可钟会没有儿子,让他带着全国近一半的军队去打这么一场大仗,风险太高。
但这些意见,司马昭都没采纳。
司马昭非要钟会上台,有摆在明处和藏在暗处的两层原因。明的原因很简单:当时朝廷里支持司马昭伐蜀的高官不多,钟会是其中态度最积极的一个。
暗地里的原因就复杂一些。司马家靠着团结曹魏朝廷里大多数的世家大族,才掌握了实权,但这同时也形成了一个局面:权力只在几个大家族的小圈子里流转。现在司马昭要打蜀汉,总指挥肯定得从这个圈子里出。可这些大家族本来就有声望有地位,如果再立下灭蜀这样的大功,难免势力膨胀,将来会不会威胁到司马家?所以选谁当这个统帅,就特别有讲究。
就像钟毓说的,钟会这人爱出风头,野心也大。在政治斗争中,过早暴露野心,反而说明他对权力、对政治看得还不够深。说不定,司马昭从一开始就想找一个有点小聪明、但缺乏大智慧的世家子弟来当统帅。只有这样,灭蜀的功劳才能真正变成巩固他自己权力的垫脚石。
司马昭和钟毓都出身顶尖豪门,他们最清楚世家子弟的弱点。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两个人都没看错。
一场很多人不看好的仗
前面说到,司马昭要打蜀汉这件事,在当时的曹魏朝廷里,支持的人其实不多。因为蜀道太难走,过去三十年魏蜀在边境的拉锯战早就证明了一个道理:谁主动进攻,谁就容易吃亏。劳师动众跑那么远,胜负太难预料。
但司马昭管不了那么多,因为他太需要打一场胜仗了。
为什么他这么急迫地需要一场胜利呢?因为就在三年前,司马昭干了一件惊天动地、前所未有的大事——当街杀死了皇帝曹髦。
为了弥补杀皇帝带来的恶劣影响,司马昭必须用一场显赫的军功来装点自己的门面。所以,伐蜀之战非打不可。
因为前景不明朗,朝廷里那些有身份的世家子弟大多不想碰这个烫手山芋。但钟会不一样,自从高平陵之变后,他一直很想往上走,所以极力支持司马昭伐蜀,还亲自拿出蜀地地图,一条条分析,证明这事能成。
司马家掌权后,曹魏进入了世家大族主导的政治模式。这些家族子弟虽然掌握了权力,但毕竟多数是靠“举孝廉”这类名声入仕的,表面功夫还得做,总得标榜一下自己的“德行”。
作为世家大族的话事人,司马昭本来应该走“有德之人得天下”的老路来篡位。但人算不如天算,曹髦的突然反抗,让司马昭措手不及,搞出了当街杀皇帝的恶劣局面。
这件事严重损害了司马家的名声。司马昭日后想改朝换代,恐怕很难再走“天命所归”的传统剧本了。
他必须换条路走。新路线需要做两件事:第一,自己建立大功业;第二,让支持自己的人得到大好处。
司马昭急需大功业,所以必须伐蜀。同时他又急需证明自己不会亏待支持者,所以当钟会公开支持伐蜀时,司马昭出于政治考虑,也必须给钟会足够大的权力。
就这样,司马昭匆匆启动了灭蜀计划,钟会也顺理成章地当上了总指挥。
寒门将领的生死一搏
钟会是曹操时代名臣钟繇的小儿子,出身好,又聪明,仕途一直很顺。特别是在高平陵之变后,因为他站队司马家,成了司马师、司马昭兄弟核心圈子的人,司马昭甚至把他比作汉代的张良。
当上伐蜀主帅那年,钟会三十八岁,是政坛上闪闪发光的明星。
钟会敢接这个“烫手山芋”,一方面像他哥哥说的,是野心驱动;另一方面,他也有自己的盘算。
当时蜀汉内部斗争厉害,姜维的兵权被削弱,汉中一带防守空虚。这时候曹魏出兵,确实能占到一些便宜。另外,经过三十年对峙,曹魏的体量优势越来越大,经济实力强了,收买蜀汉官员的底气也足了。
基于这些,钟会觉得出兵伐蜀,至少不会空手而归。
事情一开始也确实如他所料。魏军分三路进攻,蜀汉内斗正酣,仓促应战,姜维左支右绌,十分狼狈。最后,钟会率领的魏军攻占了汉中大部分地方,姜维只能带着残兵退守剑阁天险。
魏军拿下汉中,姜维守住剑阁,仗打到这个地步,按理说该停了。因为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个可以接受的结果:钟会出了兵,有了战果;司马昭的功劳簿上也能记一笔。双方都能积累一些政治资本。
但历史从不按写好的剧本来。一个出身普通的将领,赌上了自己的一切,让这场世家大族的游戏出现了意外。
作为西路军统帅的邓艾,在主力被姜维挡在剑阁、无法前进的情况下,决定冒险走阴平小路,直插蜀汉腹地。
这本来是一条死路。就算成功穿过阴平,邓艾手里只有几千人,后勤断绝,没有援军,在敌占区根本难以生存。
但历史有趣就有趣在这里。蜀地的地方势力对蜀汉政权早有不满,邓艾的几千人马一到,当地豪强立刻“喜迎王师”。随着这些地方力量的加入,打到成都城下时,邓艾的部队竟然从几千人扩到了几万。
被围在成都的刘禅最后听信谯周的主张选择投降,也是因为地方势力已经用脚投票。如果刘禅自己肯体面,那就体面投降;如果他不体面,地方势力恐怕就要帮他“体面”了。
邓艾豁出性命的军事冒险,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但对钟会来说,原先设想的好结局不存在了。他必须重新想想自己的处境。
如果只是拿下汉中,他和司马昭还能继续做政治盟友。但如果不到四十岁的他真灭了蜀汉,那事情就复杂了。同样出身世家,又有灭蜀大功,他就成了司马昭潜在的竞争对手。
权力让人昏头
钟会是开国元老钟繇的儿子,在世家圈子里以聪明出名。他应该能看清形势:如果灭蜀的功劳全算在自己头上,他和司马昭的关系就会很微妙。真想自救,他该想办法把功劳推掉——现成的理由就是,邓艾偷渡阴平成功并不在他的计划之内。只要把功劳主要归给邓艾,他就能解脱,以后还可能多一个军中盟友。
但权力是最好的迷魂药。一向聪明的钟会,开始犯糊涂了。
前面那个“退一步”的办法虽然大概率安全,但代价是承认这次出兵没给自己带来多少实际的政治加分。这个结果,钟会不甘心。
问题总有进退两种解决办法。除了往后缩,还可以“搏一把,单车变摩托”。历史在这里,给了钟会一个看起来像机会的陷阱。
刘禅向邓艾投降后,在剑阁和魏军对峙的姜维,也带着四万蜀军主力向钟会投降了。
钟会看了看手里的牌:魏军三路里,自己带的十万主力,加上之前收编的中路军诸葛绪的三万人,都在自己手里。现在又多了四万投降的蜀军。整个蜀地,还能对自己有点威胁的,只剩下邓艾那三万人了。
十七万对三万,优势很大。
手握这样的优势,钟会觉得把邓艾那三万人也收编过来把握不小。到时候二十万大军在手,坐拥蜀地和汉中,简直就像当年刘邦出汉中定三秦、争夺天下的翻版。前景一片大好。
有这么好的牌,凭什么还要听司马昭的?
理论上,钟会的想法有点道理。但他忽略了一点:那二十万大军,真的听他指挥吗?
一场虎头蛇尾的叛乱
灭蜀之后,司马昭给了邓艾和钟会这样的封赏:邓艾升为太尉,加封两万户;钟会升为司徒,加封一万户。
太尉和司徒都是三公,级别一样。但在最实在的封邑上,实际带兵偷渡阴平的邓艾,比总指挥钟会多了一万户。
面对这个结果,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
如果钟会觉得,自己没直接参与阴平之战,却也能当上三公,应该很满意。更重要的是,让邓艾在功劳上压自己一头,他对司马昭的威胁就小了,安全系数大大提高。
但如果钟会觉得,自己出身顶级豪门,又是总指挥,封赏还不如邓艾这个“草根”,那就会非常不满。
钟会选择了不满。更麻烦的是,邓艾进了成都后的一些举动,加剧了这种不满。
邓艾占领成都后,多次说蜀地百姓幸亏遇到他,才得以保全。他还擅自给蜀汉官员封官,直接上表请求按惯例封刘禅为王。
这些举动让司马昭非常不高兴。当然,也有人认为邓艾不至于这么没政治头脑,这些罪状可能是钟会伪造的——毕竟钟繇、钟会父子的书法水平很高,仿造几封信不算难事。
钟会给邓艾安了个谋反的罪名,报告司马昭之后,就匆匆把他抓了起来,收编了他的军队。
他的下一步计划,就是带着手里的二十万大军杀回洛阳。成功了,就得天下;不成功,就进蜀地守着,也能当个刘备第二。
对于钟会报告的邓艾谋反,司马昭的回复是:邓艾确实可能有异心,我怕你一个人对付他吃力,已经派贾充带一万人去支援你,我自己也会带十万大军驻守长安,给你压阵。
这个回复让钟会大吃一惊。他立刻明白,自己骗不了司马昭。这位当年平定诸葛诞叛乱时,为了稳住后方,连皇帝和太后都带在身边的相国,从来没有完全信任过他这位“自己人”。
于是他决定先动手,假借太后的遗诏,逼着手下的魏军和投降的蜀军一起反叛司马昭。
姜维给钟会出了个主意:把魏军的高级将领全都杀掉,用蜀军的军官来指挥魏军。钟会没采纳。因为一旦这么做了,这支队伍到底听谁的,可就不好说了。
钟会大概想让魏军和蜀军互相牵制,自己稳坐中间掌控局面。但现实从来不是只靠算计就能运行的。
被逼着一起造反的魏军将领们私下商量:造反是钟会自己的主意,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而且我们的父母妻儿都在魏国,跟着他造反,全家都得遭殃。
伐蜀的魏军大多不愿意跟着钟会谋反,于是秘密策划除掉他。当天晚上,魏军将领发动兵变,钟会和姜维都被杀死。这场看似稳赢的叛乱,还没真正开始,就结束了。
如果只看纸面实力,这场叛乱不该这么快收场。钟会到底差在哪儿?
世家大族的通病
世家大族,是从西汉初期宽松环境下崛起的豪强家族,经过几代人发展形成的。
汉武帝的严厉打击让豪强们明白,光有钱不行,还得有权。所以汉武帝之后,豪强子弟们通过儒学这条路,一步步挤进权力中心。到西汉后期,他们已经成了帝国最有活力的群体。
“圣人”皇帝王莽把天下搞乱后,豪强家族跟着刘秀建立了东汉,从此和权力绑得更紧了。
这时候,顶级豪强家族的标准配置是:地方上有大量土地和产业,掌握经济命脉;中央有族人身居高位。这些家族有钱、有权、有人(佃户、家奴,甚至私人武装),“豪强”这个词已经不够形容他们的能量了。因为他们能把权力一代代传下去,所以被称为“世家大族”。
世家子弟喜欢用某种学问当作门槛,把别人挡在外面,东汉末年流行的经学就是典型。
他们把控着文官系统,内部斗争也很激烈,但这些斗争大多停留在“上流社会”的层面:他们只负责制定计划,至于血腥的执行过程,那是下面的人去干的,他们不屑于亲手去做。
这种行事方式养成了一种习惯:把权力的执行过程想得很简单。
在钟会眼里,他率领和收编的这二十万军队,理所当然该为他卖命。但事情哪有那么简单?
钟会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魏军将士的家眷都在洛阳。用家人来牵制将士,是曹魏一贯的做法,也是被证明有效的手段。这些具体的经验,只有真正带过兵、经历过事的人才懂。
社会不同阶层,运行逻辑是不一样的。想争夺天下,就必须清楚所有这些规则。
钟家和司马家虽然都是顶级世家,但有一点很不一样:司马懿带兵多年,在军队里有自己的根基。这份军中影响力被司马师、司马昭继承下来,两代人几十年的经营,构成了司马家权力的基础。没有在军中长期的经营,司马家的位置怎么可能坐得稳?
想成事,得有军队支持——这个道理钟会懂,但他显然把获取军权想得太简单了。
想让一支军队效忠,靠的不是一纸任命状,而是多年同生共死积累的感情。除此之外,还要有利益捆绑和纪律约束。在军队里建立权威,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没有十年以上的深耕根本做不到。
钟会以为,靠司马昭给的总指挥头衔,再加一个“攻下洛阳重重有赏”的空头承诺,就能让一支临时拼凑的大军为他拼命?
有句话说得好:能一秒看透事物本质的人,和一辈子都看不清的人,命运注定不同。
钟会在世家圈子里以聪明著称,但从他对权力的理解来看,他只有些小聪明,缺乏真正的大智慧。
虽然有很多因素影响,但人类社会终究会慢慢回到“能力配得上资源”的轨道上。
当豪强家族顶住了汉武帝的压力继续壮大时,就注定了下一个时代由他们书写;而当世家子弟变成一群只会死读书的“念经贵族”时,他们的时代,也就快走到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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